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金銀器

唐代金銀器

唐代金銀器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是當時重要的手工藝品。其製造部門分“行作”、“官作”兩類,而以後者為主。“行作”即為民間金銀行工匠製作,質量較官營手工業差。“官作”即指少府監中尚署所管轄的金銀作坊院。中、晚唐時又設文思院,掌造宮廷所需的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繪素裝鈿之飾,以宦官任文思使,為內諸司之一。

發現與收藏


據不完全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國內已發現唐代各類金銀器皿530多件,分別出土於窖藏、地宮、墓葬之中。著名的窖藏有陝西西安何家村、沙坡、和平門外、西北工業大學、交通大學、棗園村、耀縣背陰村、藍田楊家溝,內蒙古喀喇沁旗及江蘇鎮江丁卯橋等處;著名的地宮有甘肅涇川大雲寺、陝西臨潼慶山寺、扶風法門寺、江蘇鎮江甘露寺等處;墓葬有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1號墓、陝西西安三兆唐墓、浙江臨安水邱氏墓等。國外收藏的唐代金銀器雖無精確統計,但大約接近國內數量。除了許多私人收藏家外,美國的華盛頓弗里爾美術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芝加哥美術館、舊金山美術博物館、英國不列顛博物館、瑞典遠東藝術博物館、丹麥哥本哈根展覽館、日本正倉院、東大寺、白鶴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大和文華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等處,均藏有重要的唐代金銀器。

分期


唐代金銀器的分期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看法。因有紀年的器物很少,只能通過器物形制、紋樣的演變,結合有紀年的出土物加以劃分。大致可分作四期。
第一期 初唐到高宗時期(618~683)。典型器物主要出土於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1號墓及西安沙坡、何家村窖藏。特徵是:①器形種類單純,僅有飲食器,出土數量較少;②在裝飾器物時,多將器物外壁劃分為十二瓣以上的裝飾面,逐一裝飾;③裝飾面多呈S或U形瓣;④碗或鐺之內底焊接模沖裝飾圓片,使器物的底部形成雙層。
第二期 武則天到玄宗時期(684~755)。主要出自甘肅涇川、西安的沙坡、何家村、八府庄、韓森寨、臨潼慶山寺等地。主要特徵是:①器物種類除飲食器、葯具、容器外,還增添了雜器、宗教用具等;②已不見以十二或十四瓣劃分裝飾面的手法,而大量採用了六、八等分裝飾面的手法;③裝飾面少見U形,多為蓮瓣,S瓣不再出現;④以忍冬、蓮花等紋樣組成的寓意著連生貴子、多福多壽等祝願的石榴、桃狀、柿狀花結大量使用;⑤盤底鏨刻或模沖的單點紋樣,替代了器物內底焊接的裝飾圓片。
第三期 肅宗到憲宗時期(756~820)。出土於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坑底寨及內蒙古喀喇沁旗等窖藏。特徵為:①器物中很少見雜器、葯具;②器物多採用多重結構的六等分裝飾法;③出現仿生器物,盤類多三足且體形變大;④器物口沿多用單相蓮瓣裝飾一周,禽類圖案多採用成雙成對的形式。
第四期 穆宗到哀帝時期(821~907)。器物多出自江蘇鎮江甘露寺、丁卯橋、陝西耀縣背陰村、藍田楊家溝、西安和平門、潘家村、交通大學、魚化寨、棗園村、建國路、扶風法門寺、浙江長興等地及水邱氏墓。主要特徵是:①器形種類複雜,食器、飲器、葯具、容器、雜器、法器、供養器應有盡有,器形大且多配套;②盒、碗類器物出現高圈足,盒體增添雲頭狀、菱弧狀、委角狀等新形制,仿生器更多;③殉葬的金銀器微型化、冥器化;④裝飾面多採用四、五等分,內容出現儒家經典中的人物故事;⑤器形或紋飾方面,均出現一股強烈的復古潮流,“碎線”式的刻劃裝飾技法流行。

