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

有人說，做一位數學家和做一位詩人，也許是天底下最難的兩件事，蔡天新居然同時是一位數學家和一位詩人。而更為讓人驚訝的是，蔡天新還是一位旅行家，他去過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少旅行都是由於各國的詩歌節和文學節的邀請，並在 紐約、巴黎、劍橋、法蘭克福、斯特拉斯堡、內羅畢、乞力馬扎羅、比傑比森西奧等城市都舉辦過他的個人朗誦會。他認為一個成功的詩歌活動，需要讓每一位第一次來到現場的觀眾留下美好印象。2008年以來，他在深圳、杭州、台州、金華多次舉辦了攝影展，其中杭州的跨年度巡迴攝影展“最高樂趣”分為良渚文化村（不好意思其實良渚文化村是餘杭的，不算完全意義上的杭州的）、寶石山、紫金港、小和山和下沙五個地點，觀眾達八萬人次。

近年來，蔡天新還致力於數學文化的推廣和普及，先後應邀到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杭州、濟南、石家莊、深圳、香港、東京，以及蘇州、延安、嘉興、台州、麗水、天津、重慶、廣州、廈門、合肥，寧波、溫州、湖州、紹興、金華、衢州、泉州、宣城等地的大專院校及機關企業舉行了上百場公眾講座，並出版了國家級規劃教材《數學與人類文明》。

行者蔡天新

2003年，數學家蔡天新在他40歲的時候，回顧了與前半生緊密相關的幾個數字：15歲上大學，24歲獲博士學位，31歲做教授，33歲成為東方之子。旅行了60多個國家，寫作了250首異國情調的詩歌。

他無意識地多了兩重身份，詩人、旅行家。一個人與一個專業的背離還是投合？

年初，他結集出版了旅行隨筆集《數字和玫瑰》，筆吻沉靜，充滿智性，在開篇《旅行者說》中，蔡天新提及一段他的少年往事：在浙江某個鄉村小學的教室里，這個從沒出過遠門的小學生畫下尼克松首次訪華的路線圖(可惜，這張珍貴的手繪地圖在一次搬家過程中遺失了)；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在上大學的路上第一次見到火車，此前到過的最大城市是溫州。“他的所有經歷都似乎是有預謀的。”翻譯過蔡天新詩歌的德國詩人托比亞斯·布加特在一篇批評文章中不無嫉妒地寫道，“它們相互作用、串通一氣：父親的藏書架，童年開始繪製的地圖冊，《阿波利奈爾》雜誌，數學訪問和會議，當然還有詩歌和旅行。”他甚至對“蔡天新”這個名字進行了漢語的追根溯源——出自杜甫《麗人行》中的詩句。

也許布加特是對的，一個名字不僅僅是個符號。

8月13日，杭州。在接受採訪的下午，咖啡館翻來覆去地播放大街上唱濫了的流行樂，窗外煙雨凄迷，蔡天新提不起勁，究其原因他說是午間沒有打盹。一到晚上，當熱烈的拉丁音樂響徹防空洞一樣的酒吧，他左顧右盼，幾次欲撇下記者離席而舞。

對於音樂、舞蹈的領悟蔡天新無師自通。還有繪畫。目前是他一對7歲的孿生女兒的繪畫老師。

也許他本來就應與詩歌這樣的藝術門類為伍。也許他本來就應將有限的精力集於一個方向，走得長長遠遠—可是，當初又為什麼選擇了數學？

這觸及蔡天新的敏感區。他始終不願深談童年際遇。給他取名字的父親畢業於北大歷史系，酷愛文學，但命運不濟，經歷“反右”之後的這位中學校長更是變得非常務實(烹飪、放牧和木工樣樣精通)。父親毫無商量地決定了蔡天新的數學之路。

“當我憶及遙遠的往昔/懷著興味，聽從幻想的勸告/一雙因患凍瘡腫大的手/在白色的窗帘布後面出現/一位死去很久的親人的臉”，蔡天新在寫給父親的悼亡詩中，複雜情緒顯而易見。因為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假設。

