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麗

3日在貴陽街頭暴扇記者耳光的“中華女”郭麗最終被處以10日拘留；24日，貴陽市委宣傳部部長到醫院看望了受傷記者，並強調，“新聞記者要充分行使國家賦予的輿論監督權力，更加努力工作”。

打人者被懲處，受傷者得到慰問，然而網上還是出現了“雜音”，稱郭麗為“烈女”，指記者就是“該打”。截至筆者寫此文時，騰訊網“你認為暴打事件責任在誰”的調查，認為責任在記者的153787人，認為責任在女司機的只有37677人。

網民的反應也並非全然出於情緒，由視頻可知，記者當時對女司機的質問，並非如字幕顯示的“你的行為是否在給貴陽抹黑”，而是“您覺不覺得您給貴陽市丟臉啦”。且不說一次普通的違章是否可以上綱上線到“給貴陽市丟臉”，記者想沒想過，如此質問將對受訪者的人格、尊嚴造成怎樣的傷害？

如果說記者對女司機“丟臉”的質問還可以用“方式欠妥”來掩飾的話，那麼媒體後來對事實的歪曲則明顯違背了新聞倫理與職業道德——記者所在電視台播出的視頻是經過剪輯的視頻，在剪輯過的視頻里，記者“還手”這一幕被剪切與特殊處理了；而在相關文字報道中，視頻里聽得很清的那句“您覺不覺得您給 貴陽市丟臉啦”被篡改為“你的行為是否在給貴陽抹黑”。似乎是為激起更大的民憤，媒體還用“豪車”代替“中華轎車”，並公布了女司機的職業（房地產）甚至身份證。

“騰訊評論”的如下評論可謂一針見血:“媒體應該是還原事實的平台，而不是兜售私貨、尋仇報復的武器。當事記者和媒體利用話語權為自己出氣；其他媒體出於同行義氣幫腔，都有違媒體規範。”

由女司機當街暴打女記者，人們看到媒體之“弱”；而由後來媒體的作為，人們又看到媒體之“強”。其實當初女司機的強悍就是一種假象，未必不可看作弱者遭遇強者侵犯時的條件反射——記者對一個交通違章的普通公民施以“您覺不覺得您給貴陽市丟臉啦”的語言暴力，或可用不假思索、口不擇言來解釋，但正是這種脫口而出，才最真實見證出媒體在普通公民面前的強勢。我這裡連用了兩個“普通公民”，意在與“特殊公民”區隔開來——記者質問一個普通公民“您覺不覺得您給貴陽市丟臉啦”，質問得很大聲、很大膽，義正辭嚴，但若面對的是一個官員、一個領導，她還敢這麼問嗎？

記起魯迅《論人言可畏》中的一段話:“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地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魯迅75年前的話，用在這裡倒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