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天聖書

1814年完成《新約》的新譯本。1819年，他與傳教士米憐共同翻譯完成《舊約全書》,取名為《神天聖書》,於1823年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出版，把《新舊約全書》完整地介紹到中國。

馬禮遜來華的首要使命就是學習中文並將聖經譯為中文，經過十二年努力，在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的協助下，包括舊約與新約的全本聖經，終於在一八一九年底譯成。手稿送到馬六甲英華書院，以傳統木刻雕版的方式印製，於一八二三年完成，命名為《神天聖書》，並由馬禮遜帶回英國，親自呈獻於英國聖經公會一八二四年的年會中，這自然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

然而，《神天聖書》並不是英國聖經公會年會中出現的第一本中文聖經。在前一年（一八二三年）的年會中，另一位英籍宣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主持翻譯的中文聖經已經從印度送到，拔得聖經中譯史上的頭籌。說來令人訝異，聖經形成后一千多年都沒有完整的中文譯本，這時候幾乎同時出現了兩個譯本，因而也引發究竟誰才是中文聖經之父的爭議。

從翻譯工作完成的時間看，馬禮遜是在一八一九年，早於馬殊曼的一八二二年。但是馬殊曼、克理威廉（William Carey）、華威廉（William Ward）組成的所謂「雪蘭坡三人組」（Serampore Trio），他們位在印度雪蘭坡的宣教站，多年來以翻譯各種亞洲聖經譯本為目標，擁有豐富經驗與先進的設備。他們採用鉛字活版印刷技術，當然在印製速度上遠非馬禮遜所能及，因此在印出與呈獻英國聖經工會上，正好都比馬禮遜快了一年。

風格迥異

為了完成譯經大業，馬殊曼花了十六年的時間，馬禮遜也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兩人投入的心力、勞苦都不容置疑；但由於秉持的理念不同、身處的環境不同，馬禮遜在當地、馬殊曼在外地，他們譯本呈現的風格頗為不同。以大家都熟悉的詩篇廿三篇為例，馬殊曼是這樣譯的：

「耶賀華為我牧 我將靡缺

其令我卧在青草處 引我至水際

救返我魂 為厥名而導我進善義之路

雖我游通死影之谷而不懼禍害 因爾偕予 爾棍與杖慰予

爾當仇輩之面而備一席我前 傅油我首 我爵滿溢

我一生恩澤固從我 我將永在耶賀華之堂也」

再看馬禮遜的譯文：

「神主為我之牧者 故我未致受缺

其使我安偃在綠草田內

其又攜我走於靜水之邊也

其使我心歸於好處

且為厥名其攜我行於義之路也

又也 我雖行通死影之谷

我尚不驚懼 蓋爾偕我焉

爾杖與爾棍扶我起矣

在我敵之面前爾為我而置一桌

爾以油傅我首 我爵滿而溢也

固然恩與慈將隨我於我命之諸日

又我將居在神主之家至永遠矣」

兩者相較，都未脫離原文原義，但很明顯可以看出，馬殊曼用字較少有一百個字，較為艱澀，馬禮遜用字較多有一百卅六個字，也較為流暢。蓋因馬禮遜一向主張，聖經不是為少數學者而譯，而是為多數民眾而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文體是像《三國志》，學者不會嫌棄，民眾也不會視為畏途，也就是雅俗共賞，琅琅上口。

馬禮遜為了翻譯聖經，來華前曾到大英博物館抄寫，天主教神父所譯的中文新約聖經（不全），後來也主動將這譯本寄給遠在印度的馬殊曼參考，因此他們二人的新約譯本，相似處遠較舊約為多；例如，在新約廿七卷中，兩個譯本使用的卷名：馬竇、馬耳可、路加、若翰……幾乎完全一樣，但在舊約卅九卷中，兩個譯本的卷名就鮮有雷同之處。從這件事也顯出馬禮遜的非凡氣度，他不會將自己得到的參考數據當作秘笈，而願意與馬殊曼分享。

美好的典範

總之，馬殊曼與馬禮遜都知道彼此在做重複的工作，也曾經通信試圖勸退對方，但強烈的使命感使二人都不肯罷手，這使得中文聖經一開始就出現兩種譯本，也使得以後的譯經工作得以在較為堅實的基礎上繼續下去，這未嘗不是華人教會的福氣。雖然這兩個譯本並未受到重用，很快地就被新譯本取代，然而兩位譯經先驅的偉大心志，已為華人教會留下美好的典範。

米憐牧師是馬禮遜譯經工作的主要西國同工，他負責翻譯舊約的歷史書部分，以及喬布記，可惜他在一八二二年病逝，來不及看見第一本中文聖經的出版。米憐牧師在離世前幾個星期曾寫信給馬禮遜，信上說：「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拯救許多人的靈魂。」這些話一定讓馬禮遜大得安慰，我相信也可以作為獻給歷世歷代譯經使者們的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