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林諾斯基

1902年18歲進入乃父執教的傑格隆尼（Jagellonian）大學讀物理學和數學，而興趣則在哲學。1908年，他以全奧最優成績獲得物理學和數學博士，論文題目是"論思想的經濟原理（On the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of Thought）"。馬氏此時對弗雷澤的名著《金枝》著迷，但還沒有投身人類學。

取得博士學位后，他到德國遊學。一說在萊比錫的奧斯特瓦爾德理化實驗室從事研究；一說在萊比錫大學師從布依赫（Bucher）學經濟史，主要還是向馮特（WehleimMaxWundt，1832－1920）學習實驗心理學。這位馮特曾以民眾心理學、集體意識和文化整體論等思想影響過法國的杜爾干（E·Durkheim，1858－1917，又譯迪爾凱姆）和美國的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兩年的遊學經歷對馬氏影響很大：他開始研究澳大利亞土著家族組織，後來的著作也都帶有心理學和經濟學色彩。

1910年，他進入倫敦經濟學院，加入社會學和人類學行列。當時做他老師的有英國第一位社會學教授（1907）霍布豪斯（L·T·Hobhouse，1864－1929）、研究人類婚姻史並挑戰原始雜婚說的芬蘭籍社會學教授韋斯特馬克（E·A·Westermarck，1862-1939），還有研究大洋洲和非洲的人類學教授塞利格曼（C·G·Seligmam，1873－1940）。這種背景使馬氏在1924年晉陞教授（reader）之職時，力主將自己從事的學科稱為"社會人類學"而不稱"文化人類學"。1913年，他發表《澳大利亞的土著家族》（英文）和《原始宗教與社會結構形態》（波蘭文）。前者因其科學方法而大受布氏讚譽，後者則表明馬氏對杜爾乾的宗教理論也曾一往情深。此後數年，他中斷寫作進行田野工作。

馬氏初到英國時，正值學術界大興實地調查之風，各方面都在呼喚實證知識和經驗研究，呼喚實地調查和搶救落後（surveyand salvage），呼喚對殖民地統治的新方式。1914年，馬雷特教授（R·R·Marett，1866－1945）銜命考察澳大利亞，需要一名助手。他的波蘭裔女學生M·A·Czaplicka乘機推薦時年30歲，研究過澳大利亞土著家族的同胞馬氏。馬雷特對此深感得意，發願要讓這位女生因此成為波蘭名人。

馬氏自命不凡，一直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自我期許。這次考察使他得申其志。考察當中一戰爆發，馬氏的身份使他陷入窘境：作為敵國（奧匈帝國）臣民，他必須被羈留在英國屬地；作為科學家，他可以選擇返回歐洲；作為英國的大學學者，他有權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任意考察，甚至得到資助；作為人類學家的助手，他有馬雷特和塞里格曼的指導和項目經費支持。這與中國古代文人被貶謫投荒相比，實在是心境相似而處境略佳。立志研究人類學的馬氏借題發揮，在逆來順受的"自由羈壓"中大大延長了考察時間。

1914-1918年，他到新幾內亞考察三次：第一次1914，9－1915，3。這次考察藉助翻譯，對象是土倫（Toulon）島的梅魯（Mailu）人。後來的考察報告，加上1913年的《澳大利亞土著家族》，使他在1916年被授予倫敦經濟學院科學博士學位。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時間一說為1915，5－1916，3和1917，12－1918，9；另一說為1915，6－1916，5和1917，8－1918，8。兩次的地點都是特羅布里思島（Trobriands），使用的都是當地土著語言。這是專業人類學家首次用土著語言進行田野工作。馬氏調查之深入和描述之細緻，曾使在當地生活30年的包德文神父（FatherBaldwin）深為折服並自嘆不如。這段經歷和成果，構成他1922-1935年發表7部專著的基礎，他1920－1938年在倫敦講學的核心，也是他確立現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規範的依據。

1918年一戰結束，考察完成，但馬氏沒有返回倫敦：先與澳大利亞一位教授之女結婚，後來在澳養病。1920和1921年兩個夏天，他開始在倫敦經濟學院講學。1923年，他成為倫敦大學教師。同年，母國的克拉科夫大學請他出掌民族學系不果。1924年40歲時，他出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當年就有弗斯（Raymond Firth）和埃文思－－里查德（Evans－Pritchard）到門下就讀。他後來的學生還有大名鼎鼎的埃德蒙·利奇（E·Leach，1910-1989）、帕森斯（T·Parsons，1902－1979）和費孝通（1910-）等。1927年，他出掌倫敦大學新建的人類學系，他的恩師塞里格曼則是該校的民族學系主任。可見布氏在《社會人類學方法》中竭力申說民族學和人類學是兩個學科也不無根據。

馬氏激情洋溢但身體屠弱，對戰爭深惡痛絕。但戰爭對他卻情有獨鍾，揮之不去。1938年，他離英赴美度休假年，再次遭逢世界大戰。好在他這次是名人訪問盟邦，所以1939年戰端一開，他就選擇在耶魯大學任教以避兵鋒。後來還擔任過波士頓博物館教授（1940）。避戰期間，他開始研究美洲大陸文化，調查墨西哥的農民集市，並與墨西哥學者費揚特（Juliodela Fuente）聯名發表過一部西班牙文徠的著作。該書對墨西哥的人類學和公共政策有過重大影響，但直到1982年才發表英文譯本。

1941年5月，古典進化學派的最後一位大師，劍橋大學弗雷澤教授（1854－1941）逝世。馬氏為之心碎並寫下紀念長文（見本書附二）。文章在評述弗雷澤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之餘，也嘆息一戰以來世風日下，君子難為，並詛咒二戰會把全歐洲的君子殊殘凈盡。馬氏當年57歲，風頭正勁又遠離歐洲，自然不想死神也會垂顧於他。轉年5月16日，他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於紐黑文。身後留下三個女兒，一腔未酬之志，還有《科學的文化理論》一部書稿。

馬氏在世僅58年，但留下的著述足以驕人。光是專著就有《文化論）（1936），《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原始社會的犯罪與習俗》（1927），《原始社會的性與壓抑》（1927），《野蠻人的性生活》（1929），《珊瑚園藝及其巫術》（1935），《自由與文明》（1944），《科學的文化理論》（1944），《文化變遷的動力》（1945），《巫術、科學與宗教》（1948），《性、文化和神話》（1962）等等。此外，他還留下四筆學術遺產：他的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包括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強調對研究調查對象的所言、所行與所思之差別的辨析；他的研討班教學法；他與布朗氏同創的功能學派；他的文化功能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