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福祥

馬福祥（1876——1932），字雲亭，回族，甘肅河州（今臨夏）韓集陽屲山人。清光緒二十一年間(1895)與其兄福祿招募丁勇，組織民團，協助清軍鎮壓河湟地區各族農民起義，從此躋身仕途。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武舉，1900年其兄馬福祿在北京正陽門與侵華八國聯軍激戰中殉國，馬福祥接統遺部繼續抗擊。后奉旨護衛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積功以提督記名”。辛亥革命積極通電贊成共和，擁護孫中山國民革命，後跟隨馮玉祥和蔣介石，先後任綏遠都統，西北邊防會辦航空督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理事，青島特別市市長，安徽省主席，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職。1932年，病逝於天津，葬於北平三里河回民公墓。

清光緒十四年（1888），13歲的馬福祥隨兄馬福祿到河州觀看陝甘總督楊昌浚閱兵，回家后遂生習武從戎之心，乃隨馬福祿演習刀槍弓馬，三年不廢。

光緒十六年（1890）完婚，娶雙城鄉（今臨夏縣雙城村）紳女載德為妻，翌年與三兄馬福壽一同參加武舉考試。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循化撒拉、回、東鄉、保安族等群眾近萬人在韓奴勒（撒拉族）率領下起義，清廷飛檄甘肅各地，准回族紳士招兵買馬，“練士勇以資防衛”。馬福祥與兄馬福祿招募士勇200名，稱“安寧軍”，分步騎兩營，馬福祿任督帶兼步兵管帶，馬福祥為騎兵管帶，歸河州鎮總兵湯彥和節制，從此躋身仕途。五月初五，河州循化義軍猛攻河湟要隘積石關，馬福祥兄弟率隊往援，解其圍。七月二十八日湯彥和軍潰於雙城堡，湯僅以身免，馬福祥兄弟率殘部拚死保護湯彥和竄逃甘南繞道進省城，得總督楊昌浚嘉許。起義軍以馬福祥兄弟“助官軍”，燒其“陽窪山住宅，以及親族廬舍蕩然無存”。

光緒二十一年（1895）河湟、海固起義漸成燎原之勢，朝廷急調新疆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督辦甘肅軍務，馬福祥兄弟率隊配合，與馬采哥戰於河州城（今臨夏）外圍，手刃馬采哥，河州圍解，董福祥贊其兄弟“真良將也”。授馬福祿記名總兵職，並將“安寧軍”編入簡練軍。

光緒二十二年（1896）馬福祥赴省參加武舉考試，以鄉試第二名考中武舉人。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武舉。同年義和團起，馬福祿、馬福祥隨董福祥進京，駐防薊州。

光緒二十五年（1899）六月馬福祥統率馬步七營，駐防山海關。

八國聯軍從天津進攻北京，馬福祥兄弟偕漢中鎮總兵姚旺等，同時有義和團配合阻擊，在廊坊車站合圍侵略軍。馬福祥兄弟令騎兵下馬設伏，步兵兩翼包抄，敵近即放槍，敵人死傷甚眾。馬福祥兄弟“揮短兵闖入敵陣，喋血相搏”。敵人乘火車逃跑。八月十三日，侵略軍抵正陽門，馬福祥兄弟率部力戰，馬福祿陣亡，馬福祥統率余部。八月二十四日京城失陷，慈禧挾光緒帝西逃，馬福祥隨駕扈從至西安，擔任宮廷警衛。

光緒二十六年（1900）馬福祥與慈禧近侍太監張蘭德結為金蘭，九月清廷屈辱簽訂《辛丑條約》，兩宮回京。馬福祥隨駕護送，慈禧、光緒以馬福祥“在京有戰功，沿途宿衛，亦著勞謹”，“著加恩，遇缺儘先即補”。

光緒二十七年（1901），補為甘肅靖遠協副將，奉命回靖遠駐防。在此期間，馬福祥延請當地名舉人高炳辰教讀侄馬鴻賓、子馬鴻逵。自己也博覽群書，摹習名人法帖，其書法如人，謹守法度，剛勁有力。

