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程恩富
程恩富，漢族。1950年7月6日出生於上海，獲經濟學碩士學位。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部級跨世紀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兼任中國《資本論》研究會、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系統研究會、中國高等財經院校政治經濟學研究會和上海市經濟學會5個重要學會的副會長，教育部中青年理論經濟學研究組組長，中國海派經濟論壇主席，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委理論創新諮詢專家，並任俄羅斯彼得堡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黑龍江大學、安徽財貿學院等兼職教授和研究員。
2018年1月，當選為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程恩富主要從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理論、文化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曾在《中國社會科學》、《人民日報》、《經濟學動態》、《香港大公報》等海內外報刊發表370多篇文章。獨著和合編26本書。論著和演講上百次被各種媒體報道，《人民日報》、日本共同社、《韓國日報》、《香港大公報》、中央教育電視台、江蘇有線電視台、上海電視台等發表過記者和主持人專訪，《高校理論戰線》、《生產力研究》、《學術月刊》、《當代經濟研究》、《經濟經緯》等介紹其經濟思想。
• 主要著作
程恩富_
• 主要論文
1．《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新開放策論”》(上、下)，《當代經濟研究》2011/04-05。
2．《新“房改”的未來方向》，《人民論壇》2011/09。
3．《公眾“幸福感”的政府責任》，《中國經濟周刊》2011/08。
4．《馬列主義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與指南》，《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01。
5．《關於中國模式研究的若干難點問題探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1/01。
6．《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與六個不同觀點商榷》，《人口研究》2010/06。
7．《關於勞動收入分配若干問題的思考》，《綜合競爭力》2010/06。
8．《論我國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可能性、迫切性與途徑》，《經濟學動態》2010/11。
9．《機關、事業和企業聯動的“新養老策論”》，《財經研究》2010/11。
10．《低碳經濟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分析》，《學術月刊》2010/07。
11．《國際金融危機對資本主義生存與發展的影響》，《紅旗文稿》2010/11。
12．《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60年》，《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01。
13．《中國模式的經濟體制特徵和內涵》，《經濟學動態》2009/12。
14．《當前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與全球治理》，《管理學刊》2009/05。
15．《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須實現“五個控制和提升”》，《經濟學動態》2009/04。
16．《改革以來六次思想解放與經濟學現代化五大態勢》，《財經科學》2008/10。
17．《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解放思想》，《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06。
1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何能夠成為旗幟》，《人民論壇》2007/Z1。
1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及其經濟制度》，《中國城市經濟》2007/10。
20．《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01。
21.《程恩富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22.《馬克思主義與新中國六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2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創新》，經濟管理出版社2009年。
• 學術討論
先後赴美國、英國、德國、日本、俄羅斯、韓國、港台進行學術交流，出席國際研討會，《中國當代教育名人大辭典》、《當代著名社會科學家（CSD網站）、《中國社會科學家大辭典》（英文版）、《國際名人錄》（美國ABI）等國內外主要辭典均列名介紹。（《生產力研究》、《經濟經緯》）。
• 海派學說
學說創立
程恩富於上世紀80年代創立的“海派經濟學”,其含義，一是起源於上海；二是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是海納百川、走向世界，一路走向壯大。
為中央政治局授課
程恩富
社會轉型期出現的許多問題，若不及時加以糾正，將會釀成新的更大的社會問題，這顯然與黨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全民創造的財富不能讓少數人佔有。企業改制，則成了社會熱點問題。程教授說，MBO作為一種美國企業界較為流行和歐盟等國並不盛行的做法，“移植”到我國國企改革中又出現“變形”、“變味”，只會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成為少數人謀私的手段。要反對利益集團的狹隘性。
程教授是國內第一位系統地對張五常的觀點進行批判的學者，引起學術界、國家有關領導部門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他1994年出版《西方產權理論評析》，2004年在香港出版《十問張五常》一書。
胡錦濤總書記對程恩富教授說：“我們黨有一些老的理論家，現在需要培養像你們這樣比較年輕一點的理論家。你們可以大有作為。”
程教授指出，某些黨校的教授也贊成西方經濟學的自私經濟人假設，他們講課和寫論著，只能加重人們的思想混亂。問題就在於，幹部和學科帶頭人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堅持馬克思主義了。
程恩富強調：我們需要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思想應當解放而不僵化，學風應當嚴謹而不風化。這就是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面臨的新挑戰、新任務，也是學界須共同確立的學術與思想風貌。陳岱孫教授為程教授《西方產權理論評析》一書題詞時寫道：“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這正是程恩富教授治學的真實寫照。反潮流的思想通常在當時受人諷刺、批判與打擊，同“紅得發紫”而又陳舊的流行學術與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程教授說：馬克思就是人民經濟學家的典範，我們都須學習他。
