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靈寺石窟

歷史上，關於炳靈寺的記述，曾見於北魏人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條，《水經注》中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五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從記載中可見，這裡風光清麗，千峰競秀，崖如刀劈，極適宜寺窟寺院的建造。

西漢前此地域為羌人聚居地，據考證，北魏前此窟稱“唐述窟”。所謂“唐述”，即羌語“鬼窟”之音譯。故積石山稱為唐述山，河水亦稱唐述水，表明它曾是羌族勢力統轄的地區，也可見此地在古人眼中是神秘莫測的地方。同時，此地又是“絲綢之路”隴西段的交通要道，它是取道青海到達流沙，中亞西域通往西亞的必經之地。故有“絲綢之路”右南線“臨津古渡”之稱。西秦乞伏氏曾花費三年功夫在附近黃河上架橋，號稱“橋高五十丈”，所以西秦曾選此地為國都。

相傳，晉代名僧法顯當年就是從這裡渡黃河赴印度取經，並留有他的題記。西秦氏信佛法，並聘中原和西域著名高僧曇摩毗、玄高等為護國大禪師。曇弘、玄紹諸僧也到過西秦。高僧玄紹就在炳靈寺“蟬蛻而逝”。由此可知，當時的西秦已有“鑿仙窟以居禪”的風氣。至唐代，唐述山已成為佛教叢林，改稱靈岩寺，強勝的吐蕃王朝政權也一度佔領此地。到宋代，篤信佛教的吐蕃贊普王朗達瑪第五世孫確斯羅於1032年建立了以青唐（今西寧）為中心的確斯羅藏族政權，佔有整個河州地區，炳靈寺也隨之為其所有，唐之靈岩寺才改稱為藏語音譯的炳靈寺，方沿用至今。

據釋道世《法苑珠林》文獻記載，炳靈寺石窟的開鑿歷史可上溯到“晉泰始年”，即公元265年。在炳靈寺眾多的洞窟中，歷史最為久遠的，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是坐西面東的169號窟。1962年在窟中的第6龕發現有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歲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的墨書題記，此外，還在僧人供養像中發現有“大禪師曇摩毗之像”的題記。在第3龕存有“大代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墨書題記等。169窟的題記是迄今為止中國現存石窟中有明確紀年的最早造像題記。比敦煌莫高窟發現的最早題記還要早整整100多年。169窟題記的發現對研究炳靈寺石窟的建造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同時，對全國其它石窟的斷代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後，炳靈寺石窟又歷經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等各朝代的不斷開鑿、營建、修葺、擴建，其間包括吐蕃王朝時期、確斯羅藏族政權時期及其後藏傳佛教的長期經營，規模逐漸擴大，形成了僅次於敦煌石窟寺的具有藏漢兩種風格的著名石窟寺。

公元676年，稱雄青藏高原及中亞的吐蕃王朝藏族政權在中國西部諸民族中已形成自漢、魏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帝國。吐蕃王朝疆域的不斷擴大，藏傳佛教文化向東發展影響也廣泛深入。公元763年，吐蕃佔領隴右這一地區后，此地除有吐蕃軍人駐紮外，還有大批吐蕃移民北上東遷，在炳靈寺石窟建造了無數雕像和壁畫，並對佛窟進行了重修和重繪，藏傳佛教文化開始直接對這些地區產生著影響。尤其是在藏傳佛教后宏期的元代薩迦時期，由於元世祖忽必烈尊藏傳佛教為國教，得勢的薩迦教派僧人入駐炳靈寺，將炳靈寺前代洞窟內的壁畫進行了大量的重繪，佛教造像藝術在炳靈寺得到興盛發展。其後隨著元朝的衰落，薩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由噶舉派取而代之，從而使噶舉派在炳靈寺也有一定的傳播和影響，炳靈寺地處偏僻深幽的洞溝內開鑿的石窟大多是噶舉派僧人所建，其風格顯得格外幽深神秘。其間也有藏傳佛教噶當派僧人入駐炳靈寺弘法傳教，開窟造像。

