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庸

馮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張作霖與馮德麟為至交，馮庸與張學良同年（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兩人曾結拜兄弟，並同取字“漢卿”。

1920年，他從北京陸軍講武堂畢業后，在東北軍任職。歷任東北航空處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少將航空司令、裝甲部隊司令等職。

1933年，馮庸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路總指揮，參加長城抗戰。后他又歷任第三戰區崑山戒嚴司令、武漢衛戍區中將軍法執行監、軍官訓練團中將處長、第九戰區中將處長等職。

抗戰勝利后，馮庸以接收員的身份由重慶回瀋陽，任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8年瀋陽解放前夕，馮庸攜眷去台灣。

1981年，馮庸病故於台北，享年81歲。

馮庸畢業於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空軍司令。1949年，他隨國民黨遷至台灣，並仍擔任空軍要職。不久，因為台灣空軍誤擊美國外交官私人飛機一事，他受牽連退伍，改任台灣電力公司顧問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為止。

一般來說，馮庸及其父親雖部分人視為軍閥。不過，馮庸自費創辦的馮庸大學，不但為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且完全免費，他這義舉也因此頗為東北人所景仰。

馮庸大學為中華民國第一所西式大學，也是中華民國第一所擁有軍用教學飛機及機場的大學。分設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

1927年8月8日，馮庸大學成立，時年26歲的馮庸擔任校長兼訓練總監，其校址位於鐵西汪家河子村，即現在的鐵西區滑翔小區一帶。馮庸大學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學，主體建築為忠樓、仁樓、中庸樓，三座樓用廊道連接，分設大學部、中學部、相當於初中的小學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該校擴充為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學生總數達700餘人。當時，馮庸大學是東北少有的幾所高等學府之一，他辦學義舉名揚於東北三省，成為顯赫一時的傳奇人物。據馮庸外甥張文琦老人介紹說，馮庸的辦學宗旨是“造成新中國的青年”，即培養具有新思想、傳統的衛國與建國能力新青年。馮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正”即正行、正業、正思、正言、正視、正聽、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機會均等”。三是“工業救國”。當時，面對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嚴峻現實，馮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武裝青年思想和精神，從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馮庸規定，除課堂上應講授的課程外，人人都要受軍事訓練，每日實行強迫運動一小時，即便是嚴冬積雪，學生也要坐卧雪地反覆苦練，以增強學生體魄，培養其吃苦耐勞精神。當時，瀋陽人都把馮庸大學與東大營、北大營兩個軍營相提並論，稱其為“西大營”。

“九·一八”事變后，馮庸大學正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1931年9月21日，日本關東軍衝進馮庸大學，將校長馮庸帶走軟禁，並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當晚，馮庸大學大部分師生有組織地在馬三家子火車站乘車撤到北平。張學良特將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用來收容這些師生。日軍佔領馮庸大學后，將其改建成飛機修理試飛機場（即後來的滑翔機場）。

馮庸被日軍扣押后，先是軟禁在瀋陽大和旅館，勸降不成，又將他劫持到日本東京。后馮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逃離虎口，從上海繞道回到北平，繼續主持馮庸大學校務。1931年11月1日，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誓師成立。

馮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為做大事而散盡家財的奇人”。他堅信發展工業可以救國，而發展工業基礎在於教育，“教育救國”成為馮庸的理想，為此他變賣家產，創辦馮庸大學，其不但為東北地區第一所私立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

由於家庭出身和社會影響所致，馮庸很早就從戎，歷陞官階，但他志不在此。他與社會民眾頗多接觸，深感民眾生活艱苦。當直奉爆發第一次戰爭時，身在其中的馮庸對內戰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馮庸曾這樣剖析自己的心態：“我個人19歲的時候就出去做事，在軍隊里服務，彼時抱著一種直線的思想，打算做一個愛國的軍人，把從前軍閥官僚的惡習氣，統統打倒。不過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戰爭的時候，我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就是有許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學，都因為戰爭而犧牲了，他們的壯志不但沒有做到半點，而且早早就把性命喪掉，實在可惜之至。我因為受了這種重大的打擊，知道戰爭的確是殘酷的，也實在是以亂亡國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種方針。”