• 人口理論
嚴格實施漢族一胎化
是一胎，還是二胎？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認為，實施嚴格的“一胎化”將全面提升民眾的幸福感。
“我依然堅持應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鄉一胎、特殊二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的方式，儘快提升人口素質，實現人口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科學發展，進而解決中國正面臨的環境、資源、城鎮化、就業等諸多問題。”
有爭論的“建議”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堅持的“應實施嚴格的‘一胎化’”觀點，並向全國人大提出“建議”。
但對於他的觀點，贊同者寥寥，反對聲一片。有人將其觀點稱之為“斷子絕孫”的建議；更有甚者，將“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宮’行為”。
時至今日，面對質疑、甚至是謾罵之聲，程恩富仍堅稱：“30年來，‘一胎化’政策大約少生近4億人，‘一胎化’將會效果更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評價。否則，今天我國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資源、人均國力會比現在少得多，而失業、城鎮化、環境、資源等問題會比現在嚴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長、減輕社會負擔、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目標只是部分達到，因而需要繼續堅持，最終實施‘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強調說，“這個問題引起大的探討和爭論是件好事，因為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重大問題。”
“‘一胎化’我提了兩年，到現在沒有人公開站出來找我辯論，我希望能有人站出來敢於大膽同我辯駁，把這一討論引向深入。”程恩富說，“誰認為我說得不對，可以一條條駁我嘛，觀點的交鋒也是有好處的。”
不過，程恩富發現，兩年來並沒有人公開站出來向他“對陣”。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佈於各個媒體及網路各反對方的觀點，歸納出十大方面，然後他逐一予以駁斥，列出了約2萬字的10點答疑。
程恩富憂心忡忡地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口的發展和政策設計又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關全局的重大人口問題上，學術界以至計劃生育管理部門，仍未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共識。分歧不僅僅來自於對現實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特徵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斷，也來自對未來中國生育政策的不同選擇。”
對人口“先控后減”
延續30年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寬的歧見，為此出現了“大規模爭論”。在今後的數十年內，是在“一胎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一胎化”政策，還是“逐步放開二胎”政策，漸成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他稱，堅決反對“逐步放開二胎”這一觀點，因為它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於很多問題的解決，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城鎮化問題、就業問題、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諸多方面。“我國在人們尚未自覺改變傳統生育觀和人口收縮到適度規模(5億人左右)以前，應堅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並在‘一胎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一胎化’政策，積極倡導‘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程恩富態度堅決地表示。
他分析認為，2008年底中國人口為13.28億，在今後較長時期內每年還將新增人口700萬左右，人口總規模在較低生育率的基礎上繼續大量擴張，國內主要資源短缺嚴重，正向現有可高效利用資源的人口極限規模推進。“不斷膨脹的巨大人口規模所引起的社會需要擴張已難以單靠發展生產和粗放式發展方式來滿足。必須倚靠人口規模的嚴格控制和縮減，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業壓力不因人口總量過快增長而加劇。”
“只有嚴格實行‘先控后減’的人口調控政策(總人口先控制在15億左右，后逐漸減至5億左右)，才能有效緩解我國社會主要經濟矛盾和巨大就業的壓力，實現人口素質的較快提升，更好地促進人口同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程恩富坦言。面對眼下全國出現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擔憂“一胎化”將會帶來勞動力補給的“嚴重不足”，而不是“就業難”的問題。
對此，程恩富分析認為，“用工荒”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非公有制企業工資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環境惡劣，導致招不到工人；同時，中央惠農政策不斷出台，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他們可以綜合考慮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種“用工荒”，缺的是技術型人才，這就要求企業和教育機構加強專業人才教育，為社會提供需要的技術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歸咎於‘一胎化’的政策上，這顯然是個誤判。”程恩富表示，“我們不但要堅持'一胎化',而且要在'一胎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施'一胎化'。
“變罰為獎”
“與(經濟)資源節約增效型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改善型社會相匹配的應是‘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這‘三型社會’完整地體現了科學的可持續發展觀，從而為根本轉變對內對外發展方式，緩減內外資源戰、環境戰、生態戰、貿易戰和移民戰等奠定基礎。”強程恩富調。
