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夢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沈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摺扇上印著一幅西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緻，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緻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於是日日通視，竟爛熟於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於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於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係，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的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徵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並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裡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於是，剛剛撫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於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裡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於這裡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裡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佔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跨身於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緻。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後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於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並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蒓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於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干悠閑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為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到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拔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纔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徵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最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景點，景點，總是景點。

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纔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地道、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身份。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鬆，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阿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隻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深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後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纔鐫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弔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遺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並不因此而鬱憤自戕，而是從對情的執著大踏步地邁向對美的執著。她不願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牆。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後，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於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19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它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一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於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纔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聖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託於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帖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換，只是憑藉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讚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裡。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因此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聖、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凶，前者舉入天府，後者淪於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塊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災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麼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並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於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於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於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嚮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響應。但是，她是決不會捨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願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願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願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拼搏。一切都是為了維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裡，而不是最後被鎮於雷峰塔下。她無懼於死，更何懼於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於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徵。

1924年9月，雷峰塔終於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係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便明智如魯迅，也願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徵意義上深深沈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文章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揭示西湖給人以疏離感的原因。

西湖是一個夢，“一個陳舊的夢境”。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原因有二：一是過於玄艷的造化，無法與之進行家常性的交往（難以真切）；二是成名過早，遺跡過多，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難以貼近）。

因此，它太抽象，太虛幻，太縹緲，太複雜。

第二部分揭示西湖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西湖體現了一種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

西湖的盛大，西湖的抽象、虛幻、縹緲，西湖給人的疏離感，體現了中華歷史文化的沉積，體現了中國文化人格的一種集合，一種負面效應——那就是科學理性精神的化解和消退，社會理性使命的化解和消退。這是對多數中國文人人格結構構成中的劣根性的揭示——貌似“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實質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把“各色信徒”（實為中國多數文人）都陶冶成了遊客，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宗教（中國文化人格），深奧的理議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

這是作者對中國文化人格構成中的弱點的深刻揭示，這是作者對中國文化人格構成的深沉的哲學思考，表現了作者對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文化走向的探索與思考，表現了作者強烈深沉的憂國憂民憂文化之心。

第三部分進一步揭示中國文化人格的缺陷。

作者不從文學（或文化）的角度去頌揚“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白居易、蘇東坡，反去寫別也能搞的作為水利工程的白堤、蘇堤，其用意仍是對中國文化人格構成中的弱點的揭示。作為大詩人、大文豪的白居易、蘇東坡，作為在那個時代具有最高文化品位的他們，去“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這是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文人的悲哀、失落，這是中國文化人格的黯淡。作者欲仰先揚，欲擒故縱，深刻揭示了中國文化人格的缺陷。

對於隱士文人林和靖的批判，作者更是毫不留情。林和靖一生孤高自傲，不願出仕。對於這種人，封建社會的文人無不推崇備至，但作者對這種所謂“獨善其身”的文化心態、文化人格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

總體上講，無論白居易、蘇軾，還是林和靖，作者都是在揭露批判中國文化人格的封閉性、黯淡面（即所謂“正統的人格結構”）而非歌頌。

第四部分揭示具有積極意義的中國文化人格結構的另一方面。

作者不惜筆墨，大寫特寫妓女蘇小小，神話傳說中的白娘娘，是因為她們體現了與正統（傳統）人格結構奇特對峙的格格不入的中國文化人格結構的另一方面（積極方面），因為她們的理想、追求“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她們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因為她們是“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是“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的人，是把美熨貼著自己的本體生命的人，是大寫的人，活得逍遙自在、更為瀟灑的人，是追求合理人性（人的自然的合理要求），追求實現人生的自我價值的人，是掙脫著人類難以掙脫的悲哀的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而非偽善的戴上假面具的扭曲了人性的人，這才是具有“道德”意義的人，儘管這種呼喊很微弱，是“微波”。

綜上所述，作者憑藉著西湖山水的複雜性以探究中國文人的確人格結構構成的原因，揭示中國文化中的文人人格構成的深厚內涵，為讀者打開了深層思考的空間。大量的詩詞、典故，向我們顯示一位文學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淵博的學識；而其中那些深刻的見解和精闢的剖析，更向我們展示了秋雨先生作為一位思想家所具有的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深邃的靈魂。

余秋雨，男，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當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學者，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家。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歷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戲劇家協會副主席。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海內外出版過史論專著多部，曾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榮譽稱號。近年來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餘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後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台灣聯合報讀書最佳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余秋雨的藝術理論著作——《戲劇理論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獲全國首屆戲劇理論著作獎，十年後獲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戲劇審美心理學》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因《行者無疆》獲得2002年度台灣白金作家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