而他後來所目睹的母親被打成“反革命”，年長10歲的哥哥插隊東北……這些都沒有發生在蔡天新身上，但卻對他的肢體與大腦造成了奇特反應——是什麼呢？蔡天新沒說。我想，他所謂的夢想，地圖，火車，飛行，無一不是孤獨的少年企圖通向外部世界的可能性。

從研究生時代開始寫詩，蔡天新在走過60多個國家，接觸過500多個不同種族的人後，亦自認為“擁有了必要的自信、寧靜、氣度”，甚至是，一個40歲男人的魅力。

多重身份的精神堡壘

多年以後，蔡天新對他父親的選擇懷抱感激，因為“數學是一座堅固的堡壘”——在他，已經將這句話領略到精神世界，重回到內部。他拒絕別人將他與漂泊者混為一談，固守著家園——杭州。

“有很多次想逃離這座城市。因為濃重的市井味道。”(其實杭州不算是中國最市井的城市吧？)他所謂的逃離即是旅行，他不是遊子，最長不超過一年便會心滿意足地回來。

10年中只有兩個夏天他沒有出去，一個是1996年夏天他的孿生女兒出世，一個是今年夏天，他年滿40。他對家庭、對孩子懷抱著一份細緻的溫和(她們跟著他去過十幾個國家)。

“蔡天新雖然有很好的海外生存手段，卻在每次漫遊之後返回他的祖國，返回到他的母語世界中去，這種現象無疑是意味深長的。”又要提到布加特的評論。不得不說，蔡天新跟國內眾多媒體所說寥寥卻對國外友人敘述多多。在蔡天新的旅行中，這些朋友隨時可能收到他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寄出的信函，或者一件精美的禮物。

而他仍然眷戀故土。“不能享受平常生活的人是無法體會旅行與詩歌的激情的。”就像他對自己的數學家身份從一而終，用專業的術語表達了觀點：空間雖然在不斷地發生位移，到最後仍然會如齒輪線一樣回到最原始的出發地。對他來說，首先是數學訪問和會議帶動了旅行，然後是旅行啟發了寫作的靈感，現在詩歌和文學活動又不斷提供新的旅行。它們是良性循環的，難以割捨其一。

蔡天新極少對自己所帶的研究生提及旅行或詩歌，學生們只知道這是一個“比較注重啟發和引導的老師”，要求別人跟他自己一樣不斷有靈感外涌的老師，而且是一個不循規蹈矩的老師。數以百計的學生買了老師的書後驚嘆不已，開始稱他為“蔡蔡”、“小蔡”、“數學界的才子”。畢竟，他給枯燥的數學系帶來了勃勃生氣。他也適時地將旅行中帶回的登機牌、車票、面值較小的硬幣作為禮物贈與學生或聽眾(地圖捨不得)。

“要求”所遭遇的麻煩

蔡天新是個有要求的人，但不苛求。因為隨著年輪的增長、經歷的豐富，他也漸漸變得溫和與寬厚。

他對一切東西都要求漂亮有型—樹木、房屋、飛鳥、河流。而我在酒吧親眼所見，蔡天新和他的朋友約請的兩位女孩都是標緻的美女。在《數字和玫瑰》一詩中，我注意到他寫玫瑰時用了“那些緋紅、橙黃或潔白的花朵”。第一眼見蔡天新時，他穿黃綠格子襯衣踩著被雨浸染過的白色斑馬線揮手而來，舉一把舊的紫紅色摺疊傘。他的衣物可以不論品牌卻一定要有顏色、形狀。

他要求健康。他的身體和胃口確保了他的旅途順暢。有人說，他的少年白髮因為寫詩變黑了—其實是旅行變黑的。他喜歡一切對抗性比賽，一直是院系教工運動隊的主力。他還要求速度。在他的前半生，他以一種不可預料的速度在完成一個人可能需要一輩子才能完成的事。“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蔡天新也會說。在他聽到一切熱烈的音樂時，忍不住感慨：“這時候我感到生命停止了衰退。”