光緒二十九年（1903）馬福祥調任甘肅庄浪協鎮守使。

光緒三十年（1904），馬福祥調任陝甘督標中協。

光緒三十一年（1905）升任西寧鎮總兵，不久又兼阿爾泰護軍使。

清宣統元年（1909）升允將部分新軍編製改編為常備軍，共分馬步四標，馬福祥任步兵第二標標統。閏二月，馬福祥兼代巴里坤鎮總兵。是年冬，長庚任陝甘總督，將常備軍改為巡防隊，馬福祥任西路巡防統領，駐防蘭州。與彭英甲共同發起創辦“光明火柴有限股份公司”。

辛亥革命，陝西革命軍起義響應。清陝甘總督長庚妄想在甘肅組織反革命武裝，撲滅陝西革命，即在蘭州召集官紳開會商議對策。有回族老將甘州提督馬進祥（字雲卿，固原人，系馬鴻逵、馬廷賢的岳父）首先反對說：“我在南方多年（曾任廣西、廣東提督），看清目前形勢。這次民軍起義，是革命性質，不是過去的一般變亂，要慎重應付。”馬福祥也認為：“甘肅財政困難，民生困苦，不宜再從事戰爭，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而已。”只有在籍的喀什噶爾提督馬安良認為是為清廷立功建業的機會，積極主張用兵攻陝，並揚言要“馬踏華陰廟，火燒長安城”。長庚即命他星夜向河州征撥門兵，編為西軍精銳軍十四營，任命他為“西軍精銳馬步全軍軍統”，自兼中軍，馬麒為前軍分統，馬占奎為左軍分統，馬麟為右軍分統，馬國禮為後軍分統，配合振武軍陸洪濤所部四旗一營，由隴東正面攻陝；另編靖洮軍馬國仁、驍武軍崔正午歸固原提督壯凱軍軍統張行志節制，由隴南進攻陝西，統歸陝西巡撫、督辦陝西軍務的升允指揮。馬福祥則以昭武軍駐守蘭州。

袁世凱任大總統后，電示各省以承認共和國體的為擁護，不表態的為反對。馬福祥與在省外求學的甘肅青年王之佐等人，多方聯繫，發動趙惟熙以清朝護理布政使的身份，聯絡紳士與甘肅省咨議局議長張林焱代表全省紳民，通電承認共和政體。袁世凱先電長庚暫時維持甘局，長庚堅持不幹。因趙惟熙領銜通電。遂任命趙為甘肅都督。

甘肅臨時省議會成立，選臨洮人李鏡清為議長，馬福祥與忠武軍統領天水人周務學等30餘人為議員。當時駐天水的清軍統領黃鉞起義自稱“甘肅臨時軍政府都督”，趙惟熙等人主張用武力解決，李鏡清、馬福祥等出面調解，黃鉞取消獨立，問題得到和平解決，天水人民免受一次兵災。

馬安良等各路軍回甘后，趙惟熙以攻陝“有功”並想拉攏回軍以自重，便大加封賞，請袁世凱任命馬安良為甘肅提督，馬麒為西寧總兵，馬麟為涼州總兵（后調任甘州鎮守使，馬廷勷為涼州鎮守使），馬占奎為中營協統，馬國仁為秦州總兵，馬福祥為寧夏總兵（不久，改寧夏護軍使）。這時，甘肅八鎮中回族人占其五，世襲相承。到北洋政府時代，只保留甘州、涼州、西寧、寧夏四鎮。

