月亮和六便士

思特里克蘭德是個在倫敦做事的證券經紀人，他有一個富裕和美滿的家庭：妻子漂亮，愛慕虛榮，兩個孩子健康快樂。按理說，他應該滿足於這種人世的快樂才對，儘管這種生活未免庸俗和平靜。但是，就在他們婚後的第17個年頭，他突然離家去了巴黎，拋棄了在外人看來很好的事業和家庭。就在人們以為他的出走是因為有外遇的時候，人們發現的事實卻是：他原來只是為了畫畫。

這時的思特里克蘭德沒有任何的繪畫基礎，他只是愛好畫畫而已。在外人看來，他簡直瘋了，他的生活開始變得窘迫，幾次險些因飢餓和疾病而死。他畫的畫也完全不像個樣子，總是在原有的事物上進行破壞，除了有個蹩腳的畫家戴爾克·施特略夫把他當成上帝外，任何人都不會買他的畫，事實上他也從不輕易賣畫。

他不停地流浪，最後來到了塔西提島，與一個土著姑娘愛塔結了婚。這時的他看起來似乎很知足，他有了一個土著人做妻子，他們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地方，他每天都在那裡作畫。但不幸的是，不久他就感染了麻風病，在他病逝的前一年，他成了瞎子。愛塔一直照顧著他，直到他完成了自己的巨型壁畫，身體潰爛而死。他的妻子依照他的遺言焚毀了掛滿壁畫的屋子，甚至沒有留下一根木頭。

《月亮和六便士》中的英國畫家是以法國後期印象派大師保羅·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為原型塑造的人物，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高更在立志從事繪畫前也做過經紀人；高更一生也非常坎坷、貧困；高更最後也到了塔希提並埋骨於一個荒涼的小島上。但除了生活的大致輪廓外，毛姆創造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物。這篇小說是毛姆在游經塔希提島后，回到歐洲后寫成的。

思特里克蘭德

思特里克蘭德原本是證券經紀人，有一個看似幸福的家庭。在他那張粗野的，顯著肉慾的臉的背後，有著一顆騷動而不安的心，他飽受孤獨的摧殘，經受來自“神”的折磨，而他又是天生為藝術而生的人，所以，他註定在“神諭”的召喚下，在驅之不散的念頭的驅使下，在時間不在場的誘惑下，衝出世俗的樊籬，走向了藝術的至境。他正是在孤獨中彷徨，在孤獨中衝突，在孤獨中生成，在生命的最後一瞬間，在孤獨中實現了靈魂的自由。

思特里克蘭德太太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在20世紀初都是生逢其時。她出身於英國世家，結交社會名流，舉手投足端莊典雅，完全符合上流社會所要求的女性風範。在社交場合她總能巧妙地不讓冷場出現，還能引導大家的談話總是環繞一個共同的主題。有時，“她讓你覺得接受她的同情是對她做了一件好事”。她面容和藹可親，衣著大方得體，家居布置淡雅別緻。她非常能幹，家務安排得並井有條。她還是一位賢妻良母，關心孩子並使他們富有教養。她的丈夫是一位忠厚老實的證券經紀人。總之，這是一個恩愛和睦、誠實體面、不受任何災變困擾、令人羨慕的中產階級家庭。然而，思特里克蘭德太太苦心經營的安樂窩卻被丈夫的出走擊得粉碎。“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種種不同”，托爾斯泰的名言在這裡卻頗富諷刺意味：這樣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她完全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的丈夫卻自以為如此。思特里克蘭德太太曾滿含愛意地對“我”談起她丈夫：“他一點文學修養也沒有，是個十足的小市民。”她認為丈夫的出走是因為有了新歡，“跟一個女人跑到巴黎去了。”她根本不能想象、也不能接受丈夫為了心中一個神聖的理想—“我必須畫畫兒”而離開她。不過，在她那一類女性中她還是聰明的，當她最後得知實情后她絕望了：如果是私奔，他早晚都會厭倦，她也能原諒他（這是她的高人之處），如果是為了一個理想，一切就都完了。她可以是一個女人的對手，卻不是某種觀念的對手。

勃朗什

與思特里克蘭德太太晚年優裕安詳的生活正相反，勃朗什這個“彷彿心裡藏著什麼似的”令人難以捉摸的女子卻流星般從這個世上—也從思特里克蘭德冷酷的心中倏然而逝。她曾是一個羅馬貴族的家庭教師，被男主人騙去了純真的愛情，身臨絕境準備自盡時，幸遇好心的平庸藝術家施特略夫，二人結了婚且非常“幸福”。“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幅叫你思念不置的圖畫。”然而，這又是一個貌似安寧嫻雅、令人愉快的家庭，一件人為的精品，脆弱到不堪外界的輕輕一擊。由於施特略夫經常幫助那些窮困潦倒的畫家，他們結識了思特里克蘭德，在後者身無分文、饑寒交迫、奄奄一息之時，施特略夫極力勸說勃朗什把他接到家中照顧，遭到一向溫順的勃朗什的堅決反對：“我討厭這個人！”“他沒有教養，不懂禮貌。”“如果他到這裡來，我就走！”但是，當施特略夫喋喋不休，甚至提到她也曾落難時，她屈服了，但同時流露出與平常的沉著穩重相反的驚懼不安和可怕的預感：“他會給我們帶來禍害！”

