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

徐明清，女，1911年5月出生於浙江臨海縣南嶴村的一戶普通農家。曾用名徐一冰、徐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共青團南京曉庄師範學校學生支部書記、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同盟常委、晨更工學團主任。

1935年4月中旬，因被叛徒出賣而被捕，坐了一年多的牢。1936年6月經組織和陶行知先生的營救被釋放出獄。出獄后，便動身去西北革命根據地。8月下旬到西安，1936年後，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員兼婦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婦聯主任、中共中央婦委委員，期間幫助過江青到延安。

建國后，隨丈夫王觀瀾到農業部任職，歷任農業部人事司副司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幹部處副處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教育處副處長、農業部教育局顧問。因病於2008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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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晨更工學團

徐明清小學畢業后，考入台州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加入共青團，后又轉為共產黨員。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庄師範學校，成為陶行知門下一名得意弟子。1930年，曉庄師範被國民黨當局強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輾轉於江蘇、安徽和她的家鄉，在各地開辦小學和婦女識字班。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參加了“晨更工學團”的創辦，並成為負責人。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個公開、合法的教育團體，設有幼兒園、小學、特別班，以及農民、工人、店員識字班。

當時，上海的左翼“教聯”、“社聯”、“劇聯”以及“左聯”等組織，都紛紛派人參加“晨更工學團”的工作。“左聯”派出的是陳企霞，“劇聯”派出的是田漢的弟弟田沅。正因為田沅跟“晨更工學團”有如此密切的工作關係，所以把從青島來上海避難的李雲鶴(江青)介紹到了這裡。

徐明清那時的名字叫徐一冰，雖然她只比李雲鶴大三歲，但政治上卻比江青成熟得多。徐明清看江青不僅識字，還會唱歌演戲，團里當時正好缺教員，徐明清就把江青留了下來，安排在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識字、讀書和唱歌。

當時團里的女教員僅徐明清、李雲鶴和一個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三人同住在小樓頂上的閣樓里，每天爬著竹扶梯上下，沒有床，三人一起睡地鋪。三人關係很融洽，彼此稱呼都很親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喚江青“小李”，而對李素貞都稱呼“寧波李”。

女工夜校

1933年冬天，李雲鶴的同居男友國立青島大學(今中國海洋大學內)學生俞啟威(即現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父親)從監獄被保釋出來后，到上海找李雲鶴。徐明清見他倆相親相愛，名門出身的俞家又嫌棄李雲鶴出身卑微，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騰出一個房間暫住。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就和李雲鶴一道搬過去住。工作仍在“晨更工學團”教課。

1934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舉行了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的示威遊行。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在遊行途中，晨更工學團的王大個子被捕了。他是個工人，蘇北人，個子高大，因此大家都喊他王大個子。他剛從龍華監獄出來不久，又投入了遊行的人群中，加上他的特徵明顯，被特務第二次逮捕。

紀念“一二八”的遊行，暴露了晨更工學團的進步面目，引起警方注意。王大個子從獄中託人帶出消息，說包打聽已經在盯梢李雲鶴。我把消息通知李雲鶴，叫她暫時不要來晨更工學團。俞啟威為了避免再次被捕，決定和李雲鶴一道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工學團”，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人物事迹

江青回到上海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是小俞(徐明清的叫法)和李雲鶴到北平並沒有使俞家改變對李雲鶴的看法，在經濟上依然不予他們幫助。小俞只能從姐姐俞珊那裡要到一點錢，這樣，他們在北平生活就發生了困難。

最後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李雲鶴只得獨自再去上海。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經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渡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

被捕

有一天，江青走在街上遇見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一起參加革命活動阿樂。他鄉遇故知，形單影孤的江青見到阿樂非常興奮。此時阿樂擔任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一家郵局的出納員。此後，他們有了比較多的往來。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兆豐公園（即中山公園）見面。當時阿樂已被特務盯梢。阿樂跟江青見面后，發覺有人跟蹤，當即決定與江青分別從兩個大門離開。阿樂甩掉了特務，江青卻被特務在另一個大門口截住。

營救江青

因為李雲鶴是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和教聯的成員，又是進步的共青團員。徐明清獲悉李雲鶴入獄的消息后，馬上就向教聯常委彙報，組織上對她進行營救。

教聯常委孫達生立即去找黃警頑先生。黃先生找到律師李伯龍，由他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證明李雲鶴確實還關押在看守所。江青被捕后，既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被關押了兩個月，警察局經數次審訊后，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1934年冬，江青得以釋放。

出面保釋李雲鶴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和法租界公董局何德奎。一個月以後，據李雲鶴後來自己說，特務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找到該部幹事鍾紹琴，證明她是小沙渡路女工補習學校教師，警察才放了她。

李雲鶴患病

當時俞啟威從北平又回到了上海，住在靜安寺路一條弄堂大媽媽家裡。江青被保釋出獄后無處落腳，無奈之下也暫住那裡。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警察局彙報自己的情況，這對俞啟威的安全很不利。後來，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來信，說李雲鶴出獄后，心情一直不好，希望去看看她。

小俞“大媽媽”家房子也頗豪華。

徐明清去看李雲鶴時，她臉色很難看，說話聲音忽高忽低，忽快忽慢，顯然在監獄中受到刺激，精神不大正常。小俞跟徐明清說她有點神經質，而且一直在發低燒，讓給想想辦法。

李雲鶴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只是小俞死磨硬磨，才勉強同意她來住一陣子，不久，小俞的“大媽媽”終於對李雲鶴下了逐客令。此時，小俞也顯得束手無策，毫無辦法。

