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問題與主義

適之先生：

我出京的時候，讀了先生在本報31號發表的那篇論文，題目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發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

一、“主義”與“問題”我覺得“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十分分離的關係。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那麼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了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那共同感覺生活上不滿意的事實，才能一個一個的成了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不然，你儘管研究你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多數人，卻一點不生關係。那個社會問題，是仍然永沒有解決的希望；那個社會問題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響於實際。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并行不悖的。不過談主義的人，高談卻沒有甚麼不可，也須求一個實驗。這個實驗，無論失敗與成功，在人類的精神里，終能留下個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減。從前信奉英國的Owen的主義的人，和信奉法國Fourier的主義的人，在美洲新大陸上都組織過一種新村落、新團體。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組織了一個“新村”。這都是世人指為空想家的實驗，都是他們的實際運動中最有興味的事實，都是他們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繼承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在那裡實現他們所理想的社會組織，作一個關於理想社會的標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這新社會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實現世界的改造的計劃。Owen派與Fourier派在美洲的運動，雖然因為離開了多數人民去傳播他們的理想，就象在那沒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種子的一樣，歸於失敗了。而Noyes作“美國社會主義史”卻批評他們說，Owen主義的新村落，Fourier主義的新團體，差不多生下來就死掉了。現在人都把他們忘了。可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永遠存留在國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幾百萬不曾參加他們的實驗生活，又不Owen主義者，又不是Fourier主義者，只是沒有理論的社會主義者，只信社會有科學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還有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猶尚儼存。這日向的“新村”，有許多點象那在美洲新大陸上已成舊夢的新村。而日本的學者及社會，卻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說：“他們的企圖中所含的社會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曉的一個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來信也說：“此次東行在日向頗覺愉快。”可見就是這種高談的理想，只要能尋一個地方去實驗，不把他作了紙上的空談，也能發生些工具的效用，也會在人類社會中有相當的價值。不論高揭什麼主義，只要你肯竭力向實際運動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對的，都是有效果的。這一點我的意見稍與先生不同，但也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這是讀先生那篇論文後發生的覺悟。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社會主義，亦復如是。他那互助友誼的精神，不論是科學派、空想派，都拿他來作基礎。把這個精神適用到實際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親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在別的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們這不事生產的官僚強盜橫行的國家，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這可以證明主義的本性，原有適應實際的可能性，不過被專事空談的人用了，就變成空的罷了。那麼，先生所說主義的危險，只怕不是主義的本身帶來的，是空談他的人給他的。

二、假冒牌號的危險一個學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恆至不為人讀，而其學說卻如通貨一樣，因為不斷的流通傳播，漸漸磨滅，乃至發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難分清。亞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書，人人都稱讚他，卻沒有人讀他。馬查士留下了一部書，沒有一個人讀他，大家卻都來濫用他。英人邦納Bonar氏早已發過這種感慨。況在今日群眾運動的時代，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多半是群眾運動的隱語、旗幟，多半帶著些招牌的性質。既然帶著招牌的性質，就難免招假冒牌號的危險。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眾的讚許，就有旺麻子等來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葉得了群眾的照顧，就有汪正大等來混他的招牌。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辭，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里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王麻子不能因為旺麻子等也來賣刀剪，就閉了他的剪鋪。王正大不能因為汪正大等也來販茶葉，就歇了他的茶莊。開荒的人，不能因為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我們又何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三、所謂過激主義“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扎維主義的議論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據日本“日日新聞”的批評，且說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扎維主義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當那舉世若狂慶祝協約國戰勝的時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勝利”的論文，登在“新青年”上。當時聽說孟和先生因為對於布爾扎維克不滿意，對於我的對於布爾扎維克的態度也很不滿意（孟和先生歐遊歸來，思想有無變動，此時不敢斷定）。或者因為我這篇論文，給“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煩，仲甫先生今猶幽閉獄中，而先生又橫被過激黨的誣名，這真是我的罪過了。不過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就拿凶暴殘忍的話抹煞他們的一切。所以一聽人說他們實行“婦女國有”，就按情理斷定是人家給他們造的謠言。後來看見美國“New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這話果然是種謠言，原是布爾扎維克政府給俄國某城的無政府黨人造的。以後展轉傳訛，人又給他們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報發表的俄國的新憲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幾篇論文，很可以供我們研究俄事的參考，更可以證明婦女國有的話全然無根了。後來又聽人說他們把克魯泡脫金氏槍斃了，又疑這話也是謠言。據近來歐美各報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無恙。在我們這盲目的社會，他們那裡知道Bolshevism是什麼東西，這個名辭怎麼解釋！不過因為迷信資本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把他譯作過激主義，他們看“過激”這兩個字很帶著些危險，所以順手拿來，亂給人戴。看見先生們的文學改革論，激烈一點，他們就說先生是過激黨。看見章太炎、孫伯蘭的政治論，激烈一點，他們又說這兩位先生是過激黨。這個口吻是根據我們四千年先聖先賢道統的薪傳。那“揚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邏輯，就是他們唯一的經典。現在就沒有“過激黨”這個新名辭，他們也不難把那舊武器拿出來攻擊我們。什麼“邪說異端”哪，“洪水猛獸”哪，也都可以給我們隨便戴上。若說這是談主義的不是，我們就談貞操問題，他們又來說我們主張處女應該與人私通。我們譯了一篇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又來說我們提倡私生子可以殺他父母。在這種淺薄無知的社會裡，發言論事，簡直的是萬難，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閑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決“根本解決”這個話，很容易使人閑卻了現在不去努力，這實在是一個危險。但這也不可一概而論。若在有組織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個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機會，馬上就可以用這工具作起工來。若在沒有組織沒有生機的社會，一切機能，都已閉止，任你有什麼工具，都沒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機會。這個時候，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就以俄國而論，羅曼諾夫家沒有顛覆，經濟組織沒有改造以前，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今則全部解決了。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了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有許多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很吃了這個觀念的虧。天天只是在群眾里傳布那集產制必然的降臨的福音，結果除去等著集產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點的預備也沒有作，這實在是現在各國社會黨遭了很大危機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而在根本解決以前，還須有相當的準備活動才是。

