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1946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鎮，在家鄉讀完小學。

1957年——1963年，先後就讀於上海新會中學、晉元中學、培進中學至高中畢業。

1963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入學后以下鄉參加農業勞動為主。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來總理為搶救教育布置複課、編教材。從農場回上海后被分配到復旦大學魯迅教材編寫組，但自己擇定的主要任務，是冒險潛入上海戲劇學院和復旦大學外文書庫獨自編寫《世界戲劇學》，與當時以“革命樣板戲”為旗號的極左文化專制對抗。

1985年2月由上海各大學的學術前輩王元化、蔣孔陽、伍蠡甫等資深教授聯名推薦，在沒有擔任過副教授的情況下直接晉陞為正教授，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3月，因國家文化部在上海戲劇學院舉行的三次民意測驗中均名列第一，被任命為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主持工作一年後，即被文化部教育司表彰為“最有現代管理能力的四名院長”之一。與此同時，又出任上海市諮詢策劃顧問、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榮譽稱號。

1998年6月，在新加坡召集規模盛大的“跨世紀文化對話”而震動華文世界。對話主角是四個華裔學者，除首席余秋雨教授外，還有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威斯康辛大學的高希均教授和藝術家陳瑞獻。余秋雨的演講題目是《第四座橋》。

從2000年開始，由於環球考察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國內某些媒體為了追求“逆反刺激”的市場效應發起大規模誹謗。先由北京大學一個學生誤信了一個上海文人的傳言進行顛倒批判，即把周恩來總理為了搶救教育而布置的教材編寫組說成是“文革寫作組”，並誤植了那個上海文人自己參與的筆名“石一歌”。由此，形成十餘年沒有實際證據支撐的批判大潮。據楊長勛教授統計，誹謗文章多達一千八百多篇。余秋雨先生對此沒有作任何反駁和回擊，他說：“馬行千里，不洗塵沙。”直到十二年後，誹謗消退，才寫作《“石一歌”事件》一文予以說明。

2004年3月，參加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的設計、研討和審核。2004年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單位選為“中國十大文化精英”、“中國文化傳播坐標人物”。

2005年4月應邀赴美國巡迴演講：

1）4月9日講《中國文化的困境和出路》（在紐約大學亨特學院）；

2）4月10日講《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所在》（在北美華文作家協會）；

3）4月12日上午講《空間意義上的中華文化》（在馬里蘭大學）；

4）4月12日下午講《君子的腳步》（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

5）4月13日講《時間意義上中華文化》（在耶魯大學）；

6）4月15日講《中國文化所追求的集體人格》（在哈佛大學）

7）4月17日講《中華文化的三大優勢和四大泥潭》（在休斯頓美南華文寫作協會）。

2005年7月20日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利瑪竇的結論》，論述中華文明自古以來的非侵略本性，第一次從文化上質疑“中國威脅論”。

2005年——2008年，被香港浸會大學聘請為“健全人格教育奠基教授”，每年在香港工作時間不低於半年。

2008年9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此前上海教育系統僅有一所“周小燕大師工作室”）。上海市靜安區政府決定為“余秋雨大師工作室”贈建辦公小樓。

2010年4月30日接受澳門科技大學任命，出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宣布在任期間將每年五十萬元港元年薪全數捐獻，作為設計藝術學專業和傳播學專業研究生的獎學金。

2010年5月21日聯合國自成立以來第一份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發布儀式的主要環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女士與余秋雨先生進行一場對話。余秋雨在對話中發言的標題為《駁“文明衝突論”》。

2012年10月12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在北京成立“秋雨書院”，任院長。該書院是一個培養博士生的高層教學機構，現培養兩個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一，中國文化史專業；二，中國藝術史專業。

2013年10月18日下午，再度赴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演講《中華文化為何長壽》，第一次從文化上質疑“中國崩潰論”，當天聯合國網站將此演講列為第一要聞。

