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鵬大

趙鵬大

趙鵬大,數學地質、礦產普查勘探學家。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獲1992年國際數學地質協會克倫賓獎章。系統研究了礦產勘查中數學模型的應用。建立了礦產資源定量預測理論及方法體系。在對寧蕪、箇舊、銅陵及新疆等地區不同比例尺成礦定量預測方面,取得了明顯效益並建立了“礦床統計預測”新學科。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2011年8月27日,中國地質大學開學,他用微博寄語新生,同時呼籲“老學長們都來利用微博平台發出寄語,創建一個微博迎新天地”,被譽為國內最潮老校長。

人物簡介


趙鵬大,1931年生,遼寧清源人。1980年任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博士生導師。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工程院院士、國際高等學校科學院院士,地質勘探學家、數學地質學家。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質學系,1958年在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研究生畢業並獲副博士學位。長期從事礦產普查與勘探、數學地質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歷任武漢地質學院院長、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及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校長、中國地質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三、四屆委員及地質勘探、礦業、石油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地質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質學會地質教育研究分會會長、礦產勘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數學地質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國際定量地層委員會表決委員,IAMG雜誌《不可再生資源(NonrenewableResources)》編委及IAMG雜誌《計算機與地學(ComputersandGeosciences)》通訊編委,《中國地質大學學報——地球科學》編委會主任,國際地質數據委員會亞洲地區代表、國際數學地質協會專門委員。
趙鵬大院士建立了中國的礦產資源定量預測理論及方法體系,開創了"礦床統計預測"新學科,提出了"地質異常"、"地質體數學特徵"、"三聯式"定量成礦預測、非傳統礦產資源研究、新概念、新內容及研究方法,並在這些學科的發展前沿上培養了100餘名博士生和數十名碩士生。他主持完成的"寧蕪地區鐵銅礦床統計預測",作為"寧蕪盆地鐵銅礦床成礦規律研究"組成部分獲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1∶20萬圖幅礦產資源總量預測方法研究"、"新疆喀拉通克成礦帶銅鎳金資源量預測研究"獲地質礦產部科技成果二等獎;"地質勘探中的統計分析"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礦產統計預測》獲地質礦產部優秀教材二等獎;以他為首的科研集體近年應用地質異常理論和礦產統計預測方法,在新疆北山地區發現銅鎳硫化物遠景成礦帶2條,在東準噶爾發現金礦帶1條。
1992年獲國際數學地質協會最高獎——克倫賓獎章,成為獲此殊榮的亞洲第一人。