就在這個時候，徐明清接到臨海家鄉發來的電報，說母親病勢嚴重，讓她速回臨海。徐明清去組織上請假時，教聯的同志就跟她說起李雲鶴，說李雲鶴身體很差，神經有點不正常，建議徐明清把她帶上，一起回家休養一段時間，說不定會使她身體和精神有所好轉。徐明清覺得也對，於是去找小俞和李雲鶴，把組織上的建議告訴他們。

李雲鶴聽到這個消息，簡直高興得跳了起來。因為她一天也不能容忍小俞“大媽媽”的歧視，早就想離開了。

俞啟威也感謝不盡，說給徐明清家裡添麻煩了，李雲鶴還有點神經質，說話和做事上如有什麼不妥，還請徐明清和家裡人多多原諒。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去臨海的船票，帶李雲鶴離開上海。那天，小俞把她倆送到十六鋪碼頭船上。

李雲鶴療養

這樣，李雲鶴來到了徐明清的家——浙江臨海南嶴村。小村子只有幾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徐明清到了家，把李雲鶴給家裡人作了介紹。村裡人見李講得一口北方話，與徐明清她們的南方話一點也不同，都紛紛前來看望，大家對她很友好。

李雲鶴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在這裡，沒有誰打攪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不過，她每天仍然有低燒，不停地咳嗽，另外很長時間“老朋友”不來，徐明清父親是個中醫，徐明清便讓父親給她看一看。經父親診斷，說李雲鶴得了肺癆。給她用了一副中草藥，漸漸地她的經期開始恢復正常，身體有了一點好轉。

不久，徐明清的一個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軍醫學院的學生，學的是西醫，徐明清就請他為李雲鶴看病。堂侄說李雲鶴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城裡去給她買一些葯。這樣，中西醫結合治療，李雲鶴的身體恢復更快了。

在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李雲鶴出去走走，晒晒太陽，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她邊走邊跟徐明清講小時候的故事，講她演戲的情況，講她和小俞是怎樣由認識到熱戀的。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不再像初來時那樣咕咕噥噥了，身體也很快恢復起來。

小俞也不時地寫信來。從信中，徐明清們得知，他準備離開上海，去北平。

快到陰曆年底了。家裡人忙著準備過年。

有一天，李雲鶴接到小俞從北平的來信，說他已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信中問及她的身體和精神狀況，並說，如果她身體好了，就可以到北京去和他一道過年。

李雲鶴接到信后，就和徐明清商量，要去北平找俞啟威。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留下來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縣。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裡給李雲鶴拿了一些路費和在路上吃的乾糧，送她到臨海汽車站。

她似乎很感動，彷彿有說不出的感謝話：“不是你家裡的人，我的病能好嗎？”徐明清拍了拍她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到后要趕快給徐明清回信。她點頭后，才上了汽車。

李雲鶴走後，從北平來了信，說她和小俞都很好，對徐明清和家裡的人都很思念，並給了徐明清他們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去延安

1937年，徐明清在西安工作，在她的幫助下，江青通過西安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去了延安。之後。共產黨組織審查江青歷史，徐明清便很客觀地為她寫了一份證明材料。一年之後她便與毛澤東結為夫妻。

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和丈夫王觀瀾被邀參加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宴，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張聞天、李富春、羅瑞卿等人。

求助江青無果

“文革”一開始，江青一夥為了打倒劉少奇等一大批老幹部，在全國掀起抓“叛徒”惡風，因在上海工作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坐過一年多的牢，也被列為審查對象。1972年，被定為“叛徒”，開除出黨。她多次向上級反映實情，都被指斥為態度不老實。

徐明清因在上海和西安時曾經熱心幫助過江青，並帶她回自己家鄉療養好了江青的肺結核病，想“我被捕以後的表現組織上是了解的，也是組織上營救我出獄的。”遂把這些情況於1973年6月2日、6月19日、11月16日三度寫信給江青，希望得到她的證實和申辯以推倒不實之詞。不料信去后如石沉大海，這頂“叛徒”帽子便一直戴了下去，始終過著挨斗、受批的生活。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後的第4天，因延安審查江青時，徐明清為她寫的證明材料牽連，被秘密送進秦城監獄關押。

1979年3月，送到北京某公安醫院，境況有所好轉，換為病號待遇，伙食有所改善，但行動仍受到限制。同年4月，從秦城監獄釋放回家。

艱難平反

中共11屆3中全會的召開后，共產黨開始對過去的冤假錯案進行重新複查，經過農業部黨組有關人員大量的“內調”(調出檔案)“外查”(去外地調查)，歷時半年多，於1979年11月17日作出撤銷在“文革”中錯定她為叛徒的決定，中央組織部審批同意后，於1980年3 月10日向有關單位下文，摘掉她“叛徒”的帽子，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和行政10級的待遇，徹底地為她恢復了名譽。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原農業部副部長王觀瀾患病去世前，胡耀邦總書記曾親自到醫院看望，他拉著徐明清的手對她說：“不要難過，這幾年你受苦了！”

徐明清與胡耀邦同志緊緊握手，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在1984年的春節茶話會上，薄一波同志受鄧小平同志委託向1927年以前參加革命的15位老大姐問好，徐明清也是其中的一位。對此，全家歡欣鼓舞，祈禱著國家平安，人們永遠能過上幸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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