2013年10月20日，在紐約大學演講《中國文脈簡述》。

2015年3月，再度應邀在台灣各大城市進行“環島巡迴演講”，自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到高雄市。雙目失明的星雲大師親率僧侶團隊到高雄車站迎接，給予了最高接待禮遇。這是余秋雨教授自1991年首度訪問台灣后第四次大規模的環島演講。本次演講的主題是《中華文化和君子之道》。

2015年11月，被選為世界余氏宗親會名譽會長。

2016年9月9日，辭去人文藝術學院院長職務。被榮聘為澳門科技大學榮譽院長和特聘教授。

1977年——1985年投入重建當代文化的學術大潮，陸續出版了《世界戲劇學》《中國戲劇史》《觀眾心理學》《藝術創造學》《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Theatre》等一系列學術著作，先後獲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其中，獨自在災難時期開始編寫的《世界戲劇學》，出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全國在這一學科的唯一權威教材。

1989年——1991年，婉拒了升任幾個省部級職位的徵詢，並開始向國家文化部遞交辭去院長職務的報告。辭職報告先後共遞交了23次，終於在1991年7月獲准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包括多種榮譽職務和挂名職務。辭職后，孤身一人從西北高原開始，系統考察中國文化的全部重要遺址。當時確定的考察主題是“穿越百年血淚，尋找千年輝煌”。在考察沿途所寫的“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快速風靡全球華文讀書界，被稱為“印刷量最大的現代華文文學書籍”。他也由此成為在國際間最具影響力的華文作家之一。

2014年4月《余秋雨學術六卷》出版發行。

2014年10月《秋雨合集》二十二卷出版發行。

2017年8月，《門孔》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2019年4月，《雨夜短文》由天地社出版社出版。12月18日，參演的脫口秀節目《2020世界在望》首播。

2021年4月20日，余秋雨通過抖音、西瓜視頻分享自己的新作《老子通釋》，傳遞老子的哲學智慧。

妻子馬蘭，一代黃梅戲表演藝術家，是迄今國內囊括舞台劇、電視劇全部最高獎項的唯一人；榮獲美國林肯藝術中心、紐約市文化局、美華協會聯合頒發的“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馬蘭主要的舞台劇演出，大多由余秋雨親自編劇。夫妻倆目前主要居住在上海。

第一，余秋雨先生在寫作散文之前，就已經是一位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學者。一切能夠用學術方式表達清楚的各種觀念，他早已在幾百萬言的學術著作中說清楚。因此，他寫散文，是要呈現一種學術著作無法呈現的格調，那就是白先勇先生讚揚他的那句話：“詩化地思索天下”。他筆下蘊藏的“詩化”靈魂，是“給一系列精神悖論提供優美的儀式”。

第二，余秋雨先生寫作散文前已經有過深厚的人生體驗。他出生在文化蘊藏深厚的鄉村，經歷過十年浩劫的家破人亡，又在災難之後被推舉為廳局級高校首長，還感受過辭職前後的蒼茫心境，更是走遍了中國和世界，把這一切加在一起，他就深知中國的穴位何在。因此，他所選的寫作題目，總能在第一時間震動千萬讀者的內心。即使講歷史、講學問，也沒有任何心理隔閡。這與一般的“名士散文”、“沙龍散文”、“小資散文”、“文藝散文”、“憤青散文”有極大的區別。

第三，余秋雨先生在小說、戲劇方面的創作，皈依的是歐洲二十世紀最有成就的“通俗象徵主義”美學。誠如他在《冰河》的“自序”中所說：“為生命哲學披上通俗情節的外衣；為重構歷史設計貌似歷史的遊戲”。更大膽的是，《空島》的表層是歷史紀實和懸疑推理，而內層卻是“意義的彼岸”。這種“通俗象徵主義”表現了高超的創作智慧，成功地把艱深的哲理化解在人人都能夠接受的生動故事之中。