個人經歷


學生時代

1931年5月25日,趙鵬大降生在遼寧瀋陽一個鐵路小職員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出生后4個月就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也就開始了他隨父母逃難入關的動蕩生涯。從初小開始直至高中畢業他就換了6所學校,但不論搬遷到何地,他父母都沒有讓他耽誤學業。從他12歲開始,就離開父母到一所東北流亡中學——設在四川自貢市靜寧寺處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住校讀初中。應該說,在那裡求學生活條件很艱苦,但學習條件極好。生活苦主要是指飯菜極差以致難求一飽,而且基本無菜可吃,經常以辣椒粉拌鹽粒佐餐。學習條件好是指學校師資力量很強,教師都是從北方流亡四川的原名牌大學教授。
如原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的教授擔任外語、數學、化學、生物等課程的任課老師。學生是幾十人合住一間大寢室,而且是上下鋪,但儘管如此,學校要求極為嚴格,每天早晨都要檢查“內務”:被子要鋪平疊好,上罩白床單,而且要求四周稜角分明,有如豆腐塊一般。每人床下有一個裝衣物的竹籃,必須擺放整齊。每日三餐必須在值日生喊完“立正、稍息、開動”之後才許動筷吃飯等等。這三年緊張而艱苦的生活,對他日後的成長影響頗大,比如對各種艱苦環境和較差的生活條件比較容易適應,這為以後從事地質野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趙鵬大自幼獨立生活,集體觀念強,養成了整齊有序,嚴格守時,行動敏捷等習慣,這些良好習慣對於做好任何工作都是必要的。
確定人生理想,選准發展方向
1948年當他報考大學的時候,可以在不同時期報考許多大學。當時,他也曾報考了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師範大學等,甚至還有遼海商船學院,但他唯一的志向目標是報考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立志學習地質幾乎是他從小學就有的學習願望。當年在四川威遠縣上小學,教師曾帶他們下煤礦參觀,他對地下能有如此之多煤炭感到奇怪,也使得他對從事礦業活動的人們很崇敬、很欽佩。在四川自貢市上小學時,教師帶他們去大墳堡參觀鹽井和火井,看到滷水如何從地下提升到井口,又如何利用天然氣“火井”將滷水熬煉成鹽。當年,甚至每天上學放學都是從輸運滷水的竹管道上自如行走。到了中學,聽教師說地質學家能計算出埋藏在地下的礦量有多少。所有這一切使他立志要學習地質,當時他的祖父極為反對,認為學地質是“看風水”,以後成為“風水先生”有何出息?父親主張他報考軍校,推崇軍事救國。當時只有已在北京大學上學的哥哥極力支持他報考北京大學地質學系,說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歷史最久、師資最強、條件最好,一個系擁有一所獨立的小樓——地質館。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報考北京大學一舉而中,使得他學習地質的理想得以實現。
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有極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尤其是師生之間親密無間。當時北京大學地質學系薈萃了很多中國一流的地質學家,系主任孫雲鑄教授生動的“古生物”課,在課堂上不時穿插以英國風情和名人軼事,令人神往;王鴻禎教授的“地史”課帶領大家回溯遠古、漫遊世界,豐富而精彩的教學內容引人入勝;馬杏垣教授的“普通地質學”教學內容新穎,板書秀麗,圖文並茂,給人以極大享受。這些老師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是馬杏垣先生多次帶領他去野外實習和工作,其野外地質觀察能力之強、想象力之豐富、素描之精美,分析問題之深刻,舉止言談之風趣幽默,待人接物之大將風度,無不給他留下深刻的印像,成為他敬佩和學習的榜樣,以致“文革”期間有人大批他走“馬杏垣道路”。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注重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趙鵬大在那裡如魚得水。
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就超前自學了不少大學高年級的課程,還閱讀了大量地質期刊雜誌,創作並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和新華電台播放了數十篇科普文章,如《漫談湖泊》、《化石的故事》、《煤》、《石油的成因》等。最後,趙鵬大選擇了“礦”作為“主攻”目標,這不僅是因為自幼對礦“情有獨鍾”,更因為在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他就認識到開發礦產資源對國家建設與保衛國防的重要意義。所以,他的大學畢業論文選擇了“陝北四郎油田地質問題”進行研究。1952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全國院系調整中被分配到剛剛籌建的北京地質學院參加建院工作。
1954年,國家派他前往前蘇聯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攻讀研究生,師從著名地質學家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院長雅克仁教授。這位具有豐富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導師對趙鵬大說:“你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礦床學家或礦床勘探學家必須跑上500個礦床!”。所以,趙鵬大在留蘇期間每年都利用寒暑假到前蘇聯烏拉爾、烏克蘭、科拉半島及外貝加爾等地區參觀和考查了數十個各種類型的礦床。其中包括世界級的禾洛姆塔烏鉻礦床、尼克泊爾鎳礦床、阿帕奇特磷大石礦床、白樺金礦床等等,大大開闊了眼界。在前蘇聯學習期間,包括趙鵬大在內的一些留蘇研究生為了早日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曾向當時我駐蘇大使館提出:“能否只在前蘇聯大學聽一些國內尚未開設的新課程,學完后不作研究生論文,不要副博士學位,這樣可以縮短在國外的時間。”結果,大使館堅決不同意,要求他們“一定要作論文,一定要拿學位”。事實證明,大使館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作為留蘇研究生,決不是僅僅要求多聽幾門課的問題,而是要求通過研究生論文工作學習和了解進行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從收集原始資料,設計實驗研究流程,選擇必要與恰當的研究方法,到最後形成結論。這一套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與實踐,恰恰是研究生最重要的學習內容。的確,後來通過論文工作,了解了相關地質學發展動態,參與了前沿課題的研究。在學術思想上親身實踐和領悟到科學研究工作的基本要點:要了解前人對所研究問題的工作成果,進行文獻綜述;要明確自己的主攻目標和實現目標的關鍵步驟;要自己獲取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工作要突出創新,一定要形成立足於自己工作的新論點、新見解和新方法;力求成果對國民經濟建設有實際意義和應用價值。當時,他選擇了“礦產普查與勘探”作為攻讀的專業方向,並以中國富有但在當時屬於新類型的網脈狀鎢錫礦床作為論文研究對象。在研究中他發現:要求有定量結果的礦產普查勘探工作(如最後要求計算儲量)缺乏定量的研究過程。例如,從礦床勘探類型的劃分,勘探網度的選擇,合理勘探程度的確定到勘查精度的評價等等都是定性描述、經驗判斷乃至主觀要求。這種因人而異缺乏客觀準則,定性分析缺乏定量依據,規範要求缺乏科學論證,經驗總結缺乏抽象提煉的現象比比皆是,這就大大降低了礦產普查勘探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科學性及作為實踐性最強的應用學科和實際工作的可操作性。因此,他的研究生論文把地質勘探工作和礦床地質研究定量化作為首取方向。從此以後,定量地學及後來的數學地質特別是定量勘查就成為他終身的研究方向。

