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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裡作“車站”之意的“站”，詳細信息：伯希和在1930年曾寫道，北魏拓跋氏很可能是突厥族屬。他的證據之一是《南齊書·魏虜傳》里記載的，拓跋鮮卑的語言中，謂“諸州乘驛人為咸真”。伯希和把“咸真”還原為Yam-Tchin（今吳語、贛語、閩語、粵語中仍讀咸為Ham），並認為這與突厥語中把驛馬/驛金稱Yam，驛夫稱Yamdji是有同源關係的，並且與蒙古語的“站赤”顯然有密切關係（俄語稱驛村為Yam，驛夫為Yam?ik極可能也是蒙古征服時代突厥語的影響）。

《魯布魯克東行記》第15章：“後者讓我們走遠道去見一名叫做驛站的官員，這樣稱呼是因為他負責接待使臣。”何高濟註：“驛站（Jamian），在另一處正確拼作Iam，即Jam，馬可波羅寫作Yamb，實際是漢語的‘站’，不是人名。”何氏在這裡的解釋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蒙古語的Jam倒是從“站”而來的。馬可波羅寫作Iamb，而非Yamb（參見《馬可波羅行紀》卷二，第97章）。馮承鈞註：“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現代蒙古語尚名驛傳之所曰djam或dzam。義大利語iam可讀作djam，則與漢語‘站’之對音合矣。”馮注在此有小失誤，蓋現代蒙古語中djam已無“驛站”之意（詳見下），倒是在突厥方言中yam仍保留這一意義。

翁獨健在格魯塞《蒙古帝國史》第一章註釋中加按語云：“蒙古語謂驛站為Jam則是出於中國的站字，突厥語以Y代J，因此伯希和舉出此字以為拓跋是源出突厥的佐證。”這句話的前半段是錯誤的，倒果為因；後半段其實也可以商榷，蓋此並非最強有力的證據。如亦鄰真根據同樣的證據，認為鮮卑語後綴-?in是對表現族屬有決定關係，據此推斷拓跋鮮卑語理應與蒙古語更接近（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

正因作為“車站”意的“站”是一個外來語，故此在一些保留古音比較多的方言里，其讀音和“站立”意的“站”，是讀音不同的。大致“車站”之“站”，各地都讀與zhan或jam近似的音（福州話讀yam），但後者，上海話一般不說站，而說“立”，崇明話讀gei，福州話讀kie，廣東話讀kiai（三者似源於同一古字，猜想是“踞”，其上古音為kia，但在書面語里此字只有坐的意思，不過“站”字最初也只有坐的意思，見下）。

漢語的“站”，現在是一個常用字，但它和“做”一樣，是一個相當後起的字，不見於唐代以前的文獻（因此日文也更不可能引進這個外來語了）。較早見於宋朝丁度的《集韻》，但意思卻是“坐立不動貌”，並無現代漢語最常見的“站立”或“車站”的意思。如秦少游《踏莎行》：“驛寄梅花，魚傳尺素。”陸遊《卜運算元》：“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宋時顯然不可能用“站”來替代上述的“驛”字。

元代以“站”來翻譯，或許也是因為這個俗字當時還比較冷僻，不致使人誤解。《元史》志表總序：“元制站赤（?am?i）者，驛傳之譯名也。”但正因此字是蒙古語讀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復漢人衣冠，矢志去除北虜風習，洪武元年又將通用的“站”字改稱“驛”。但沿用成習，“驛站”連稱也已成為常用短語。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設稱“驛”，而軍報所設稱“站”；但一般通稱“站”（參見《詞源》“站”條）。可見語言的演變自有規律，並不民族主義的“語言純潔”為歸依。河北著名的雞鳴驛，始設於蒙元，當時也設站赤（?am?i），而明代乃多次改建，其改稱為“驛”，也必在明時；此驛在清時軍民兩用，這大概也是它保留了“驛”，而不稱“雞鳴站”的緣故。

像“站”這樣“出口轉內銷”的語言學現象，也並不罕見，例如滿語的“福晉”、“章京”、“台吉”，本來源自漢語夫人、將軍、太子，結果繞了一圈，又換了門面重新輸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漢語因為受蒙古語的影響，而把“驛”變成了“站”，但現代蒙古語中，?am卻已經沒有了“驛站”的意思，而轉為道路、途徑之意，表現“郵遞”意的則改用?rtege（參額爾登泰等《〈蒙古秘史〉辭彙選釋》“站赤”條），伯希和在1930年也已指出這一點。因此，高名凱等主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1984年上海辭書版）的解釋“站：原意為路，后指稱驛站、車站”是錯誤的，恰好顛倒了古代蒙古語和近現代蒙古語的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