在回軍中獨樹一幟塵，馬福祥的身世和馬安良不同，作風也不相同。馬安良是由反清而降清起家的，馬福祥則是因保皇而飛黃騰達的。馬福祥的父親馬千齡在同治年間的回民變亂中，靠攏官府，辦理地方團練，保護鄉里。當撒拉族民由循化縣進攻積石關時，積極阻擊，保護漢藏村落，並以自己的糧食賑濟漢藏災民，建立起友誼關係，致引起反清回族的憤怒，燒毀了他家的住宅及親族廬舍。馬福祥的二兄馬福祿考中清朝武進士，馬福祥中武舉。馬福祿自北京回來，要求在馬安良部下任一軍職而不得，旋在河州總兵湯彥和衙門當了一名“隨軍參贊”的挂名差事。他為了圖功報恩，與馬安良爭上下，在平變和鎮壓回眾方面特別出力，為清軍所信賴，為回民所憤慨。馬福祥以其先世辦團練以及馬福祿庚子之役為國捐軀為光榮，並以科甲出身自豪，鄙視馬安良系各首領。辛亥革命時，升允徵調回軍鎮壓陝西起義時，馬安良提出各分統人選，獨不提馬福祥。經升允提出，馬安良反對說：“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而馬福祥也不願受其指揮，自請留在蘭州。迨這支反革命軍隊回來，趙惟熙論“功”行賞，以馬福祥保衛後方，擁護共和，首先提名為西寧總兵（馬福祥在清末任西寧總兵，丁艱在家），馬安良起而反對說：“西寧衝要，閣臣（馬麒字）去相宜。”旋以外蒙獨立為借口，提馬福祥任阿爾泰護軍使。馬福祥志在實權，當然不願去荒僻的邊疆。馬安良又推薦為寧夏總兵，說“寧夏為北番之地，雲亭去相宜”，趙惟熙照此發表。馬福祥失望，延不赴任。馬安良每隔十天半月，派小馬隊到馬福祥公館門口，吹號吵鬧，馬福祥問其原因，答雲“提帥（馬安良）聽說四大人（馬福祥行四）將上任去，特派來送行的。”雙方差官且故意製造事端，鬥毆傷人，被馬安良拘捕扣押。馬福祥在這種逼迫情況下，無可奈何地到寧夏去。不想，寧夏因此而成了他以後發跡的基地。

馬福祥在寧夏八年，初到時，正值外蒙庫倫宣告獨立，綏遠（今內蒙自治區）西二盟的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響應騷動，以達拉特旗班達喇嘛旺德呢瑪為頭目，遣兵南下，盤踞河套，震動綏包。馬福祥親赴河套，設計誘擒旺德呢瑪，縛送北京。又擒俘偽皇帝達爾六吉。庫倫失援，包綏得寧。為北洋政府所重視，擢任寧夏護軍使兼寧夏將軍，並管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兩盟事務。護軍使職位，可以向中央直接言事，馬福祥向北洋政府條陳邊防大計，多中肯綮，迭獲嘉獎，由是聲望日隆。馬安良死後，他便成為甘肅回族軍閥中的翹楚。

1914年初，袁世凱為控制西北政權，派安徽人張廣建督甘。張廣建入甘之初，以巡按使名義帶有一個混成旅，武器精良，甘肅地方軍從未見過。到蘭后，分編為左右兩支新建軍，左軍駐省城東郊，安徽人吳攀桂為統領；右軍駐臨洮，安徽人吳桐仁任統領。另挑精壯千餘人作為衛隊，駐紮督署。時馬安良以提督名義駐在省城南關什字附近帥府街（今互助巷），所部分駐西關、河北、華林山一帶，張廣建感到威脅，想把馬安良調離省城，即請袁世凱任命馬為甘州護軍使，馬辭不就，張又想尋隙以達驅馬之目的，便慫恿所屬軍隊每與西軍在街頭、戲院、茶館打架鬧事。有一次從督署門前打起，馬部軍士節節退讓，經過南關什字，快要到馬之府第。馬容忍不肯下令還擊。經此一事，馬恐釀成事端，影響治安。遂帶隊返回原籍河州。

1917年，臨洮護法運動發生后，因牽涉到馬安良，張廣建為了拉攏，任命馬的第三子馬廷勷為涼州鎮守使。

張廣建認為陸洪濤之任隴東鎮守使、孔繁錦之任隴南鎮守使是他保薦的，均是他的親信。為了籠絡地方回族勢力，又與馬福祥結為同盟兄弟。對馬麒方面則由西寧道尹黎丹斡旋，信使往返，聯絡感情。馬麟拜張為老師，執門生禮。在軍事上彼此暫時相安無事。在政治上，張帶來了一批皖籍老官僚、舊政客把持政柄，橫徵暴斂，大肆搜刮，增收各種稅捐。並以龔慶霖為政務廳長，孔憲廷為蘭山道尹，許承堯為渭川道尹，蒯壽樞為榷運局長，洪延祺為財政廳長，鄭元良為警務處長。時人稱之為“四凶”、“八惡”。同時，還帶來大批安徽人，互相援引，委以優差美缺，據說有一理髮的也當了縣長，一時傳為笑柄。當時民諺說：“早上學會安徽話，晚上就把洋刀掛。”（指當軍官）張廣建利用民間舊存的煙土，低價收買，高價販運，並建立土葯、官膏局，稽徵、督察處等機關，名為禁煙，實際收稅。借口軍政開支無著，巧立名目增加稅收達40餘種之多，激起寧縣、環縣等十餘縣農民“抗捐”“罷耕”鬥爭，平涼、武都、酒泉等地也相繼發生兵變。尤其是中華革命黨人，於1917年冬至在臨洮發動的甘肅護法運動鬥爭，震動很大，地方群起響應，旅京甘肅同鄉也表示同情。當初張廣建以巡按使名義督甘后，首先擴建署前牌坊，正中匾曰“憲綱文武”，左曰：“控制三邊”，右曰：“保障西域”。實際上已紀綱廢馳，威信掃地，自保不暇，遑論西域了。