從明永樂年間興起的格魯派是對炳靈寺影響最大的教派，被永樂皇帝封為“大慈法王”的宗喀巴第四大弟子絳欽卻傑代表宗喀巴進京朝覲時，曾兩次路過炳靈寺宣講佛法教義。其後格魯派在寺院內相繼進行了一系列的弘法活動，對炳靈寺的寺院建築、洞窟、壁畫等連續兩次進行了重修、重繪，在炳靈寺重繪的窟龕中，格魯派壁畫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並且，還重新開建了一些新的洞窟，從而形成了炳靈寺石窟漢藏佛教並存的獨特風貌。

清順治2年，炳靈寺還確立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體系，這時寺內佛殿經堂密布，僧舍遍溝，僧人巨增，盛況空前。並形成了上下寺之分，有上一千，下八百僧眾之說，隸屬於炳靈寺的中小屬寺遍及甘、青、內蒙等地共60餘座。這一時期石窟寺內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佛教造像雕塑、壁畫等藝術珍品都得到了良好的保護並有所增加，同時，寺殿內供朝拜的各類銅質佛造像、彩繪泥塑像、木刻雕版造像、壁畫、唐卡等藏傳佛教藝術也得到長足發展，據傳僅唐卡就珍藏有上萬件，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拉卜楞寺嘉木祥三世活佛都曾專程來炳靈寺朝拜。

第169窟，它是炳靈寺規模最大、時代最早、內容最豐富的洞窟，是炳靈寺石窟的精華所在。它坐落於窟群北端唐代大佛的上方，距地面50多米，原為一個天然石洞。寬26.75米，高15米，深19米。窟內現存佛龕24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佛龕為第6、第7龕。第6龕位於窟內北壁，是一個平面半圓形的三瓣蓮式的背屏龕。龕內塑一佛二菩薩像，佛像造型生動，表情豐富。前額寬而圓，雙眉細而彎，兩眼大而長，鼻樑高嘴唇薄，神情莊重，外著半披肩袈裟，結跏跌坐於蓮花台上。衣紋線條自然流暢，富於動感。菩薩高髮髻，而部表情，與佛像基本相同，披肩長發，佩有鈴形耳飾；上身袒露，戴項圈、臂形耳飾；上身袒露，戴項圈、臂釧和手環，下面穿一大裙，左手下垂握巾帶，右手亦握巾帶於胸前，站在半圓形覆蓮台上。佛、菩薩的面部、胸部及四肢部分，塗以白色，眉、眼、耳以墨線勾勒，衣裙施以彩繪。佛與菩薩背、項光也施彩繪。佛的圓形背、項光外圍均繪有火焰紋。背光內繪伎樂，左、右各五個，均高髻，上身袒露，下身著裙，雙足裸露，分別持箜篌，擊腰鼓，奏排簫，姿態各異。佛像左上方墨書題有“無量壽佛”四個字，南側菩薩右上方墨書“觀世音菩薩”，北側菩薩右上方墨書“得大勢至菩薩”。龕內北壁大勢至菩薩上方彩繪十方佛，上、下兩排，均高肉髻、圓臉，著通肩大衣、禪定印、結跏趺坐。佛的面部塗白色，眉、眼、鼻、嘴均以墨線勾勒。

第126窟。開鑿於北魏。平面方形、低壇基、穹窿頂窟。高3米、深2.9米。龕內正壁雕並坐二佛及二菩薩。佛均半結跏跌坐於方座上，通高2.04米。佛座下北側一長方形龕內雕有一供養弟子。北壁雕一交腳菩薩及二菩薩，交腳菩薩坐在方座上。台座下雕二隻獅子。此窟除二壁雕有菩薩等佛像外，各壁從頂部到底部幾乎布滿了浮雕。全窟共有雕像112尊，為炳靈寺北魏石窟中造像最多的洞窟。同時，此窟造像具有典型的“秀骨清像”風格，雕造精湛，並有延昌二年（公元513年）造窟題記，是具有代表性的北魏洞窟。

第6窟。創建於北周，是炳靈寺石窟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洞窟。平面長方形、低壇基、平頂窟，高2米，深1.9米。南北兩壁雕菩薩立像各一尊，均戴寶冠，前胸敞開，披巾於腹前交叉下垂，著長裙，手執凈瓶、念珠等法物。壁上繪有寶樹、千佛。寶樹上下連續，形成豎格，千佛在兩樹之間，如同在廣闊茂密的樹林中靜坐修行。南壁下方畫著山岩之間的一株大樹上，有猿猴攀援、鳥雀停佇，講述的是著名的“猴王本生”故事。一群猴子在國王園中覓食，國王命人圍捕，猴王帶著群猴逃離。路上遇到一深澗，群猴不能躍過。於是國王以自己的身體為懸橋，使群猴得以安全逃走。待追獵者趕到時，只見二隻喜鵲憩息在樹枝上，並無擾動，獵者就轉到另處追尋。像這樣完整的壁畫，在全國其它同一時期的洞窟中並不多見，因而顯得十分珍貴。