誰能抵抗生命的衰退呢？

蔡天新無論是在採訪過程還是吃飯泡吧，手機永遠是他最親密的同伴，他總會偷空看一眼顯示屏上的時間。

他不戴錶，除了眼鏡再無多餘的物件。就連皮鞋皮帶也都是在國外買的極輕便的那種。他不喜歡重量。或者說不喜歡負擔。在城市他以計程車代步(儘管他在美國練就了一流的車技)，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是依靠飛機。在這個年紀，時間顯得緊迫。只有減輕重量，加速行駛。

蔡天新一慣地從容，和緩，只有在談到速度的問題上他顯得憂心忡忡。“如果給我一個機會重新選擇，可能我讀完碩士(21歲)的時候出國就完全不一樣了。”此後他經常提“那是在我年輕的時候”。

他要求的速度遇到不可抗拒的麻煩了。

“40歲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我迷戀旅行，在此之後，我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寫作上。”

他依然為明年的夏天預定了目標：地中海東岸。是故意埋下了伏筆——這通常成為能實現的預言。他說。

尋找數學的詩意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像一束子彈，穿過暗夜的牆。”

——蔡天新的這句詩被印在法國大書店的櫥窗上，也印在以色列發行的明信片上。

蔡天新內心深處這種思維與心靈的碰撞，似乎恰如他所鍾愛的一句來自數學王子高斯的話：“數是我們心靈的產物。”

採訪浙江大學教授蔡天新，得益於一個恰當的時機——他的2012數學三部曲《數字與玫瑰》《數學與人類文明》《數論——從同餘的觀點出發》剛剛出齊，他的數論研究近兩年有所突破，他的隨筆集《難以企及的人物——數學天空的群星閃耀》擬獲三年一度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科類）。

蔡天新打趣說：“如果這三樣缺少了一樣，我可能會謝絕這個採訪。”

穿過暗夜的想象

15歲考入山東大學，24歲獲得博士學位，31歲晉陞為教授，33歲成為CCTV“東方之子”。還差兩個月就滿50歲的他，因為有“數學家、詩人、作家、旅行家和攝影師”等眾多令人羨慕的頭銜而廣為人知。普通人總是驚詫於蔡天新如此廣博的涉獵以及旺盛的精力，但他卻仍努力將每一項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像一束子彈，穿過暗夜的牆。”蔡天新的這句詩被印在法國大書店的櫥窗上，也印在以色列發行的明信片上。

過去十多年來，蔡天新在國際詩歌界聲名漸揚，作品被譯成20多種語言，並有英、法、西、韓、斯拉夫和土耳其語版的詩集、散文集出版。他還30餘次應邀參加了各國詩歌節和文學節，紐約、巴黎、劍橋、法蘭克福、內羅畢等城市都舉辦過他的個人詩歌朗誦會。

藉助國際會議、學術訪問和文學活動的邀請，蔡天新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裡完成了走訪第100個國家的夢想。與普通人的旅遊不同，他在旅途中始終帶著某種使命和思考。

在路上，蔡天新總是隨身帶著一台傻瓜相機。在深圳、杭州舉辦的個人攝影展上，有一張攝於巴黎地鐵車站的作品：一位乞丐一臉疲憊地坐在美女手上的戒指廣告下面。在蔡天新眼裡卻有著獨到的數學解讀：乞丐蜷縮的身體和戒指構成了兩個完美的橢圓。

40歲以後，除了一如既往地研究數論和寫作詩歌以外，蔡天新又將目光投向文學的其他領域，比如遊記和隨筆創作。2010年，他出版了童年回憶錄《小回憶》和人文隨筆集《在耳朵的懸崖上》，2011年，又出版了遊記三部曲《飛行》、《歐洲人文地圖》和《英國，沒有老虎的國家》。

“文學和數學一樣，都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產物。”蔡天新說，文學創作和旅行都很開闊思路，殊途同歸，“她們提升了我的數學眼界和想象力”。2012年，他的數學三部曲相繼問世。

“最古典的也是最現代的”

蔡天新內心深處這種思維與心靈的碰撞，似乎恰如他所鍾愛的一句來自數學王子高斯的話：“數是我們心靈的產物。”