參加工作

回國伊始,趙鵬大在北京地質學院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工作,承擔了重要的教學和科研任務。他用所學到的知識,報效生他養他的祖國。1960年,28歲的趙鵬大晉陞為副教授,並在中國首次招收礦產普查與勘探學研究生。在“礦產普查與勘探”教材建設中,他第一次將“礦床勘探中礦體地質研究”作為專門章節編入教材,從而加強了礦產勘查的理論基礎。1958—1962年,他參加在福建進行的1∶20萬地質填圖及找礦工作,在《閩浙湘贛區域成礦規律》專著(1960年)中提出“區域勘探評價”的概念,並以專門章節加以論述,首次從大區域角度研究礦床勘探程度、勘探經濟及合理勘探程序。由於他在教學、科研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1960年初被評為北京市文教戰線先進工作者,出席了市文教群英會。1963—1966年,趙鵬大患上了嚴重的臏骨軟化症,有時竟然不能正常行走。他忍著巨痛仍帶領學生到雲南箇舊錫礦區進行教學實習和科研生產,登山下井身先士卒。他對箇舊錫礦的條狀礦體、細脈帶型礦體等特殊類型的複雜礦體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系統的礦床地質及勘探方法,在勘探手段的合理選擇、勘探精度的正確確定和勘探工程最佳布局等方面均提出獨到見解,而且首次利用數學模型模擬礦床勘探過程。因而其成果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和生產部門的重視。80年代以來,他對找礦勘探地質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進一步完善了該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他在《礦床勘查與評價》專著中,針對礦產勘查難度日益增大的趨勢,提出了集“理論找礦、綜合找礦、立體找礦、定量找礦”為一體的科學找礦新思路和新方法,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視。以他為學科帶頭人的礦產普查與勘探學科於1988年被評審為國家級重點學科。
傳統地質學屬於定性的、歷史的科學。數百年來,地學家們都習慣於運用傳統的觀察、比較、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習慣於定性描述地質現象和地質過程。有人甚至還認為“地質學家是概念和模型定量化的最強烈的反對者”。趙鵬大對定性描述為主的傳統地質學有著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地質學與數學交叉結合,地質學走定量化發展道路是歷史的必然。定量化研究方法是他根據客觀世界發展的需要所作出的選擇。社會經濟和生產的發展,要求對礦產資源進行更為精確的定量評價,政府和社會對環境與資源的關注,要求更準確地和定量地預報諸如滑坡、地震、泥石流等地質災害,要求確定發現新礦床的概率。這些現實的要求都需要地質學與數學緊密結合,定量化地解決問題並給出答案。
而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數據獲取和分析處理技術的發展,則為地學定量化準備了條件。選擇定量化研究方法,也源於他對地質學研究對象的特點和地質學學科發展趨勢的把握。與自然科學中的其他學科如物理學、化學等相比較,地質學更顯得學派林立,“百花齊放”。各種學說、理論自成體系,互不銜接,甚至論據相同,結論卻完全相反(如火成論與水成論,活動論與固定論,均變論、漸變論與突變論等),使得後繼學者往往無所適從;實際地質工作者也各自沿用不同的理論體系作指導,沒有統一的科學工作程序。他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地質學沿用傳統的定性描述的研究方法,迄今為止,地質學中的大多數假說、準則、理論都是不可證明的,大多數實驗結果不可能準確地重複和再現,很多推斷預測的成果是多方案和多樣化的,不少名詞術語一詞多解或同物異名,因而造成地質學研究中的困難。解決這一困難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要推動地質學與數學的結合,推動地質學的定量化、模型化、標準化。
