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偏至論

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男，漢族，浙江紹興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壽，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於世。魯迅先生青年時代曾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4年初，入仙台醫科專門學醫，后從事文藝創作，希望以此改變國民精神。魯迅先生一生寫作計有600萬字，其中著作約500萬字，輯校和書信約100萬字。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澤東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一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思想家從來不會將自己的思想前言后語般地說個清楚。也就是說，一個真正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包含在他的片語只言中。當然，體察一種思想，必須體察一個思想家所有的言論。也許這樣還不夠，還要包括行為。

對於魯迅也是一樣的。批評魯迅的人常常說魯迅的思想沒有系統，只是零散的火花。倒覺得，不能埋怨魯迅的零散，而應該反過來考慮一下，對魯迅的思想又掌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不是還有一種也看是很有道理的言論嗎，每個人都是思想家。寬容的人允許沒個人成為思想家，卻不能容忍魯迅成為思想家。

比如，對《文化偏至論》的理解，遠遠地，距離著它所反映的思想核心。從《文化偏至論》來看，甚至可以說，魯迅是先成為思想家，然後才成為文學家的。

再加幾句題外話。魯迅是什麼家呢？也許魯迅不一定同意，後人給他加了三頂帽子：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這對於魯迅是合適的，恰如其分的。一個文學家，必須是思想家。一個好的作家，必須還應該是一個學者。用文字說話的人，如果能把事情說清楚了，問題說明白了，就算好的了，姑且叫作家。但是一個作家能夠到了文學家的程度並不容易，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是要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是要獨立的，缺了這些，一個人很難成為文學家。退一步講，即便只是一個作家，也還要兼有學者的氣質和學識。學者就是做學問，先是掌握學問，繼而研究學問，再就是創新學問。很多作家開始的時候寫了很好的作品，後來卻無論如何無法超越了，也有很多人，一輩子皇皇幾十卷，卻是充滿了水分的泡沫。如果給他一個病理，應該是學問的問題吧。

看看魯迅，如果魯迅不是一個思想家，他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文學家，如果魯迅不是一個學者，他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是一個詩人，一個散文家，一個小說家，一個文學批評家，甚至還是一個書法家，如果沒有深厚的學問根底，魯迅是無法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使命的。所以說，文學不是急功近利，更不能嘩眾取寵。偏偏，很多頗賦才華的人毀在了這上邊。

接著說《文化偏至論》。

尼采哲學

幾千年的封建束縛之後，中國現代作家其實都面臨著一個問題--個性自由的解放創造。在眾多思想和主義中，魯迅選擇了尼採的“酒神精神”。其實這不是魯迅一個人的選擇。郭沫若的早期，對尼采哲學的關注不亞於魯迅，郁達夫、茅盾、“沉鍾社”、“狂飆社”等作家都受著尼採的影響。所以，當有人責備魯迅“個人主義”的時候，應該把他放到當時的時代中去看。

很多人學習尼采，只有魯迅從尼采走了出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立人。從這一點說來，魯迅其實是中國近代唯一的思想家。回頭看看，還有誰擁有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

尼采哲學的全部內容是探索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態度。在他看來，哲學使命乃是投一光束於人的內心，促使每個人去發現他的真實的自我，去獨立地探索生活的意義，因此尼採的哲學總是以對於生命的熱情思考為核心去發現生命的內涵，正是這種生命精神，構築了他的哲學體系，提出了“酒神精神”和“強力意志”這最基本的生命哲學思想。何為“酒神精神”呢？“酒神精神”就是“一個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懷著喜悅和信賴的宿命立於天地之間，深信僅有身體被遺棄，在整體中萬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一個這樣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為‘酒神精神’。”“甚至在生命最異樣最艱難的問題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為自身的不可勞盡而歡欣鼓舞--我謂這為‘酒神精神’。”尼采還一再強調，酒神精神達到了肯定的極限，它肯定萬物的生成和毀滅，肯定矛盾和鬥爭，甚至肯定受苦和罪惡，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總之，肯定一切生命的整體。由此看來，酒神精神的本義是肯定生命包括生命所涵有的痛苦，要想肯定生命的痛苦，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在尼采筆下的人顯然是一個生命本能健全、且有強力意志的人，這個人看到了生命進程中的痛苦和罪惡，看到了人世間的苦難和骯髒，但是他並未被這種痛苦和苦難所壓倒，而是把痛苦看作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要用強力意志精神去正視和接受痛苦，進而戰勝這種痛苦，在“痛苦”的戰勝過程中享受生命力增強的歡樂。由此看來，尼采從生命本能的要求出發，把道德善惡看作是生命本身以內的事情，而不是脫離於生命之外的內容，否定了以往的所有理性規範。柏格森毫無疑問沿著尼採的思想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了“生命衝動”的學說，“生命衝動”在柏格森的哲學中既被當做一種主觀的非理性的心理體驗，又被當做一種創造世界萬物的宇宙意志，它永遠在變化運動和創造中，沒有終止的時刻，因此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於這種無休無止的創造過程中，在這裡，人的不息的生命創造精神也同樣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說尼采和柏格森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質，把生命的創造精神和強力的意志追求看作是人的生存目的，那麼弗洛伊德則對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理性”內涵試圖進行科學的分析，把無意識的生命衝動看作是人類創造的動力，為人類揭開了通往自身的認識道路，如上簡略論述，看到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最為基本的特徵就是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質，以實現生命本能力量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就在於把生命從傳統理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獲得生命的自由和創造精神，除了生命自身價值的實現之外別無他物。