愛塔

愛塔是塔希提島當地土著居民，她在塔拉窩河旁有一小塊地產，女房東說“那裡收穫的椰子干按現在的市價足夠你舒舒服服過日子，你畫畫要多少時間就有多少時間。”她很節儉，把在鮮花旅店幫工掙的錢都攢了起來，她不在乎那些繁文縟節，非常通情達理，她不要求當著市長的面舉行什麼儀式，這並不意味著她是個沒人娶的姑娘：她很漂亮，也很自愛，從不跟人亂來，她做這一切僅僅因為她喜歡思特里克蘭德。與前面二樁婚姻的貌合神離相比，他們的婚姻生活簡單而幸福。

作品主題

毛姆在小說中深入探討了生活和藝術兩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小說所揭示的逃避現實的主題，與西方許多人的追求相吻合，成為20世紀的流行小說。

“毛姆以高更為靈感所寫的小說《月亮和六便士》，毫無疑問杜撰超過事實。”“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高更認為他最終能夠享受成功的果實，讓一家人團圓。”對比小說與現實可以發現，高更對繪畫的追求有其因果關係和過程發展，而思特里克蘭德的出走則非常突兀和過於激烈，再加上作者利用虛構的情節和敘事手段上的技巧，就塑造了一位不通人情世故和不食人間煙火的所謂純粹意義上的藝術家。比起高更的出走，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的出走完全不符合現實的邏輯，對於讀者來說更是不可理解。其實這裡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可以說明毛姆如此寫作的目的。即毛姆自我慾望的虛擬滿足。

六便士是當時英國銀幣的最小單位，有個朋友跟毛姆開玩笑說，人們在仰望月亮時常常忘了腳下的六便士，毛姆覺得這說法挺有意思，就起了這個書名，甚是開玩笑的語氣。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則是現實的代表。

藝術特色

《月亮和六便士》的現代性首先表現在它的觀念性上，在《月》中，毛姆表面上描寫了主人公的命運和遭遇，實際上表現了自己對藝術與生活關係的思考。緊緊纏繞著主人公思特里克蘭德頭腦的問題是藝術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如何處理藝術和經驗的關係，傳統表達手段是否可靠以及對駕馭現代思維的嶄新形式的探索等問題，在經歷了不斷的波折后，克蘭德終於醒悟藝術是具有極大的自主性獨立性的東西，變換不同的敘述角度，就會得到不同的結局。現實生活是真實醜陋殘酷無情的，因此表面上優美高雅的藝術只是對現實的粉飾，藝術的本質是虛假的。在小說中思特里克蘭德還表現出了對傳統藝術手段的極度不信任感，這種感覺使他在繪畫表現上困難重重，一度陷入沉默仿惶無所作為的困境，不得不尋找適合自己表達的新途徑，毛姆在小說中加入對藝術問題的思考使小說具有很強的觀念性，這種觀念性使小說具有了豐富複雜的多重含義，通過表層和深層、敘述和觀念的對抗，使小說具有廣闊的張力和內涵，表現出濃厚的現代小說的特徵。