在馮庸看來，偌大一個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國勢漸趨衰微，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後，要想改造這個混亂的社會，就得發展民族工業，培養大量的工業人才，走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

1926年，其父馮德麟病故后，馮庸退出軍界（仍保留軍銜），準備興辦學校。

馮德麟作為奉系軍閥早期將領，20多年間，累積了龐大的家產。馮庸召集欠債的人，當眾焚燒債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當眾歸還地契，銷毀借據；再召集家人宣布，將馮家全部財產310萬銀元捐作馮庸大學的校產。當時人們對馮庸的義舉讚不絕口，有詩讚其“翩翩濁世佳公子”。

1927年春，馮庸大學破土動工，“晝夜加工，經之營之”，僅用四個多月的時間，即建成一座布局獨特，有教室、辦公室、宿舍達200餘間的大學校園。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學——馮庸大學在東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共招學生五班，預定數計180餘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禮，10月10日正式開學，自此以後，黃底藍星，燦爛光輝的馮庸大學校旗，飄揚在中國的東北三省”。

馮庸大學校長馮庸在貫徹民國教育方針的同時，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獨特的視角，創立了“馮庸教育主義”，即“三綱”、“八德”、“八正”、“教養”、“始基”。“八德”則是馮庸教育主義的主要內容。“八德”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種道德觀念。“八正”是“八德”的補充，是實踐“八德”的方法。馮庸大學辦學方針是貫徹愛國主義的精神，以培養新人、改造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加強道德教育、實業教育、軍事教育和體育，並使它們結合起來。在進行這些教育的過程中，注重實用、實戰，著眼於培養道德純正、體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軍事、會技術的新青年，從而達到愛國、救國的目的。在馮庸大學牆上寫上了辦學宗旨“造成新中華的青年”，極力主張把愛國主義、民族自立貫穿於教育實踐中。馮庸大學的精神核心，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根基，貫徹愛國主義精神，關心國家的前途，關心青年人的前途。

隨著馮庸大學名氣日盛，所遵循的馮庸教育主義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引起日軍強烈不滿，將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1931年9月19日清晨6點30分，瀋陽城淪陷，整個城市頓時陷入空前的劫難中。21日下午4點，馮庸大學和東北大學及東北大學工廠，均被日軍佔領，日本兵在學校內進行全面搜查，搗毀了校舍、實習工廠、辦公設施等，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日本兵還蠻橫地強令學生們當天全部離校，不準再上課。

9月22日上午11時，日軍將馮庸大學校長馮庸逮捕監禁。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威迫被關押的馮庸出任東北領袖，組織滿洲獨立，並正式提出兩項條件：一是永遠脫離國民政府，宣布獨立國；二是承認日本在滿蒙一切已得權利。本庄繁還承諾，在軍力上由日方充分幫助，財政由滿鐵株式會社接濟，讓馮庸替代張學良主持東北政局。馮庸大義凜然，斷然拒絕：“因此若殺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為賣國賊”。日本人認為馮庸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暫時未對馮庸下毒手。馮庸通過來探望他的老師給學校傳遞了一張紙條：“馮大師生速到北平。”學生們開始準備前往北平。

很多人開始為解救馮庸積極地活動。最後在馮庸大學日籍教授岡部平太幫助下，10月3日日軍釋放了馮庸。幾經磨難，28日，馮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校務，籌備馮庸大學復校工作。

1932年10月1日，馮庸大學師生在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復校，張學良參加了開學典禮。