從尼採的哲學態度來比照，很容易地理解為什麼中國現代作家對他的熱情。要從幾千年封建倫理的束縛和封建道德的奴役中走出來，沒有比張揚著個性色彩的尼采哲學更有力的了。但是，每個人都不可能成為另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思想也都不是另一種思想的複製。魯迅走來了。他從尼采哲學中抽去了對中國更有意義的東西，然後在中國文化的培育下，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更多的，魯迅是從重個人、反傳統、啟蒙國民覺醒、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認識尼采哲學的。一言以蔽之，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出了這樣的理念：中國要“生存兩間，角逐列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要“立人”，必須“尊個性而張精神”，“掊物質而張靈敏，任個性而排眾數”，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屹然獨立於天下”。這種思想的文化基礎則是“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魯迅說“別立新宗”，事實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國近代思想的正宗。拋開一些故意的刁難和肆意的誣衊，如果平靜地走進中國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就會發現，魯迅“立人”的思想，其實是中國近代進步思想的核心。

一百年後，魯迅一個叫吳國群的同鄉充滿感情地說了這樣一段話：是魯迅最早從現代意義上對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進行了前無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解剖和否定，並以辛亥革命后“專制永長，昭蘇非易”“內骨依舊”的血的教訓，警告人們認識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全部複雜性與艱巨性；是魯迅兼用自己的雜文和小說，鞭辟入裡地解剖了在長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迫害和毒害下形成的“國民劣根性”，讓人們從自身精神重建內省到“沙聚之邦，由是轉達為人國”的啟蒙自新之途；又是魯迅，率先透過籠罩在傳統文化和近代文化論爭上的迷雲，將中國現代文化重建的核心撥正到理應作為文化主體的中國“人”身上，以深重的憂患理性和民族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觀，指明了由立“人”到立“國”的革新自強之路；是魯迅最早從“舊壘”走向開放的前沿，“睜了眼看”世界，在萬馬齊喑的上一個世紀之交，明確倡導“外之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改革開放原則；又是魯迅，早在中國因被迫開放而面臨社會和文化重建雙重變革的關鍵時刻，真正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審視西方文化，既看穿西方列強“攻弱小以逞欲”的文化霸權主義用心，又敢於正視中國本土文化的危機，敢於抹去籠罩在“中華文化中心主義”之上的“至高、至上、至美”的靈光，擊破民族自大的幻夢；既能指出西方強大“多緣科學之進步”而“根柢在人”，又發現了“歐美之強”的“文化偏至”，從而超前提醒急欲救亡圖存的中國人避開“物質至上”和“科技至上”的歧途，呼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重建的並舉，倡導“漢唐氣魄”和“拿來主義”。

魯迅曾說，“主張年青人少讀中國書的，或者乾脆不讀”，自然招來了一群人的狂轟亂炸，說魯迅蔑視民族文化，甚至蔑視民族。怎麼說呢，這些人在抨擊魯迅的時候，自覺地露出了自己不學無術的本質，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正義”。在魯迅的核心思想中，“立人”是要以“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為基礎的。恬舌可以閉嘴了。

魯迅是一個傳統文化非常深厚的人，並且傳統文化影響到了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在“尊個性而張精神”的時候，讓魯迅非常痛苦。

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說到自己的內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同自己有關的活著，倒不放心”，“死了，就安心”“所以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這是怎樣的一種痛苦呀！他不是天神的逆子，他如此熱愛這個民族，卻又不得不拿起斧頭，向它砍去。

他知道“尊個性而張精神”必然帶來的副作用，更何況他本身是一個從中國傳統文化走來的戰士，中國傳統文化中落後的一些束縛著他，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一些滋養著他。所以，極力鼓吹“個性”他卻又非常矛盾，但他必須那樣做。不那樣做，就不足以砸爛束縛的鐐銬。

反映在“立人”思想上，一方面，他主張“拿來主義”和堅決批判傳統；另一方面，又在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信奉。一方面，他用儒家的道德標準來衡量西方政治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主張用道家的狂放不羈來抵抗新的壓迫。這是魯迅的片面，或許可以大膽地推論，魯迅沒有明白的是，所謂民主，其實是“壞人”的平分。民主制度其實是“壞人”為“壞人”制定的制度，而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則是為了自己的自由而讓別人自由，決不是為了別人的自由而讓自己自由。應該說，這是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很大的對立，魯迅沒有充分認識到。

但是，必須認識到，這種比較也只是在理論上成立，事實上，魯迅的這種“立人”思想在中國卻是最正確的，行得通的。為什麼理論上有漏洞的東西卻能在中國發揮作用？因為他找准了中國的實際，針對了當時中國的現實。

不難發現，更多的時候，魯迅的思想不是靠理論來建立的，而是他的直覺，天才的直覺，當然，這天才同樣來源於他的深厚和敏銳。魯迅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他說，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速朽”二字中，有魯迅自己的謙虛，更有魯迅的期望和祈禱。不知道能不能讀出來，讀懂。

也許，先生的文章有一天真的會“速朽”的，他的思想也會落於時代之後，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此文中關於尼采哲學的論述參考並直接引用了多本著作所述，不一一列舉。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