1919年前後，國內一些愛國人士、學者和研究地方自治的人，有鑒於國家南北對峙，不能統一，軍閥割據，互爭雄長，使國家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狀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乃提倡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成了當時的時髦政治口號。北洋政府採納眾議，制定各項自治法規，令各省成立自治籌備處，北京成立自治講習所，由各省保薦人員參加學習。同時，有些省份的督軍，也響應贊同。如浙江督軍盧永祥，進而倡導“聯省自治”，訂出具體法規，派其兒子盧小嘉赴蘇皖各省聯繫，而其目的在利用聯省自治名義，達到聯防割據之目的。省外各地的甘肅同鄉也迎合潮流，打出“甘人治甘”的旗號。首先有旅滬的張宗海等通電呼籲在北京的甘籍議員、同鄉會和甘肅各鎮守使、道尹，倡議驅逐張廣建，民選省長，實行自治。馬福祥乘機於12月8日通電全國，作出響應。其餘各鎮內心贊成，但懾於張廣建的淫威，不敢公然表態。

同時北京的甘肅議員和同鄉，派系很多，有以賈纘緒為首的天水派，以秦望瀾為首的會（寧）定（西）派，以周之翰為首的河西派。還有臨洮附近各縣同鄉擁護張維，皋（皋蘭）、金（榆中）同鄉擁護王鑫潤。但對驅逐張廣建后的繼任省長人選，意見分歧，提不出一個適當人物，只各在本派系內提出一人，向國務院申請，並未引起當時政府的重視。由於馬福祥贊成“甘人治甘”，各方視線集中，馬福祥聯絡實力派的鎮守使派代表到銀川商討大計。西寧馬麒派朱綉為代表，涼州馬廷勷派張學仁為代表，甘州馬麟派蘇成章為代表，寧夏新軍司令馬鴻賓派喇承基為代表。還有北京同鄉會推汪青為代表，同時代表河州鎮守使裴建准。他們首先製造輿論，雲集銀川召開‘“公民大會”三天，馬福祥和各鎮代表及地方紳商學兵各界都參加大會。揭露張廣建禍甘罪狀，群情憤激。西寧、涼州鎮代表明確提出以“武力解決”。大會通過由馬福祥、馬麒、馬廷勷、馬麟、馬鴻賓領銜，通電全國，列舉罪狀驅逐張廣建，實行自治，這就是“五馬”驅張之由來。通電發出后，提倡地方自治的各省旅滬同鄉會，北京同鄉會和部分議員紛紛響應。但北洋政府國務院迄無表示。馬福祥和各代表商議進一步採取武力奪取政權的辦法，其戰略步驟是由寧夏、西寧、涼州出兵進攻蘭州。以寧夏為主力軍，俟寧夏軍到達一條山（今景泰縣），馬福祥率騎兵急行軍會師，和西寧、涼州兵同攻蘭州，估計蘭州駐軍不多，無力抵抗，逼張廣建讓位。計劃既定，馬福祥派馬鴻賓為先遣軍，行至中衛，有馬福祥之掌案（相當于軍需處長）蘭州人何朴，向馬呈送公文之後，馬福祥想聽取一些輿論，問他；“出兵驅張，外邊有啥輿論？”何答：“將軍（指馬）此舉，知道內情的人們說是為民除害，不知的人說回回又反了。”這句話觸及了馬福祥心弦，立即電令馬鴻賓停止待命，不得前進一步。因為他自認為是科第正途出身的人，平素以和睦民族，維持和平相標榜，生平最嫉把“造反”二字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寧可不當督軍，不願冒此逆耳之名。但事已發動，勢難終止，就放棄武裝奪取的辦法，改為和平進攻的方式。