第3窟。始建於唐代，明代重繪。平面方形、平頂窟，高3.5米、深3.1米。此窟的重要價值在於窟內正中鑿一四坡頂方塔。塔高2.23米、塔基寬1.40米，塔為單層、方形盝頂。塔座四沿遺留有孔眼，可知座上曾有勾欄。座正面設弧形踏道。塔身為仿木構建築，四面各分三間，正面中間開一門，門內塔室中空，可能原來曾有造像，從塔身比例及造型推測，此塔是對於殿堂內佛帳的模仿。盝頂中心為疊澀須彌座的剎座和山花蕉葉及覆缽。此塔整體及細部均具有初、盛唐的風格，是研究唐代建築和佛教石窟形制的重要實物資料。另外，塔頂正中有印度佛塔中常見的覆缽形。這種把印度塔建築中的某些特點，巧妙地融會在中國民族建築形式，在全國其它石窟中，也是獨一無二的。炳靈寺石窟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同中國其它幾個著名的石窟寺相比，有其自己的特點：第一，這裡的石雕、浮雕佛塔很多，這在其它石窟中是少見的；第二，洞窟門頂上方裡面再開洞窟，雕或塑有卧佛，這在其它石窟中也是沒有的；第三是密宗壁畫較多。這與元代藏傳佛教興盛有關。正因如此，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他所著的《中國通史》中，認為炳靈寺和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並駕齊驅，有著同樣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西秦、北魏、唐代和明代是炳靈寺歷史上佛教最為興盛的四個階段。

西秦時期的石窟主要有169、192和195窟。西域佛教藝術風格在這一時期的造像上有明顯的反映。

北魏時期的石窟主要以126、128、132等窟為代表，充分反映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帶的中原佛教藝術風格。

而北周至隋代的造像從北魏細頸細腰、秀骨清像轉型演變為形體豐滿、挺拔秀美的造型風格。這一時期的造像大多比例勻稱，造型豐滿，動作舒展，具有純厚的造型感。隋代的壁畫，由於元、明以來密宗畫的刷新和重製，保存下來的不多，主要有8窟南北壁的供養菩薩畫像，姿態生動，神情各異。

唐代和含吐蕃時期，由於佛教的興盛，造像風潮再次興起，炳靈寺石窟的開鑿進入第二個主要時期。此時開窟造像之風勝過此前任何一個時代，達到了全盛時期。窟龕中的造像組合，多為一佛、二菩薩或四菩薩、二天王，也有的是一佛、二羅漢、二菩薩。造像都強調健康豐腴的美，比較注重形象動態的節奏，身材與體態都趨於理想化的美感，是人體形象自然美感的典型概括，特別是對人物肌膚的表現，微妙地表現出了內在的生命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效果。其中171龕內的彌勒佛大像龕，依山開鑿雕刻，主供坐佛高達27米，原為石胎泥塑，雖泥塑部分早已經毀壞，但仍保存著唐代造像面型豐滿、面帶微笑，端祥和藹，比例勻稱的特徵。同時還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如面型較長，動態誇張，起伏處稜角分明，刀法也更顯粗獷有力。這樣巨大的雕塑，沒有高超的藝術技法是很難實現的。

約在元、明之際，藏傳佛教傳入炳靈寺，時人利用原有洞窟進行了大量的重修重繪，從而留下了在同一洞窟里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兩種佛教藝術共存的局面。

石窟評價

炳靈寺石窟的石刻造像，時代不同，風格各異。不論是西秦的驃悍雄健還是北魏的秀骨清像，不論是北周的珠圓玉潤還是隋唐的豐滿誇張，或是宋代的求變寫實，都採用了以形寫神，形神兼備，重在寫神的傳統技藝，它們是佛教觀念、信仰、情緒的物化藝術形式。其造型和雕飾，既籠罩著神奇的宗教氣氛，又極富有現實的生活情趣。造像的主題是佛陀，莊嚴肅穆，詳和可親，菩薩含情脈脈，婷婷玉立；弟子幼稚天真，深沉世故；天王勇猛暴烈，怒目而視，無不塑造的栩栩如生，細緻入微。