《月亮和六便士》的現代性還表現在人物的虛化上，它的人物既不注重鮮明的個性化特徵，也不是某種類型人物的代表，而往往是一種情慾一種精神的象徵，人物形象模糊不情，像水墨畫上遠山背景一樣被淡淡地做了虛化處理，往往給人以脂肪的捉摸不定感，讀者需要根據作者布置的懸念，暗示、細節、啟發以及某種可感的總體氛圍去猜測推斷，然後才能逐漸發現隱含在人物背後的象徵意義。這在思特夫克蘭德身上突出體現出來，他在行為上總是具有不循常規的神秘性，不勝預防的突兀性，有著接連不斷的不同尋常之舉。在言語上沉默寡言，屬於拙於交際的啞牛形象，他說起話來總是半吞半吐欲言又止；或是短小零碎，簡煉如電報；或者乾脆躲開同讀者直接的正面接觸，而通過別的見證人進行旁敲側擊的側面暗示，這往往給人以霧裡觀花隱約含混的印象，思特夫克蘭德的這種表現一方面顯示了他對既定語言的不信任感，在他看來，由於醜陋不堪的現實生活的侵蝕，語言和它所指的事物之間的關聯己被打破，語言己成為滲透著資產階級功利觀念的意識之網，成了“乾癟的物質”，己不能表現自己內心對事物真實意義的探索，因此自己說話不能不為尋找準確達意的詞語而思尋搜索，遲疑不決。另一方面，他的行為也顯示了他對暴露真實自我的恐懼和憂慮。每次涉及自我的主題，他或者閃爍其辭，叉開話題，藉以掩飾真實的內心；或者裝聾作啞，閉口不談，陷入長時間的沉思默想之中。即使被迫勉強應答，也是一問一答，極其簡短，無絲毫交談的熱情和表露的慾望，在小說結尾，他乾脆逃離了歐洲文明社會，躲避到人跡罕至的蠻荒海島，想以此掩藏真實的自我。思特夫克蘭德的這兩種情況，不論是對言語的極度不信任感抑或是對坦露真實自我的恐懼都顯示出了很強的現代意味，這使得毛姆的小說具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某些特徵。

《月亮和六便士》的現代性還表現在對人類非理性意識特別是原始野性力量在文明社會作用的探索上。整個19世紀都認為健康的生活離不開對形式、秩序、條理性和模式的尊崇順服，尋找秩序條理、某種時間模式以超越紛雜的偶然事件成為當時作家追求的一種時尚。《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蘭德開始也在刻板規矩的理性節奏中生活了多年，然而他不久發現在這種平靜的生活秩序中他漸漸耗盡了自己的才華，精神上也喪失了活力，創造性日益萎縮。於是他走向了生活的另一個極端，放任非理性意識的泛濫，用野蠻、原始、毫不留情的生命力量衝擊著生活表層的理性秩序，他變成了一個陰鬱傲慢、目空一切擁有無情的巨大力量的怪物，成了“從永恆黑暗的門檻那邊發出的聲音”，他的整個生活都處在罪孽與邪惡之中。在文中最後經過不斷探索，他終於醒悟了極端的理性與非理性都不是健康生活，健康的生活是兩者間一種有節奏的振蕩和慣性擺動，是這種不斷變動的生活中瞬息的平衡點，人應當抱有真誠的勇氣，對生活的忠懇態度，以此來抵禦黑暗無情、龐大陰鬱的原始自然力量。

毛姆對敘述者“我”的應用也使他的小說在敘述方式上獨具一格別有新意。敘述人一方面在結構上對主人公經歷的幾個板塊有串線作用，把它們或明或暗有意無意地串接成結構上的一個整體，“我”作為事件的目擊者，同書中人物直接發生關係，起著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我”這個敘述者同作者和讀者也有複雜微妙的關係，可說是二者之間發生聯繫的一個媒介。敘述考既可能是作者向讀者傳達思想表明態度的一個道具，也可能是毛姆為了使讀者向其思想靠攏而在中造故意施放的誘人進入誤區的煙幕。在《月亮和六便士》中，當思特夫克蘭德的妻子得知丈夫離家出走，一時表現得異常悲痛時，“這時的我並未顯現出應有的同情加以勸解安慰，反而漠然詳細地觀察起屋裡擺設的傢具來。”結合後來妻子對丈夫克蘭德的刻薄惡毒和無情謾罵，讀者自然會從“我”這個觀察者的態度中分辨出她的悲痛只不過是一幅假面具。

然而，敘述人的態度是那樣飄渺隱約，只具有模糊的暗示，因此誰也不敢斷定他的態度里是否掩蓋著深層的含義，也許觀察傢具的動作真是為了掩蓋自己發自內心的同情。因為事實上敘述者“我”將自己發展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局外人，一個真正的觀察者，他也成為了自己一手製造的模糊含混的受騙者，和讀者一樣喪失了對所表現的生活的解釋權。敘述者的態度就是這樣既有真又有假，既可信又不可信，體現了複雜的生活的本色。接著，敘述人“我”突然間又就得糊塗和無知起來，他擔負著起勸說克蘭德回心轉意同家人團圓的任務。他充滿淺薄的好奇心，絮絮不休地盤問克蘭德，想打聽出更多的奇聞異事，並且把這種規勸當成一種善事，企圖把克蘭德拉回到他不屑的現世生活中，敘述者越是犯傻、無知，就越顯得滑稽不堪，當讀者終於破譯了作者的圈套，從情節中解讀出“自由”二字時，才發現裝瘋賣傻的敘述者僅是作者促使讀者進行思考的工具。毛姆就是這樣運用敘述者的方式靈活調節著讀者、作者、人物的關係，在不損壞讀者的獨立自信的前提下使讀者不知不覺接受其引導，調整自己的觀念、認識並最終同作者趨向一致，直至最後全部接受作者的思想。