一門科學,只有當它達到能夠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一門成熟的科學。早在前蘇聯留學期間,他就開始在找礦勘探中運用數學分析解決問題,回國后便首開中國數學地質學研究,系統地研究礦床勘探中數學模型的應用問題。他把找礦勘探地質學的任務確定為分析成礦地質條件、圈定成礦遠景區域、研究地質體變異特徵、查明礦床形成和分佈規律,進行地質、技術、經濟和環境評價,並確定合理開發途徑,主要包括地質體物質組成分析、結構構造特徵分析、成因過程分析、類型異同分析、發展演化歷史分析、地質技術經濟分析等。早在50年代起,他便致力於數學與地質學的結合,開始了早期的數學地質研究。他在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學習期間,就在前蘇聯學術刊物上多次發表概率統計在地質勘探中應用的學術論文。60年代,他創造性地將概率模型應用於箇舊錫礦複雜礦體勘探過程的模擬,為選擇合理勘探手段,提高鑽孔見礦率提供了科學基礎,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1964年,他提出應用數理統計研究礦床合理勘探手段及工程間距的途徑和方法,比美國學者科克(Kock)、林克(Llink)在《地質數據統計分析》一書中提出的類似方法早6年。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礦體變異數學模型,為礦床勘探類型的定量劃分提供了可靠準則和依據。他率先在中國開展礦產資源定量預測的研究工作。
1975年起,先後在江蘇、安徽、湖北、內蒙古、雲南、新疆等地的一些礦區或成礦遠景區開展了不同比例尺成礦定量預測工作。在吸取國外先進理論和大量實踐基礎上,於1983年提出了“礦床統計預測”的基本理論、準則和方法體系,並以此為內容,編寫了教材和專著,在學校中開設了這方面的課程,從而創立了“礦床統計預測”新學科方向。至今,礦產資源總量預測已成為中國地質勘查生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1978年,地質出版社出版了《寧蕪火山岩盆地鐵銅礦床成礦規律、找礦方向及找礦方法研究》專題成果。由趙鵬大執筆編寫的《寧蕪地區鐵礦床統計預測》作為該項成果的組成部分,於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80—90年代,他在不斷豐富和完善“數學地質”學科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建立了“數學地質學”新體系,即研究地質體數學特徵,建立地質體數學模型;研究地質作用因素及相互關係,建立地質過程數學模型和研究地質工作方法及地質數據特點,建立地質方法數學模型。
1982年,他發表了《試論地質體數學特徵》一文,首次論述了“地質體數學特徵”的內容和方法。
1989年,在成礦預測中根據“求異理論”提出“地質異常找礦”新概念,並於1991年發表了“初論地質異常”一文,系統闡述了“地質異常”的不同模式、不同尺度水平、成礦意義及其表示和研究方法。1995年發表文章論述中國“地質異常”一改傳統的區域構造劃分方法,從定量求異的角度對中國主要成礦帶的分佈總結出新的規律。“地質異常”的提出,豐富了成礦預測的研究內容,完善了對物、化探異常的綜合配套解釋,為尋找超常礦床提供了新的途徑。地質體數學特徵和地質異常等新問題的提出,開闢了對地質體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創立了數學地質的一個嶄新的學科方向。
1990年,他帶領課題組成員,將“數學地質”新體系的研究成果編寫成專著《地質勘探中的統計分析》。該專著於1992年獲國家教委首屆全國高等學校優秀著作一等獎,同行專家鑒定為“總體上達到國際水平,其中部分數學地質方法的應用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地質體數學特徵研究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主要成就


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校長。由於“在數學地質領域作為研究者、教育者及帶頭人的長期經歷和突出貢獻”,獲1992年國際數學地質協會最高獎——克倫賓獎章。
系統研究了礦產勘查中數學模型的應用。建立了礦產資源定量預測理論及方法體系。在對寧蕪、箇舊、銅陵及新疆等地區不同比例尺找礦統計預測方面,取得了明顯效益並建立了“礦床統計預測”新學科。 1978年在我國率先開設“數學地質”和“礦床統計預測”等課程。代表作有《礦床統計預測》、《地質異常成礦預測理論與實踐》、《非傳統礦產資源概論》和《定量地學方法及應用》等。