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已經佔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當，請賜指教。以後再談吧。

李大釗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評論”第35號

《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1915年創刊以後，在它的周圍逐漸形成一個數量龐大的新文化運動陣營群體。李大釗和胡適很早就成為該雜誌的熱心讀者和撰稿人。1917年初，陳獨秀就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的編輯出版工作由上海遷往北京，成為北大新派知識分子的同人刊物。幾乎與此同時，胡適和李大釗也先後接受蔡元培的邀請，赴北大擔任教職。此後，他們都積極參與《新青年》及其衛星刊物《新潮》和《每周評論》的各項事務，成為《新青年》群體的兩個核心人物。

如果我們細緻地分析一下北大《新青年》群體的成員構成和活動，不難發現，這個人數龐大的陣營實際上是由許多若隱若現的小圈子構成的。這些小圈子的形成大致與籍貫、黨派淵源、師承關係、留學國別、學術研究領域和個性化的文學（藝術）審美趣味的差異等因素有關（後來《新青年》群體的逐步分化與此有很大的關聯）。而據筆者的觀察，李大釗和胡適恐怕是《新青年》陣營內部各個小圈子中間人際關係和思想情感最超脫的兩位，因而他們在維繫整個陣營群體的團結方面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們的這種超脫，既與他們敦厚隨和的個人性格有關，也與他們駁雜、多元的思想形態有關。就雙方當時的思想形態而言，胡適主要站在自由主義和實驗主義的立場上，以一種“寬容”的和經驗理性的態度去看待當時國內外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主張，能夠自覺地把“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包容在需要引介、研究的“新思潮”概念當中；李大釗早年深受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憲政”觀念的影響，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熱衷於對社會主義學說和蘇俄布爾甚維主義實踐的引介。不過當時他對“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主要以“進化論”和“互助論”為介質，將“平等”、“自由”、“博愛”看作其核心內涵；同時，他對所謂“階級競爭”和“社會革命”的理解也被自覺地限制在“憲政”制度的框架之內。換言之，李大釗當時並不認為“社會主義”、“布爾甚維主義”的精神與“民主”、“憲政”的制度框架是不相兼容的（李大釗與一般傳統的憲政主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似乎特彆強調“勞工”和“婦女”這兩個特殊社會群體的權益）。上述李、胡二人思想形態的多元性和相互兼容的特點，構成他們長期合作共事和共同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情感的和思想的基石。

客觀地講，在所謂“問題與主義”之爭發生前後，李、胡二人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思想觀念的差異。但是他們之間的思想差異並不表現為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在這兩個層面上他們的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們之間的思想差異主要表現在：胡適比較多地注重於思想啟蒙方面，李大釗比較多地注重於介入現實政治；胡適比較重視立言，李大釗比較重視力行；胡適注重輸入學理的主要訴求是改造人們的思想觀念，李大釗注重輸入學理的主要訴求是改造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過去，大多數國內學者似乎過分強調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同時也誇大了他們思想差異的程度。在筆者看來，他們之間的那些思想差異與其說是意識形態分歧，不如說是毛澤東所謂“矛盾無處不在”的一個註腳，或者是殷海光先生所謂“觀念人物”和“行動人物”之間的那種差別。

聯繫上述背景分析，再聯繫此前李大釗的許多文論，我們不難發現他和胡適之間在思想與情感方面的許多共鳴之處。事實上，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中的許多內容也都是李大釗常談的一些話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與李大釗對一些問題的共同看法。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七歲起在鄉塾讀書，1905年入永平府中學，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青年時代，目睹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愛國熱忱，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奪后，開始發表文章，揭露軍閥官僚的統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1913年，含憤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后，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向國內寄發《警告全國父老書》。這時，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后，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衝決歷史之桎梏，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