因此，程恩富認為，應積極提倡“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儘快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從而儘快趕上美歐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力，全力提升民眾的幸福感與幸福指數，進而儘快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環境、資源、城鎮化、就業等眾多問題。
為此，程恩富提議，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兩個獨生子女結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決定實行“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那樣，廣泛通過立法、政策、宣傳、教育等配套措施，儘快大力推行“先控后減”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新政，積極構建“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
為保障“一胎化”的儘快施行，程恩富建議：實行一種有差別的“變罰為獎”的社會保障配套措施“無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對於不生育的家庭實行高保，生一個女孩的家庭實行中保，生一個男孩的家庭實行低保或基保(社會普遍的基本或基礎保障)，違紀超生的家庭不保，變處罰為獎勵。
同時，國家一方面要把嚴格計劃生育所節約的各種經費及時投入到老齡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經驗，隨著人的壽命提高而適當提高退休年齡，消除讓勞動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實際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業的不良局面。
“此外，國家應對包括兵役逝世或傷殘在內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不同情況，給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補貼或保障，以激勵人們從事高風險的工作，並高水準地解決其家庭生活的後顧之憂。”程恩富補充說。（中國經濟周刊）
• 住宅分配理論
分蛋糕的學問
新中國建立六十多年以來，由於改革開放、政策調整、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等措施，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有了穩步增長；但另一方面，四大差距也顯現出來了：一是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第二，行業之間的差距急劇拉大，特別是金融、證券、石油、通信等部門，收入都比較高；第三就是階層之間的收入拉大了，私有經濟投資者的收入大幅提高，國有的企業管理層的收入增長也很快；第四就是地區間的差距，沿海的、發達地區的收入比較高。對於這四個差距，總的一個反應就是社會財富和收入差距的拉大，這種差距持續擴大而得不到遏制的話，可能將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和諧。
在東南沿海的很多地方總會聽到“用工荒”這個詞，外來務工人員收入低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舉個例來說，由於有一批待業者在門外候著，勢必造成工廠里在業職工的收入難以提高。因為你不做的話，老闆隨便在外面叫一個人進來就把你給替了。因此勞動工資長期不提高或者提高很慢。在外面打工收入上不去不說，小孩沒人照顧，還得夫妻分居；而在老家，中央的惠農政策頻頻出台，那麼在整體利益前做個比較，人們自然就會待在家裡了。
目前所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是遏制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一個可取措施，但是要看到，如果僅是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那麼很多企業就可能只按最低工資標準進行支付，使得一般職工的收入長時間得不到增長。
關於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是一個積極的舉動。個稅起征點應因地而異，根據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物價，包括房價來綜合決定。個稅的作用是調高補低，而中間那部分人群的收入還有待提高。因此我認為，不要向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人徵收個稅，只要高收入人群交納個稅即可。對於個稅徵收的標準，我有個建議：個稅不應對個體進行徵收，而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徵收。比如一個三口之家，也許丈夫的工資較高，但孩子要上學，妻子沒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丈夫徵收很高的稅，那是很不合適的。
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是屬於再分配範疇的一種微量調整，其實改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來得更為重要。所以，不管是國企還是非公經濟體，都應該建立一個普遍的調控線，該調控線應該這樣規定：企業一般職工的包括獎金、津貼等在內的廣義收入，應當和該企業高管層的收入增長、該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該企業純利潤的增長掛起鉤來，同時和物價聯繫起來——這樣就能建立一個國家主導型的職工權益保護體系。需要的話應該全國人大立法通過。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假說，不是一個普遍規律，能否越過這個“陷阱”，關鍵在於如何處理“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關係。如果政策沒有問題，就可以跳過這個陷阱。
建設廉租房
除了採用空置房強制使用措施，程恩富認為，政府也應該適當建一些經濟住房，供農民工、剛剛畢業的學生、貧困家庭人群等收入較低人群租住。
“可以建一些40-50平方米左右的小套間。比如民工來打工，馬上就能向政府申請后租到。”考慮到未來房屋供應量將逐漸寬鬆，程恩富提出：50平方米的住房中間設計成可以打通的，以便將來還能改善成80-100平方米的租住房。
先後35次榮獲全國和上海的各種優秀論著獎及數次市級教學成果獎。
先後赴美、英、德等國進行學術交流，在日本、越南、俄羅斯和香港學界頗有影響。提出社會主義三階段論、新的活勞動價值論、新經濟人論、公平效率交互同向論、一府兩系的國資管理論、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論、大文化經濟學論、知識產權優勢論、當代經濟基本矛盾論等，形成了系統獨特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理論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權威報刊認為是“我國第四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之一”、“中國最有創見的經濟學家之一” 。
“我國第四代經濟學人的代表之一”（《當代經濟研究》）以及“改革以來新一代的中青年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