職業成就


地質異常理論與成礦預測
運用定量研究、相似類比與求異出新、多維性與非線性等思維方法是趙鵬大取得豐碩成果的關鍵因素之一。相似性是在近似地質環境下形成的地球物質客體的屬性,不同地質歷史時期所發生的同類地質作用有其共同點、類同點。相似類比方法就是根據地質環境和地質作用的相似或類同,推出其物質產物也可能相似的一種邏輯方法。相似類比方法已為地學家們廣泛應用,例如,地層學研究就習慣於把未知的地層剖面與已知的典型地層剖面——模式剖面、層型剖面、標準剖面等進行相似類比。他的早期研究常常採用相似類比的方法,他認為各種金屬礦床在成因機制、富集成礦機制上都可能有相似之處,應用相似類比方法可以取得較好的效果。在前蘇聯留學期間,為了掌握一批典型的礦床實例,他利用假期到烏拉爾、烏克蘭、科拉半島、外貝加爾等地區考查了各類大中型礦床。回國后在對寧蕪地區、遷安、白雲鄂博、箇舊及銅陵等地的礦床統計預測研究中,廣泛運用相似類比的方法,並取得成果。如《寧蕪地區鐵礦統計預測》等。他在進行相似類比研究的同時,更注重在同中求異。他認為,萬事萬物有相似必有相異,有相同必有變異,二者總是形影相隨、相伴而行的。在地球與其他類地行星之間,在地球各種物質客體之間,在相同地質作用之間,始終存在著既相似、又相異的雙解性,從思維科學的角度、科學研究和科學發現的角度來看,求異思維比相似類比方法更有意義,因為有變異才有新生,求異才會有可能創新。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往往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不同點卻會帶來驚人的發現。只有相似類比與求異思維的有機結合、互相補充,才是科學的思維方法。
1964年,他帶隊在雲南老廠礦區開展錫礦勘探研究,開始根據礦體的一些主要特徵進行相似類比,初步確定為網脈型礦床,但他仍不放心,因為這涉及到後面勘探方法的選擇和精度的確定等問題。他又進一步分析研究採集的標本,到現場進行仔細勘測,細心尋找每一個值得懷疑的不同點,最後根據新的發現,確定為細脈帶型礦床,從而為準確地選擇勘探程序、勘探手段和確定合理勘探精度提供了依據。他的求異思維還體現在解決問題的切入點上。他每到一個礦區,不僅先要搞清楚有什麼有利的成礦條件,而且要同時搞清楚有什麼不利成礦的因素;不僅要搞清楚為什麼能形成大礦,還要搞清楚為什麼不能形成大礦。目前人們研究模型都選擇在有礦地區,而對無礦地區研究得不夠,這不是科學的思維方法。他在“礦床統計預測”理論體系中把相似類比和求異思維作為指導工作的基本理論之一。
趙鵬大常說:地質學充滿了辯證法。地質過程和地質體中同時存在著大量確定性與隨機性、線性與非線性並存的現象。因此他在開展數學地質研究時,絕不墨守成規,既沿用過去的傳統方法,又以全新的思維觸角考慮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具體地說,就是全方位、動態地、相對地、聯繫地、多維地研究問題,充分考慮到各種影響因素。在解決問題時,總要同時考慮諸如正演與反演、空間與時間、宏觀與微觀、全球與區域、確定性與隨機性、歸納與演繹、定性與定量、線性與非線性、有利與不利等基本問題。他特彆強調在礦產普查與勘探工作中,要“理論找礦、綜合找礦、立體找礦和定量找礦”相結合的思維方法。地質學研究的對象,無論是各種地質體或地質現象,以及各種地質觀測結果,都普遍地受概率法則的支配和影響。因此,概率論、數理統計及多元統計分析目前仍是數學地質學的理論之一和重要的方法。
這不僅是出於前述數字化的考慮,而且意味著在定量找礦中既不能絕對化,也不可陷入不可知論,而要認識礦床的發現概率。既然找礦存在著概率性問題,就不能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找到礦床是值得褒獎和稱道的,但要判斷一個有很多礦化顯示的地區無礦似乎更難,真正確定了一個地區無礦,也應該說是作出了一種貢獻。因此,他把發現率作為“礦床統計預測”理論中的重要準則之一。自然界的過程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混沌過程,地質演化也是一個混沌過程。鑒於這種客觀事實,他認為必須以非線性科學的眼光來認識既非確定性又非隨機性的地質問題,只有基於有限性原則的混沌論,才能更真實地表述客觀世界。
混沌現象的發現,一方面意味著礦產定量預測能力受到新的限制;另一方面,它固有的確定性表明許多隨機現象比過去能較準確地作出預測。因而,他倡導將一些新興的數學分支學科如數學形態學、模糊數學分形幾何學、穩健統計學等用於研究和解決地質問題,用於對地質體數學特徵的研究。同時,他還積極推動運用非線性科學進行成礦機理和控礦因素方面的模擬分析,這方面的成果,將對金屬礦產資源的勘查預測起指導作用。