1920年12月24日，乃聯合各鎮通電聲明與張廣建脫離關係，不受節制，直接聽命北洋政府。

這時北洋政府大總統是清朝餘孽、北洋系支柱的徐世昌、馬福祥以乃兄福祿“效忠”清室陣亡的往事，向徐電陳，望他追念前勞，得一顧之情。原電大意“庚子之際，聯軍入侵，先兄馬福祿率兄弟子侄，保衛清室。前門喋血，以身殉職，忠骨累累，叢葬京師。”“福祥束髮受書，敬恭桑梓。乙未河湟變起，團結漢藏，毀家紓難。辛亥革命，翊贊共和，擁護中央。調停黃鉞獨立，餌患無形。”等語。同時，馬福祥又走了一條內線，庚子之役慈禧、光緒逃出北京，他扈駕行在，禁衛宮內，結識了慈禧的大宦官張祥齋（宮內稱小德張），訂為盟交。民國成立后張氏居住天津，當時馬鴻逵在北京總統府任侍從武官，每逢年節赴津探望饋贈，交誼很好。馬福祥在這緊要關頭，派馬鴻逵請張祥齋向徐世昌說項，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張廣建看到地方自治呼聲很高，省內外反對他的聲勢浩大，勢難再戀棧下去，想利用馬安良和馬福祥之間的矛盾抵制馬福祥，邀清馬安良來蘭代理職務，希圖自己安全離甘。馬安良欣然就道，行抵鎖南壩（今東鄉自治縣所在地），舊病複發，急回河州后病逝。張廣建感到事與願違，又指使陸洪濤反對馬福祥，以密保陸繼任督軍為條件。陸在甘多年，熟習政情，不敢冒昧從事，怕引起民族糾紛，即嗾使外號“張狼”的幫統張兆鉀出面發難，成則自任督軍，張可繼陸任；不成則充其量將張另調他職。張兆鉀向以簡單粗暴著稱，以權利所在，不加考慮，通電全國說：“甘省漢回世仇，馬福祥不能當督軍”，並以“身率六十營健兒相與周旋到底”來恫嚇。這才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視，不能再延。即調綏遠都統蔡成勛為甘肅督軍，調馬福祥為綏遠都統，以馬鴻賓代理寧夏護軍使，至1920年7月改為鎮守使。

北洋政府這一措施，在馬福祥雖未達到當督軍目的，但綏遠是一特別區域，轄制一道、四廳、八縣，兼管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等於一省的督軍兼省長，況又保持了一個寧夏舊地盤，感到滿意。但蔡成勛原兼第一師師長，帶兵入甘，地方確實負擔不起，無論省內省外，一致堅決反對。陸洪濤利用時機，積極策劃、蘭州各界舉行示威遊行，通電全國反對“蔡老虎”督甘。

陸洪濤系隨清新疆巡撫陶模來甘，由軍功漸升為振武軍統領，謹小慎微，為甘人所熟悉，因有張廣建的密保，北洋政府遂將蔡成勛另調江西督軍，令陸洪濤護理甘肅督軍。而省長職務，則令蘭山道尹陳誾代理，不讓陸兼任。

各鎮守使以驅張、擁馬、反蔡目的已達，無甚異議，但對張兆鉀通電中“漢回世仇”一語，實不甘心，分析當時的情況，認為授意的是張廣建，指使的是陸洪濤。張兆鉀僅是一個打手的身份而已。於是對陸洪濤採取既不歡迎也不反對的態度。惟對地方的行政、稅收，一手把持。當地的縣長、局長自己委派，稅收款項，自收自用。陸洪濤困守蘭州，一籌莫展，所部軍人叫囂武力征討，但無奈實力有限。而溫和派如督署參謀長魏鴻發（魏紹武）等，卻主張和平疏解，遂請前清老翰林劉爾炘出面調停，說什麼張兆鉀電文中侮辱挑撥之句，出於幕僚措詞不當，曲為解釋，各鎮也就見風轉舵，適可而止，複電響應。

甘州馬麟（玉清）是各鎮中野心不大，勢力最小的一個，抱著誰當督軍就服從誰的主意。張廣建當權時，他連鎮署中的一個參謀長都不敢自用，要請張委派，以表心跡。陸洪濤當了督軍，他自然也竭力服從，首先響應號召，進省表示誠意，並呼籲各鎮一致擁陸，“化干戈為玉帛，共維甘肅之大局”。經此一番斡旋，大家言歸於好，還政於省。