製作工藝


唐代金銀器造型精美,工藝複雜精細,經鑒定證實,當時已普遍採用了鍍金、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等工藝,製造工藝達到很高的水平。
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鑄造的以外,唐代多使用錘擊成型法。這種技法早在公元前兩千年已出現於西亞地區,唐代匠師接受了這種技法,遂使金銀器製造工藝發展到新的階段。唐代金銀器無論在形制及裝飾方面,均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薩珊、印度、粟特等方面的影響。
唐代金銀器還以其華美富麗的裝飾圖案著稱。裝飾圖案主要分幾何形與寫生形兩大類。前者多裝飾器物邊緣,後者多為裝飾主題。寫生形裝飾包括動物、植物及其他3類。動物紋樣由瑞獸、水族、珍禽組成;植物紋樣則可分為折枝花、小簇花、串枝花、花結、團花幾種;其他紋樣主要是山嶽、雲氣。
從構圖上看,唐代金銀器圖案可分為散點裝和滿地裝兩類。散點裝是用同一紋樣等距離地反覆出現於器物的裝飾部位上,使紋樣間留有較大空隙,花紋明朗,節奏感強。滿地裝則是以各種紋樣將器物通體加以裝飾,使器物顯得富麗堂皇。
金銀器紋樣也有著自身的演化規律,如龍的形象,早期胸脯高聳,體態粗壯,而晚期胸脯細小,體形纖細。鳳鳥在第一、二期多為站立狀,鉤喙,長頸,鼓翼,翹尾。第三期雖仍為站立狀,但翅與尾變小。第四期鳳鳥則呈飛翔狀,長尾如同一株折枝柳,失卻了早期的華美生動。另外,鳳鳥從第三期始,不見單獨紋樣,而衍變成口銜綬帶或花草的相逐飛行的對鳥,且多在圓形或橢圓形規範之內。獅紋在一、二期神態勇猛,騰振跳躍,第三期則從奔騰改為蹲踞狀。鹿紋在一、二期為站立或奔突狀,三期則多為卧鹿。總之,瑞獸紋在二期前為金銀器的主要裝飾題材,三、四期退居次要地位甚或消失了,植物紋樣替代了它的作用。
珍禽在一、二期種類繁多,到三、四期僅見鴛鴦、鸚鵡、雀鳥等少數禽類,而且立鳥紋驟減,鳥類形象也改變了寫實作風。如鸚鵡紋身體變得瘦長,尾翎長度超過鳥身,展翼相對飛翔。
植物紋樣中折枝花,在第二期株體修長,外形呈品字狀,花、葉、根、莖交待清楚,是名副其實的折枝花。但三、四期折枝花體形變矮,根莖退化,有的花頭與左右葉幾乎橫排成“一”字,形體扁平化,向團花過渡,有人稱為“扁團花”。四期還出現一種十字狀的折枝花,成為晚期折枝花的重要時代標誌。
花結,過去往往被稱為“團花”,但它是以忍冬編結成石榴、柿形、桃形的中空花朵,與團花區別較大。花結是第二期主要植物紋樣,三期消失,到第四期又稍復活,但不如二期之精緻、多變,顯得粗糙、簡單。
唐代金銀器不僅是貴族豪華生活中的重要用品,而且皇帝也用於頒賜臣下及民族交往,大官僚為了得到皇帝的寵幸,還用金銀器作為四節進奉之物,所進金銀器還要刻上官銜姓名,如西安北郊發現的唐代雙鳳紋銀盤背面鏨刻有“浙東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東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裴肅進”字樣,以後陸續還發現鏨有李勉、劉贊、敬晦、田嗣莒、李桿等結銜勒名的金銀器,均屬向皇帝進奉之物。有時皇帝還向各地下令宣索,使地方官吏不堪其擾。唐寶曆元年(825)七月,敬宗李湛要浙西造銀盝子妝具二十事,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說:“金銀不出當州”、“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可見其情況之一斑。
唐代金銀器
唐代金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