服務生產


地質人生
地質人生
趙鵬大院士在幾十年的科學活動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實踐第一,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第一,以及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思想。他認為,地質科學研究不僅要把握住世界地質科學發展的前沿,而且更要把握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前沿。一方面,在經濟建設前沿中發現問題,進行總結提煉,推動理論前沿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把理論前沿的成果應用於生產前沿之中。60年代,他帶隊到箇舊錫礦礦區開展科學研究,碰到大量的生產實際問題,如儲量的級別劃分、礦體的縱橫變化、合理勘探技術手段的選擇,以及合理工程間距的確定等。他決定先集中力量幫助解決生產實際問題,而後上升到理論高度考慮科研的需要。
1963年,他針對卡房條狀礦體平面呈“U”字、“Z”字、“T”字型等多形態,層間滑動與構造斷裂交錯控礦,在礦體規模上寬度小、延伸大等特殊情況,著力解決礦體的連接、追索、圈定等實際問題,從中提煉出適合複雜形態礦體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數學模擬理論和方法。1964年,在解決老廠礦區實際問題時,解決了細脈帶型礦體的模擬方法。1965年,在解決松樹角礦區實際問題時,提煉出接觸帶型錫銅礦床的勘探、評價方法和手段。
1976年起,他在寧蕪地區、遷安、白雲鄂博、箇舊及銅陵等地開展不同比例尺成礦定量預測等實際工作的基礎上,總結提煉出“礦床統計預測”的基本理論、準則和方法體系,建立了一套地質變數構置、取值、變換和篩選的模型,為在中國開展礦產資源定量預測起到了帶頭和推動作用。現在,成礦區劃、礦產資源總量預測已成為中國地質勘查生產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1989年他承擔新疆305科技攻關課題,1990年夏他不顧許多人的勸阻,帶隊深入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實地考察,風餐露宿,歷盡艱辛。課題組運用地質異常理論和礦床統計預測方法,在新疆北山地區發現兩條銅鎳硫化物遠景成礦帶,在東準噶爾發現一條金礦帶,其中清河金礦已開始小規模堆浸開採。此項研究成果——《北山成礦遠景區地物化綜合研究與找礦靶區圈定》於1992年獲國家計委、科委和財政部聯合頒發的“七五”科技攻關重大成果獎。近年來,趙鵬大根據中國礦產資源需求和開發現狀及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提出開展“非傳統礦產資源”研究的思想,得到國家有關部門和同行專家的積極支持並不斷取得重要進展。
創新是科學研究的靈魂
趙鵬大院士認為:做任何事情都不應因循守舊、墨守成規,不能把過去的觀念、規定等看作金科玉律,不敢作一絲一毫的變動。就是開一次討論會,做一次發言也應該談出一點新意,要“與眾不同”。如果人云亦云、千篇一律、毫無新意,就沒有任何價值了。搞科學研究更需要創新。創新是科學研究的靈魂,不創新就是重複走別人的老路,就是浪費金錢和時間,就是減少以致喪失自己的人生價值。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每個人的工作崗位也各異,但都要通過自己創造性的勞動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應該要求自己做任何工作都能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哪怕是添磚加瓦,鋪路墊背都應有所貢獻。一個人的創新能力是需要培養的,是長期實踐經驗和學習知識積累的結果。求知的慾望和興趣,追根朔源的執著精神,廣泛的知識積累,清晰敏銳的洞察力,瞬變現象的捕捉力,關鍵信息的提取力,複雜事件的分辨力,相關事物的綜合力,不同學科的交叉力,靈感思維的爆發力,不屈不撓的堅持力等等,都是創新能力的基礎和要素。要創新,必須親自獲取新數據,識別新現象,提出新思路,運用新方法,採用新技術;要創新,必須熟知與繼承前人已有基礎和成果,必須不斷接受實踐檢驗和印證,必須把握學科發展趨勢和前沿,必須不滿足已取得的成績和迷信已有的結論或理論;要創新,必須善於與人合作,必須虛心向別人學習,必須善於吸收別人的長處,必須聽得進反對意見。