炳靈寺壁畫，保存到現雖然數量不多，卻反映了十六國時期西北地區人民的社會風貌、音樂舞蹈以及裝飾藝術。這是炳靈寺壁畫重要價值之所在。在169窟西秦建弘元年的壁畫中，可以看到與東晉畫家顧愷之《女史箴圖》中婦女形象極為相似的女供養人。壁畫用遒勁的線條表現了雲鬟叉髻、帔巾飄帶、盛裝打扮的婦女形象。隋、唐的壁畫，由於元、明以來密宗畫的刷新重製，保存不多。隋代壁畫主要是8窟南北壁供養菩薩畫像，姿態生動，神情各異。元、明兩代的壁畫較有特色的有3窟西壁上層元代佛教故事畫，南壁元代八臂觀音和168窟南壁明代八臂觀音，以及172窟木閣上的明代木版畫涅槃。這些以密宗為內容的壁畫，其繪畫技法仍然繼承了唐宋傳統。

11世紀時，西夏與宋交戰，西夏下令毀橋，絲綢之路改道，顯赫一時的炳靈寺從此冷落了下來。此後，漢傳佛教退出了歷史舞台。15世紀，藏傳佛教進入炳靈寺，到了清代的康乾時期，藏傳佛教達到鼎盛，炳靈寺的佛教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復興時期。此時香火鼎盛，僧眾多達3000人。然而，從晚清開始炳靈寺石窟所在的河州地區民族矛盾日趨加劇，先後發生了乾隆四十六年、同治七年和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民國十七年的社會動亂，給炳靈寺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其中，第128，第147等大型洞窟被人為炸毀，大佛前的九層樓閣，木結構窟檐等寺院建築被付之一炬，一些精美的佛教石雕造像成了斷頭殘臂、身首異處。此後，寺院僧人紛紛逃離，佛事活動被迫停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組織中央美術學院、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和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個單位抽調13名專家、學者、技工，組成“炳靈寺石窟勘察團”，對炳靈寺石窟作了為期一周的細緻全面的勘察和了解：攝影、臨摹、測繪、洞窟內容調查等，並首次對石窟下寺區洞窟初步編號，共編124個窟龕。

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了“甘肅省炳靈寺石窟圖片展覽”，展出了炳靈寺石窟勘察團在考察中臨摹的繪畫和拍攝的照片共173件，時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先生親自為展覽撰寫了《炳靈寺石窟概述》。

1955年5月，永靖縣炳靈寺文物保管所成立，對有價值的洞窟一一進行編號，結束了炳靈寺石窟長期無人管理的年代。至此，使這千年石窟和勝境，重照寰宇。1961年3月4日，國務院正式公布炳靈寺石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63年4月至5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與炳靈寺文物保管所對炳靈寺石窟進行第二次勘察，第一次登上了最高的169窟，發現了窟內保存眾多的西秦時期的造像和壁畫，並在第6龕發現了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墨書造像題記。

1967年修築石堤護衛窟群。1982年架起了溝通大寺溝兩岸的拱形水泥大橋。1999年國家又花巨資進行了石窟維修加固和滲水治理工程。

參觀炳靈寺必須乘坐遊船經過劉家峽水庫，通常在旅遊旺季坐滿人才開，往返需要7、8小時；坐快艇往返只需3小時。

蘭州人好食，尤其偏愛酸辣食品，對川味菜肴和火鍋更是情有獨鍾。市內各大名菜佳肴和民族風味餐飲一應俱全，景揚樓、悅賓樓、峨嵋川菜館和徽菜館，是當地最有名的四大店，這裡的烤小豬、千層牛肉餅等味美價廉。蘭州還有許多小吃街，如農民巷、和政路、建蘭路等，營業時間一般從早晨可持續到子夜，有些攤點更是晝夜都營業。

蘭州雲集了甘肅省旅遊工藝精品、土特產品。可以到中心廣場、鐵路新村商業區、南關--西關商業區，那裡是蘭州市最重要的商業區。

2020年3月3日，為感謝全省醫務人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辛勤付出，炳靈寺石窟面向全省醫務人員實行景區免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