馬福祥自寧夏到綏遠赴任，隨帶不多的昭武軍作衛隊。因幅員遼闊，武力空虛，他先改編地方武裝鄭金聲部為綏遠混成旅，鄭為旅長。又向北洋政府多所陳述，另編了一個混成旅直屬中央，（即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馬鴻逵為旅長，武器由中央發給，兵源自己招募。馬鴻逵在他的原籍臨夏，招募農民子弟，重新訓練，將原來的昭武軍老兵，一律淘汰，因此引起了軍官中一些親屬的不滿。在訓練方面，請吳佩孚派來軍事教官羅震為參謀，請馮玉祥派趙守鈺為督署參謀長。訓練的方式完全採用馮玉祥的規章制度，又向馬麒借來馬步青的騎兵團來綏支援，所部共約六七千人，地方暫告平靖。

在政治方面，對曾經同意他反張的人，各予適當安置。在議員中，以吳本植為財政廳長，段永新為實業廳長，敏翰章為軍需處長（未就），范振緒為薩拉齊縣縣長。在軍代表中，以張學仁為土默特總管（等於地政局長），喇承基為馬鴻賓的團長。還用臨潭人、日本士官生包述銑為參謀長，聯絡蒙漢各方上層人士。馬福祥到綏后，處於直系曹錕、吳佩孚與奉系張作霖兩大勢力之間，為兩方所爭取。

1922年第一以自己兵力不足，地方遼闊，奔走於吳、張之間，說明不能有一臂之助，為兩方所諒解。

1924年第二次直奉之戰，因地勢關係，參加直方，派馬鴻逵帶領所部及綏遠地方軍，歸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指揮，取道熱河攻奉，行抵赤峰，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馮軍回京，站在勝利一邊。這時，綏遠劃定為馮軍勢力範圍，馬福祥探得其情，自請讓出綏遠，遂被任為西北邊防會辦，擴編馬鴻逵部為馮軍第七師，馬鴻逵任師長、第四路軍司令，歸孫良誠指揮，援陝攻豫，參加大戰。

1926年春，馮玉祥在張作霖、吳佩孚聯合進攻下失敗，赴蘇聯時，馬福祥直送到平地泉，馮即向北洋政府推薦馬福祥為航空督辦。馬蟄居天津，並未到職。

1928年4月，蔣、桂、馮、閻聯合“北伐”時，馬福祥透過關係，從天津秘密南下，到徐州晉見蔣介石，陳述統一北方、安定西北計劃，蔣鑒其熟習北方政情，又與奉張、閻、馮及吳佩孚都有關係，且其子馬鴻逵正在為馮效力，其侄馬鴻賓又任寧夏鎮守使，為西北回族中的一個實力派。即任命馬福祥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開封、北平政治分會委員，編遣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

1929年5月，閻、馮聯合反蔣時，馬福祥於事前被蔣介石派往馮玉祥處疏通，希望和平協商，不要用兵，馬到華山馮的總部，正在斡旋時，其子馬鴻逵聯絡韓復榘、石友三，突然率部10萬人反馮投蔣，通電“維持和平，擁護中央”，使馮的40萬大軍亂了部署，放棄京漢路戰線，這就使馬福祥的處境，十分尷尬。馬福祥甚感自危，又身在虎穴，急忙派人向駐防陝西朝邑的侄子、馮部軍長馬鴻賓通消息。馬鴻賓經過縝密的考慮后，感到只有自己挺身而出，向馮玉祥面談，或可達到救叔之希望。自韓、石、馬叛馮后，馮玉祥已令宋哲元部隊向朝邑包圍，嚴密監視馬鴻賓部的舉動。馬鴻賓見馮后，首先說由於他們平常教育無方，發生了馬鴻逵叛逆罪行，願將部隊立即交出，請馮派人接管，自己在馮的身邊聽候差遣，以贖前愆。馮聽了怒氣稍平，說：“馬鴻逵的事，不干你事，事實上你們父、兄也管不了他，我對你仍舊相信，不必顧慮，好好練你的兵。”接著馮玉祥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提出要“倒蔣”、“倒閻（錫山）”大家明知自己力量不夠，不能同時兩面作戰，但又不敢向馮當面提出。馬鴻賓毅然發言，分析了敵我力量，建議先“倒蔣”勝后再“倒閻”，大家相繼發言贊同。馮考慮后覺得有理，即決定派人去聯繫閻錫山，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人選，馬鴻賓趁機建議說馬福祥與閻錫山是多年換帖弟兄，請考慮前往，馮即決定放了馬福祥，由馬鴻賓接去，前往太原，與閻錫山協商結果，馮玉祥通電下野，部隊交宋哲元統率，馬福祥平安回到南京。馮玉祥到太原后，卻被閻錫山軟禁在晉祠8個月之久。