毛姆的這部小說問世后，以情節入勝、文字深刻在文壇轟動一時，人們爭相傳看。這篇小說的原型是法國印象派畫家高更，這更增加了它的傳奇色彩，受到了全世界讀者的關注。

威廉·薩默賽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於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父親是律師，當時在英國駐法使館供職。小毛姆不滿十歲，父母就先後去世，他被送回英國由伯父撫養。毛姆進坎特伯雷皇家公學之後，由於身材矮小，且嚴重口吃，經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時還遭到冬烘學究的無端羞辱。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靈上投下了痛苦的陰影，養成他孤僻、敏感、內向的性格。幼年的經歷對他的世界觀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徠1892年初，他去德國海德堡大學學習了一年。在那兒，他接觸到德國哲學史家昆諾·費希爾的哲學思想和以易卜生為代表的新戲劇潮流。同年返回英國，在倫敦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當了六個星期的練習生，隨後即進倫敦聖托馬斯醫學院學醫。為期五年的習醫生涯，不僅使他有機會了解到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而且使他學會用解剖刀一樣冷峻、犀利的目光來剖視人生和社會。他的第一部小說《蘭貝斯的麗莎》，正是根據他從醫實習期間的所見所聞寫成的。

從1897年起，毛姆棄醫專事文學創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寫了若干部小說，但是，用毛姆自己的話來說，其中沒有一部能夠“使泰晤士河起火“。他轉向戲劇創作，獲得成功，成了紅極一時的劇作家，倫敦舞台竟同時上演他的四個劇本。他的第十個劇本《弗雷德里克夫人》連續上演達一年之久。這種空前的盛況，據說只有著名劇作家肖伯納才能與之比肩。但是辛酸的往事，夢魘似地鬱積在他心頭，不讓他有片刻的安寧，越來越強烈地要求他去表現，去創作。他決定暫時中斷戲劇創作，用兩年時間潛心寫作醞釀已久的小說《人生的枷鎖》。

第一次大戰期間，毛姆先在比利時火線救護傷員，后入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到過瑞士、俄國和遠東等地。這段經歷為他後來寫作間諜小說《埃申登》提供了素材。戰後他重遊遠東和南太平洋諸島；1920年到過中國，寫了一卷《中國見聞錄》。1928年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濱的里維埃拉，直至1940年納粹入侵時，才倉促離去。

兩次大戰的間隙期間，是毛姆創作精力最旺盛的時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他寫了一系列揭露上流社會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道德墮落、諷刺，如《周而復始》、《比我們高貴的人們》和《堅貞的妻子》等。這三個劇本被公認為毛姆劇作中的佳品。1933年完稿的《謝佩》是他的最後一個劇本。毛姆的戲劇作品，情節緊湊而曲折，衝突激烈而合乎情理；所寫人物，著墨不多而形象鮮明突出；對話生動自然，幽默俏皮，使人感到清新有力。但總的來說，內容和人物刻畫的深度，及不上他的長、短篇小說，雖然他的小說作品也算不上深刻。這一時期的重要小說有：反映現代西方文明束縛、扼殺藝術家個性及創作的《月亮和六便士》；刻畫當時文壇上可笑可鄙的現象的《尋歡作樂》；以及以大英帝國東方殖民地為背景、充滿異國情調的短篇集《葉之震顫》等。短篇小說在毛姆的創作活動中佔有重要位置。他的短篇小說風格接近莫泊桑，結構嚴謹，起承轉落自然，語言簡潔，敘述娓娓動聽。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發表議論，而是通過巧妙的藝術處理，讓人物在情節展開過程中顯示其內在的性格。

第二次大戰期間，毛姆到了美國，在南卡羅萊納、紐約和文亞德島等地呆了六年。1944年發表長篇小說《刀鋒》。在這部作品里，作家試圖通過一個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與實利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小說出版后，反響強烈，特別受到當時置身於戰火的英、美現役軍人的歡迎。

1946年，毛姆回到法國里維埃拉。1948年寫最後一部小說《卡塔麗娜》。此後，僅限於寫作回憶錄和文藝評論，同時對自己的舊作進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聲譽，英國牛津大學和法國圖魯茲大學分別授予他頗為顯赫的“榮譽團騎士“稱號。同年1月25日，英國著名的嘉里克文學俱樂部特地設宴慶賀他的八十壽辰；在英國文學史上受到這種禮遇的，只有狄更斯、薩克雷、特羅洛普三位作家。1961年，他的母校，德國海德堡大學，授予他名譽校董稱號。

965年12月15日，毛姆在法國里維埃拉去世，享年91歲。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學內。死後，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建立了檔案館以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