但蔡天新似乎還不知疲倦。從1990年開始，他就開始探討數學史的偉大人物。19年後，他的《難以企及的人物——數學天空的群星閃耀》出版。通過對數學歷史與人物的研究，蔡天新“得以與古典大師們更為親近”，這也直接作用於他的新書《數論——從同餘的觀點出發》。

此番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蔡天新專門發來一篇刊登在《數學文化》上的導言，介紹了他在《數論》書中涉及的新問題、新方法，以及對若干經典數論問題的想法和拓延。這些問題和結論發表后引起數論界同行的關注，包括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菲爾茨獎得主阿蘭·貝克在內的名家都予以褒揚，貝克稱讚其為“真正原創性的貢獻”。

蔡天新告訴記者，其實他的想法挺簡單，就是把加法和乘法結合起來，這就像物理學家討論原子核內部質子和中子的關係一樣重要。以往數論分加法數論和乘法數論，比如華羅庚的名著《堆壘素數論》就屬加法數論。利用這一想法，他和他的研究生把經典的華林問題、費馬大定理等作了改造或延拓，前者同樣深刻但結果更漂亮，後者即便在強有力的abc猜想成立條件下仍無法推出。

完美數是最古老的數學問題，笛卡爾、費馬和歐拉等大數學家都試圖找到它的推廣，但都只有零星結果。蔡天新定義了平方和的完美數，並將它與古老的斐波那契孿生素數一一對應，從而再次產生了無窮性，後者用最現代的計算機可以找到5對（個）。其中最小的兩個是10和65，最大的兩個是天文數字。

“哥德巴赫猜想還不夠‘完美’。”蔡天新聲稱，他受這一猜想啟發定義了形素數，個數與素數一樣多。他發現並猜測：任意大於1 的自然數均可表示成兩個形素數之和。

當這位走遍世界、寫下數百首動人詩篇的數學家不厭其煩地介紹那些基本概念，並用“美和對稱”的觀點來為記者解讀古典數學問題時，我這個“多年不問數學”的文科出身的記者，似乎也悟到了一絲數學的詩意。

一如美國大詩人龐德所說：“最古典的也是最現代的。”

“應試教育損害了數學的名譽”

雖然在數學研究和文學創作上頗有建樹，蔡天新卻遭遇著某種現實尷尬——搜索此前關於他的報道，記者們也大多將目光聚焦在他的數學家、詩人、旅行家三重身份上，每一方面都點到為止，對他的數學研究更是惜字如金。

蔡天新把原因歸結為“前些年在數學上沒什麼好說的，因為比較循規蹈矩，我們總是研究老外提出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類現狀：大眾科學精神淪陷。

其負面影響，就如2011年福島核事故引發的搶鹽狂潮。

“其實多數人都學了十多年的數學，他們中不少卻以數學差為榮！”蔡天新認為，應試教育損害了數學的名譽，這是逼迫學生反覆演練相似問題和難題的結果。

在文理分科盛行的中國，蔡天新喟嘆，不注重自然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其影響力終究只限於本民族，無法走向世界。而以分析哲學為例，因為建立在數理邏輯的基礎之上，產生了多位世界級的思想家，也成為20世紀主流哲學流派。

這些也是十年前蔡天新出版《數字和玫瑰》（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探討的內容。這本書是蔡天新結合數學、藝術和旅行三者思考後寫成的隨筆集。好在這幾年，閱讀蔡天新數學類書籍的人越來越多，他和十位同行還創辦了《數學文化》雜誌。該書也於去年底修訂再版，這是第四個中文版，海峽兩岸平分秋色。

“我的書從沒進入排行榜，也沒成為年度十大圖書。但卻可以讓不同年代的人閱讀。”這讓蔡天新略感欣慰，“畢竟它們不會過時。”他的書籍雖非暢銷書，但屬於常銷書。

這，或許正是蔡天新作為數學家的幸運。

《中國科學報》 (2013-01-25 第7版 學人)

2013《中國科學報》 蔡天新：尋找數學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