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十年動亂時期，群山環抱的小山丘有一所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學校，師資奇缺。一天，隊長把一個在這裡插隊7年的知青叫去，派他去學校做“孩子王”，當教師。知青們得知消息后，為夥伴有了出息而高興，熱熱鬧鬧地為他送行，從此，“孩子王”成了他的雅號。學校分配孩子王教初三，令他吃驚不小。只有小學程度的校長鼓勵他挑起這個擔子。孩子王苦惱的事真不少。學校的政治學習材料堆得像小山，可學生手裡卻沒有一本書，只好學大批判材料。批判文章學了一篇又一篇，但孩子們連小學課本上的生字都不認得，孩子王感慨萬端，只得從認字記事教起。

放假了，孩子王回隊上看望大家，大家玩得很開心，他卻提不起精神。臨走時，一心想去學校教音樂的來娣特意把他送了很遠。幾個月過去了，孩子王和學生們相處很熟。家境貧寒的王福很想得到孩子王手中的字典。在一次布置作文時，他以字典做賭注，今天就能寫出記敘明天勞動的作文。傍晚，他和父親進山砍竹子，前半夜就把作文寫好了。孩子王告訴他“要寫一件事，永遠在事後”的道理。王福明白輸了，字典得不到了，他決心把字典全部抄下來。知青們順路到學校看孩子王，起著哄一定要讓孩子王給他們上課。孩子王一本正經地講著“從前有座山”的故事。這故事從教室傳到另一個教室的學生們耳里，朗讀聲循環往複，不絕於耳。晚上，王福依然就著孩子王的油燈抄字典，他已抄滿了一大摞黃麻紙，來娣不理解，問孩子，孩子回答以後去了大隊里就能抄更多的字了。孩子王以他獨特的教學方法激起了學生們學習的興趣，但是卻違反了教學內容。他終於被上級退回隊里。臨走，他把唯一的一本字典留給王福，並在桌子上寫道：王福，今後什麼也不要抄了，字典不要抄。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由於原作者阿城不參與編劇，而西影著急要劇本審查通過，陳凱歌便請他的朋友萬之先改了一個初稿用於應付廠里審查，並事先說明不會用萬一的本子來拍攝。後來拍攝用的劇本是陳凱歌自己寫的，除了老桿以外，該片的角色全部啟用業餘演員，為了能準確抓住人物的形體狀態，謝園在第一次拍外景時三個月沒洗澡，第二次拍外景時兩個月沒洗澡，為了把皮膚晒黑，他脫了兩層皮。

由於攝影機片門出了問題，攝製組花了四十天拍出的頭一批鏡頭大部分報廢。當劇組籠罩在失望情緒中時，陳凱歌用自己插隊時的經歷鼓勵大家堅持拍下去。1987年，中影公司舉辦第一屆中國電影展，因為《孩子王》沒能趕得上報名時間，未被列入參展影片的正式目錄里，吳天明親自趕赴現場，舉著影片的海報挨家推銷，還安排了放映會，結果該片被14個國家買去。在第41屆戛納電影節，該片被一群電影記者簽名評為“最令人厭倦的影片”並授予“金鬧鐘獎”。

創作背景

1986年，西影請陳凱歌把《綠化樹》搬上銀幕，但是因為需要對原作進行相當大的改動，再加上當時是七月，而影片的所需要的季節是冬季，陳凱歌等不了那麼長時間，就改拍了《孩子王》。在阿城的小說“三王”中，陳凱歌偏愛的就是《孩子王》，他認為小說深刻表現了文化和人之間的關係，追溯了中國出現諸種社會災難的文化背景。

創作主旨

陳凱歌看完小說后最深的感受是希望以後的孩子們不要再接受他小時候接受的那種教育：以一種非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學生只講正面的東西，使孩子產生一種社會幻想，採用強制的、灌輸的方法，是把學生培養成分佈在社會機器中的螺絲釘，造成學生思想上盲從、意志上脆弱、沒有創造精神。所以，他為影片確立的第一層次是對陳腐、誤人子弟的教育方法的否定。其次，他想在影片中著力批判中國文化中存在的消極的、束縛人的獨創性的東西。同時，在創作中，他也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體驗，特別是他對文化、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思考。

原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電影美學研究室副主任陳犀禾：該片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究竟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文明，以及怎樣看待它。作者對於人性、人道主義、人的價值、文化等問題做了思考。影片給人以一種真實的感受，在表現人的感情、人的內心世界方面特別真實，特別美的東西恰恰與客觀環境和人的姿態、行為形成一種尖銳的對照。

原《北京文學》副主編李陀：該片提出的問題比較多，很值得討論。在藝術方面，大自然的壯麗優美與人的卑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產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影片表現了人對知識的嚮往。這裡有個矛盾：老桿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最好拋棄文化，但他教給孩子拋棄文化的本身又是中國文化，他逃不出文化的圈子去。這也是人類的悲劇，該片的深刻就在於表現了人的這種尷尬。

電影編劇葉楠：該片最大的成功在於，它說明電影手段是可以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的。主人公語言不多，按傳統戲劇結構，用情節衝突表現思的地方也不太多，但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觀眾是可以悟到的。影片對於情節和意象的處理非常好、非常自然，老桿甩袖子的那組鏡頭所表現的情緒讓人震驚，處理得非常妙，是神來之筆。

中國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賈磊磊：該片在電影本體意義上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單鏡頭美學風格，它沒有讓人物的活動成為牽制攝影柵運動的主導因素，把固定機位的攝影方法推到了趨於極致的程度。這裡顯然與導演所要在影片中揭發的特定文化意義存在著內在的聯繫。該片是一部文化電影，其主旨所向無疑是針對中國的本體文化。影片中的兩個主要的循環（學生抄書，王福抄字典），導演是用帶有否定意味的方法來表現的，但是在影片中初次看到這些情景時，觀眾看到的卻更我是積極的一面。導演的主觀意圖與作品所體現出的客觀效果之所以構成一種矛盾狀態，這是是一個對多重電影藝術表現方式的整體把握問題。影片對文學的敘事方法與非文學的敘事方法的使用、結合有一些相互抵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