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從最早的突出定量地質研究,到後來提出的“地質體數學特徵”、“礦床統計預測”、“科學找礦”、“地質異常”及“非傳統礦產資源系統”等都是在一種“求異”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科學探索,都是旨在探索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和揭示事物的新面貌。趙鵬大指出:“這些名詞甚至命題很多都不是我的新發明,但是我看到了它的重要性,它的發展前景,抓住它不放,我把這些命題深化了、展開了、系統化了和實際化了,增加了它的內涵和外延。”一切發明創造都不是從零開始。仿生學的許多創新產品是從其他動物的特殊功能得到啟發;板塊構造理論是從最初始的大陸漂移說演化而來;物理、數學中的推論、猜想和世紀難題是通過大量艱苦的實驗和運算而逐步求得解決的。創新與借鑒,引進與發展不是對立的,但借鑒是為了創新,引進是為了發展。在未來的知識經濟時代里,創新的廣度、強度和速度都將是前所未有的。不創新就要被淘汰,就沒有生存的空間。沒有創造力就沒有競爭力,更談不上貢獻力和影響力。創新與應用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創新完全是為了應用。即便是最基礎的、超前的理論研究和創新,也是為了最終取得應用上的突破。最近,國家特彆強調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強調科研成果向提高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強調“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另一方面,應用需求是創新的重要源泉和驅動力,例如由於大石油公司為解決石油勘探和開採面臨的實際問題而導致層序地層學和地震地層學的迅速發展;由於找煤、油、氣和其他礦產資源的需要而使盆地分析和沉積學有了長足的進展等等。當然,不能忽視而且應該鼓勵出於好奇和興趣驅動的創新。“突發奇想”和“獨闢蹊徑”常常是原始性創新的起點。而創新成果的日積月累,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又是原始性創新的物質基礎和催生劑。
在他的研究實踐中,趙鵬大總是把解決生產實踐中的實際問題放在科學研究的首位。在解決實際問題中提煉自己的理論,檢驗自己的理論。例如,1963年他和一些最早在雲南箇舊錫礦礦區從事數學地質研究時,並沒有多少人相信或重視這個問題。但通過他們利用數學模型模擬該礦區複雜條狀礦體的勘探過程,計算出各種布鑽方案的理論見礦率從而選擇最佳方案,使實際鑽孔見礦率取得明顯效益之後,研究工作立刻受到礦區各方面的重視和信任,而且隨後在箇舊雲錫勘探隊興起了一個學習數學地質、應用數學地質的熱潮。又如1974年他們在安徽馬鞍山鐵礦進行科研時,首先聽取勘探隊提出的存在的生產實際問題:岩礦芯採取率低將要影響儲量計算精度從而面臨大量已鑽鑽孔的報廢問題。
這就提出了一個究竟多大的岩礦芯採取率是可以滿足儲量計算精度要求、可以避免鑽孔的報廢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考慮到選擇最恰當的“方差分析與不同採取率精度分析相結合”的途徑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也使得他們的勘探數據分析理論和方法研究深化了一步。還有,在生產現場每年野外工作結束后,他們都一定編寫出一份階段性生產報告作為向生產單位的彙報,其中毫無保留地提出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及新觀點、新認識,這些報告大受生產單位的歡迎,認為他們不是單純為收集資料寫論文而來,而是誠心誠意為解決生產實際問題而來,是急生產之所急,想生產之所需。至今,趙鵬大還與60年代時在礦區和勘探隊的同行們保持著親密的、相互信任的關係。甚至有人開玩笑說:趙鵬大開私人介紹信比加蓋單位公章的正式介紹信更管用、更受重視。這是一種難得的信任。