理性回歸

恢復理性精神、弘揚理性精神是新時期余秋雨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對當代散文的超越，就是在繼承傳統散文“文以載道”的基礎上，張揚起理性的大旗，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姿態直指未來，從而博得了眾多讀者的心理認同和回應，成為余秋雨筆下“精神道場”的基礎。比如，《山居筆記》中借著“散文表述”的載體，開宗明義、旗幟鮮明地回到了文字敘述的空間；《十萬進士》是體現余秋雨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典型之作，在書中，余秋雨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全面的分析，給予了富於創見的文化新結論。嶄新的敘述和文化認同，加上余秋雨將一種學精神的融入其中，這種富於激情的理性精神就產生了一種美學上的張力。

傳統汰選

余秋雨認為，民族文化的偉大精髓在於它的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處處顯示著對這種凝聚力的追詢。比如，《鄉關何處》一篇從古人充滿宇宙意識的超驗之問起筆，落腳在散文的抒情主體對故鄉一人生歸途的探詢。那個既遙遠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無法完全進入的“鄉關”。對於中國文化的複雜性、包容性、多樣性，余秋雨也給予了關注。余秋雨認為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尤其是學術文化往往是非官方性的。中國的學術文化，似乎總是在輪迴中發展，富有生命力的學術文化產生於官方以外，官方先是壓抑摧殘，既而認識到其“實用價值”，便取來為己用，但不久便使其僵化乃至斷氣，只好再由其他官方的學術文化補充養分甚至取而代之，中國文化的這種運作機理給傳統文人以中國式的悲劇定位，朱嘉及其學生之死便是典型的例子，但這也正給傳統文人提供了內在驅動力和廣闊的歷史舞台，並由此建構起他們真正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正是通過對朱熹類型傳統文人的讚揚，肯定了這一具有人類整遍意義的文化命運機理。

人格重塑

在余秋雨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的集中體現是傳統文人的品格，而傳統文化的品格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集結。在這個集結中，傳統文人首先是作為知識集團所操縱的棋盤中的一粒粒棋子出現的。比如，《十萬進士》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科舉時代文人的既定命運，但更為重要的是造就附庸人格的並不是附庸人格的實質。科舉制度的文化本質是要求士子與統治者以“道”相結合。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本質, 科舉制度才能除附帶造就一批屈服於“正統”的平庸官僚之外，更造就了一批以“道統”自任的文化名人。可惜的是，以“道統”自任的傳統文化人往往不能與統治者的“道”相結合，成為統治者的“棄子”，由“棄子”而產生了中國獨特的貶官文化，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品格的最常見也是最好的表現形式，傳統文人的文化生命因貶官而受到了猛烈的擠壓，由擠壓而得到生命的激揚。在被貶的處境中，傳統文人才能擺脫喧器與虛浮的生命狀態，“才能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略，與自我對話”，以探討生命的底蘊。余秋雨的散文如《十萬進士》《蘇東坡突田》《西湖夢》《柳仗柯》《流放者的土地》等以理性展示了傳統文人由入仕而平庸的無奈和想象，照見了官格與文格的嚴重背離，同時也深情歌頌了那些因遭貶而創造出豐富的精神價值的文化名人。這種對傳統文化人格的觀照為當代文人走出迷亂的困境、實現人格的重構提供了範例。

珍視文明

余秋雨認為，文明是克服了愚昧和野蠻之後達到的境界，是對前者的擺脫，歷史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在重複上演這個過程，總體的人類大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今天，中國人還是在於愚昧和野蠻作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正體現出文明的珍貴性。余秋雨認為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文化需要公開、透明、傳播、共享、溝通、化解，文化要發揮自己真正的作用，就要能夠克服障礙，只要能夠跨越障礙的文化才能夠像生命一樣延續下去，才能夠形成文明，余秋雨散文是通過深深思考後形成的喟嘆，是對文化的尊重，對文明的嚮往，期待和呼喊。