1930年，蔣介石穩定北方局勢以後，準備向閻錫山動手，把大批部隊集結到晉北邊境和石家莊、娘子關一帶，閻錫山情急，才主動向馮玉祥道歉，商定再次聯合“倒蔣”。閻錫山任“總司令”，馮玉祥任“副總司令”，掀起蔣、馮、閻中原大戰。蔣介石擴編馬鴻逵為討逆軍十五路總指揮，在隴海、津浦各線作戰，為蔣出力不小，對蔣軍的取勝起了一定作用。馮軍潰敗后，所部投蔣、投張學良，意見不一，各方自覓出路。

馬福祥因以前曾任過馮玉祥的“西北邊防會辦”，又因馬鴻逵在馮部數年，善於交際，與馮部將領或結盟換帖或密切往還，如孫連仲等人對馬福祥都非常尊敬。馬福祥遂銜蔣命奔走閻、馮與各將領之間，勸說馮部將領接受編遣，各得安排。

1930年1月，馬福祥被任命為青島市長⑶，當時紗廠工人因勞資關係，罷工對抗日本資方，馬福祥與日領事幾經協商，另訂新約，工潮始息⑷。旋調任安徽省主席，在職7月，大半時間奔走於南京、北京、鄭州、西安之間，為蔣介石與各軍閥之間作聯絡調解工作，省政則由程天放代理主席，形成看守政府，無大措施。旋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他特别致力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工作，召開蒙藏會議，達賴喇嘛派人貢忱，班禪喇嘛不斷派員輸誠擁護。秋季辭職⑸，專任國民政府委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等職。馬福祥對甘肅政治本不想染指，但對當年所受陸、張之恥辱，耿耿在心，1931年1月，他向蔣介石推薦馬鴻賓任甘肅主席，不料馬鴻賓不諳甘肅政情，不能控制複雜局面，未數月，為國民黨政客與馮系軍人發動政變，失敗而去。馬福祥認為有傷他在中央的威信，因之抑鬱成疾。

1932年，在雞公山得病，在赴北京就醫途中，行抵琉璃河去世，葬於北平三里河回民公墓。

家族成員

馬福祥好讀書，善書法，留心時政，喜歡接近漢族中上層人士。幕府中所延攬的人中，有擅長時文的，有長於研究金石書畫的，也有專寫電文書札的。他自稱“戎馬書生”，相識之人，詡為“儒將”。晚年，自書“賀蘭舞劍，青山立馬，滄海擢纓，長江觀潮”，敘其經歷。他長於交際，善於遊說，清朝的翰林、進士，北洋的督軍、省長，以及國民黨的顯要如戴季陶、何應欽、陳果夫等人，相與往還，或訂為金蘭，或親密結交，常語人：“生平無不可言之事，天下無不可交之人。”這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也取得了不小的幫助。他的處世哲學，崇尚黃老禍福相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說，嘗親書《黃石公素書》並以之規勸朋友，激勵部屬，訓誡子弟。他熟習歷史掌故、封建禮俗，在寧夏期間，好整以暇，繼志述事，給他父、兄請恤立碑，請名人書寫，精工鐫刻，在原籍建立碑亭，供眾瀏覽。並為其父做冥壽。

馬福祥在寧夏創立了蒙回師範，在北京資助成達師範、西北中學（一說西北公學），在蘭州、臨夏、包頭等地設立學校30餘處。他的遺作有《磨盾餘墨》《蒙藏狀況》《先哲言行類鈔》《訓誡子侄書》等。為了供研究儒、釋、回、耶各種宗教的需要，曾刊印回教名人所著《天方典禮》，《天方性理》《五功釋義》《清真指南》等十餘種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