1933年6月，馮家私產基本耗盡，馮庸大學再也沒有恢復學校的力量了。經張學良同意，馮庸將學校併入東北大學。此事在《國立東北大學廿四周年紀念冊》有如下記載：“1933年6月，馮庸大學結束，併入本校，所佔原陸軍大學校址，由軍委會撥本校校舍。”馮庸大學絕大部分學生各奔東西。他們有的報考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少數學生轉到浙江大學和河南大學。還有的回東北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繼續抗日，有的青年投考軍校，報效國家。

馮庸大學從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畢業生。作為東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的馮庸大學，歷時六年宣告結束。

馮庸的原配夫人名叫江錦濤，是晚清時期官拜九門提督、北洋時期曾短暫擔任過國務院代總理的江朝宗之女。兩家可謂門當戶對，可惜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十幾年，最後以離婚收場。

此後馮庸再婚，而江錦濤則一直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談起自己的外祖母時，呂允端說，她稱呼自己的名字一直是“馮江錦濤”。

馮庸與江錦濤兩個人的婚姻，發生在張勳復辟的大時代背景下。

1917年，張勳致電張作霖和馮德麟兩人進京參與復辟，張作霖猶豫不決，而馮德麟此時正需要一個機會讓自己能夠獲得更大的政治空間，於是馮德麟率軍進了北京。然而，張勳復辟草草收場，馮德麟也因為支持張勳而被段祺瑞送進了監獄。正當此時，江朝宗出面保住了馮德麟，並把他接到自己家裡，馮德麟覺得沒有顏面回東北，也就順水推舟在江家常住下來。

1918年，馮庸和江錦濤結婚，婚後江錦濤隨馮庸在東北生活。馮庸和江錦濤生了兩個女兒，呂允端的母親馮寶琳是馮江兩人的二女兒。

馮庸的第二任妻子龍文彬

龍文彬本來是馮庸大學的一位體育特長生，後來成為馮庸的第二任妻子。

龍文彬身材高挑，容貌漂亮，是很多男生心儀的對象。不久，馮庸也愛上了這個女孩。但是這對師生戀並不被看好，很多人都反對他們的這個選擇。無奈，馮庸意志堅決，無人能夠勸阻。

從此，兩人開始了你依我濃的愛情。“九一八事變”之後，馮庸大學被日寇佔領，龍文彬跟著馮庸前往北平，一同開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1933年，馮庸與龍文彬結為夫妻。後生下馮娜妮、馮安妮、馮欣妮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馮來為。

龍文彬希望馮庸能夠成為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然而馮庸並不計較這些，行事低調。定居台灣之後，由於嫌棄馮庸“不爭氣、不上進”，龍文彬與馮庸分居，最終這段婚姻無奈走向分離。

1931年年底，馮庸會同當時東北知名進步人士王化一、盧廣績、閻寶航等人同赴南京，向蔣介石請願抗日。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滬抗戰打響，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由馮庸率領到上海參加陣地宣傳和救護工作。

1933年初，日軍進攻熱河省，馮庸又帶領學生赴承德參加抗日。

1933年9月，馮庸決定將學校併入東北大學，馮庸和許多愛國師生繼續參加抗日活動。

馮庸早年曾任東北空軍司令及鐵甲車司令。西安事變前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中將研究委員。他到西安向張學良要求帶兵，當一名師長。但張僅許諾他當個旅長。期間，張將自己的苦悶和對蔣介石的不滿向馮傾訴。馮想利用自己與陳誠的交情，把張的處境和苦衷反映給蔣，以疏通蔣張關係。但這些經陳誠轉達給蔣時，卻變成了對張的揭發和控告，使蔣後來覺得馮忠誠可靠。因此，在事變后他仍得到重用。

抗戰期間，他先後任崑山、長興、襄樊等地警備司令、戒嚴司令，戰區軍法執行監等職。

1949年後，他先後擔任過台北市長、國有資產局局長、高雄港口司令等要職。

1981年2月15日於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