憂患意識

余秋雨散文透露出的對文化的反思和憂患意識，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是余秋雨散文的精神特質，余秋雨具有文人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並鮮明地體現在文章當中，在面對民族文化在多元衝擊時的這種時代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更為明顯，對文化的反思是余秋雨文章的一大值得探討的主題，因此，余秋雨的散文多關於歷史的探尋、訪古尋古，並在這個過程中對古文化深刻思考，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蘊含了文化內涵和思想力度。余秋雨在散文中強調文化的產生髮展創新都需要進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斷反思進步的民族，才能繼續生存繁衍。

結構藝術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善於挖掘山水景觀中的歷史文化，並將歷史與現代相結合，以全新的視角描寫景物，同時通過集中簡短的手法安排人物、描寫故事。如余秋雨將《莫高窟》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採用敘述的手法通過莫高窟的地理位置以及開鑿時間闡述了莫高窟的由來，第二部分以歷史為主線，描寫了各個時代莫高窟的特點，第三部分主要描寫了莫高窟的價值，在最後作者提到雖然自己到了另一個佛教聖地，但心中仍想著莫高窟，體現了莫高窟對自己帶來的震撼。

語言風格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多將描寫、敘述以及議論等形式融匯貫通，通過旁徵博引以及典雅敦厚的語言來描寫景物，使讀者身臨其境感受歷史的變遷。例如收錄於《文化苦旅》一書中的《三峽》，為了體現李白的詩情與人格，他引用了余光中《尋李白》的詩句：“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短短几句便使讀者看到一個豪情萬丈的詩人，同時還引用酈道元的《水經注》：“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26個字便寫出了三峽春冬季節的清榮峻茂，同時文中的對偶句與散文兼具，使文章充滿節奏感。此外其在《蘇東坡突圍》中借用了蘇軾的《卜運算元》：“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通過典雅綺麗的語言展現了蘇軾在被釋放到黃州後生活的凄苦以及精神上的孤獨。

1966年遇到“文革”災難，家破人亡。父親余學文先生因被檢舉有“錯誤言論”而關押十年，全家經濟來源斷絕；唯一能接濟的叔叔余志士先生又被造反派暴徒迫害致死。在饑寒交迫之中，1968年被下放到27軍軍墾農場服勞役，極端艱苦。

2008年5月12日，中國發生“汶川大地震”，第一時間趕到災區參加救援，並不斷在現場對災區民眾、救援人員發表演講。見到遇難學生留在廢墟間的破殘課本，決定獨資捐建三個學生圖書館。但是由於每本書籍須由自己親自挑選和購買，捐助款項不可能從中國紅十字會賬戶中查到，因此被人在網路上炒作成“詐捐”。後由災區教育局一再說明捐建實情，又由王蒙、馮驥才、張賢亮、賈平凹、劉詩昆、白先勇、余光中等名家紛紛為三個學生圖書館題詞，風波才得以平息。

白先勇：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了，他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地思索天下的靈魂。他的著作，至今仍是世界各國華人社區的讀書會讀得最多的作品。他創造了中華文化在當代世界罕見的向心力奇迹，我們應該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

賈平凹：余秋雨無疑拓展了當今文學的天空，貢獻巨大。這樣的人才百年難得，歷史將會敬重。

金庸：北京有年青人為了調侃我，說浙江人不會寫文章。就算我不會，但浙江人里還有魯迅和余秋雨。

余光中：中國散文，在朱自清和錢鍾書之後，出了余秋雨。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高希均：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灣演講，都在社會上激發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內外的中國人，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中華文化的讀者與聽眾。

聯合國中文組組長何勇：余秋雨先生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功不可沒。他三次來美國演講，無論是在聯合國的國際舞台，還是在華美人文學會、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大學或國會圖書館的學術舞台，都為中國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國搭建了新的橋樑。他當之無愧是引領讀者泛舟世界文明長河的引路人。

紐約人文學會共同主席汪班：秋雨先生的作品，優美、典雅、確切，兼具哲思和文獻價值。他對於我這樣的讀者，正用得上李義山的詩：“高松出眾木，伴我向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