學術交流


由於趙鵬大院士在國內外礦產普查與勘探和數學地質學界的聲譽和影響,他經常被邀請出席或主持國際學術會議。
1989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第28屆國際地質大會上,中國學者趙鵬大教授宣讀了《礦產定量預測的基本理論、基本準則和基本方法》,引起與會各國學者的關注和重視。
1992年他應邀出席了在日本召開的第29屆國際地質大會,並受聘擔任數學地質Ⅱ224分組講座會的主持人。大會期間,國際數學地質協會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授獎儀式,授予他國際數學地質最高獎——克倫賓獎章,他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亞洲人。新華社作為一條重要新聞發往國內,全國各大報刊登載。
1996年第30屆國際地質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他被國際數學地質協會選為負責籌備數學地質學科組討論會的專門委員並主持分組討論會。
2011年5月27日獲悉,我國著名數學地質學家、礦產普查勘探學家、地質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鵬大教授獲得國際數學地球科學協會(IAMG)“終生榮譽會員”稱號。國際數學地球科學協會副主席成秋明教授代表協會向趙鵬大院士頒發榮譽證書並宣讀了賀信。據悉,2011年5月6日,國際數學地球科學協會經過提名和全體理事會會員投票,全票一致通過授予趙鵬大院士國際數學地球科學協會終身榮譽會員稱號。他是第五位獲得該榮譽的科學家,前四位分別是國際數學地球科學協會的創始人包括DanMerriam(2005),RichardReyment(2008),DanieKrige(2009),和WaltherSchwarzacher(2010)。
由於他的學術成就和威望,他在國內外許多學術團體中任職。他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及地質勘探、礦業、石油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全國博士后流動站管理委員會專家組成員,國際定量地層委員會表決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地球科學——中國地質大學學報》主編,《計算機與地球科學》(美國,英文版)通訊編委,《不可再生資源》(美國,英文版)編委。他還曾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國際地質數據委員會亞洲地區代表、國際數學地質協會專門委員、第八屆湖北省政協委員、湖北省學位委員會副主任。
幾十年來,他為發展中國地質礦產事業作出了堅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科學研究成果,出版了十多部專著,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百餘篇學術論文,多次獲國家和省部級獎勵。為表彰他在建立和發展中國數學地質及礦產普查與勘探學科作出的重大貢獻,國家勞動人事部於1988年授予他“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11月,他光榮地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5年又當選為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和國際高等學校科學院院士。最近,他被莫斯科大學授予名譽教授稱號,莫斯科地質勘探科學院名譽院士和紐約科學院院士等稱號。趙鵬大教授執教四十餘年,從50年代開始,他多次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礦床普查與勘探”課程,1960年便開始招收礦產普查與勘探專業的研究生。1978年他首次在中國為研究生和本科生開設“數學地質”、“地質勘探中的統計分析”、“礦床統計預測”等課程。1983年,以他為首編著的《礦床統計預測》一書獲地礦部優秀教材獎。1984年和198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先後批准他為“礦產普查與勘探”和“數學地質”兩個學科的博士生導師。他已指導培養博士生四十餘人。他指導的研究生多已成長為全國礦產資源勘探、預測和數學地質領域的骨幹力量,各自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

出版專著


趙鵬大等,成礦預測圖的編製,湖北省地質局科技情報室
趙鵬大,礦床勘查與評價,地質出版社,1988
趙鵬大,等,地質勘探中的統計分析,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0
趙鵬大,李紫金,胡光道,重點成礦區三維立體礦床統計預測-以安徽月山地區為例,地質出版社,1992
趙鵬大,周有武,金礦化變異的數學地質研究,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2
趙鵬大,王亨君,地質科學思維,地震出版社,1993
趙鵬大,胡旺亮,李紫金礦床統計預測,地質出版社,1994
趙鵬大,呂新彪,長江中下游地區地質異常及成礦預測BP模型,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9
趙鵬大,愛護我們共同的家園,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趙鵬大,數字地球與全球戰略,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2000
趙鵬大,高等地質教育的思考與實踐,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2002
趙鵬大,非傳統礦產資源概論,地質出版社,2003
趙鵬大,定量地學方法及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趙鵬大,呂新彪,歐陽建平,地學類創新人才培養方法和途徑,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2006
趙鵬大,吳沖龍,中國南方下古生界油氣地質異常分析與評價,科學出版社,2010
趙鵬大,宋國奇,吳沖龍,臨清坳陷東部油氣地質異常研究與資源綜合評價,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2010
趙鵬大,陳建平,胡忠德,新疆可可托海稀有金屬礦床三維立體定量預測研究,地質出版社,2011

管理工作


長期以來,趙鵬大院士將教學科研與行政工作“雙肩挑”重擔繫於一身。從1958年回國至今,歷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院長、校長等職,此外還兼有眾多的社會團體和學術機構的職務。1985年,趙鵬大擔任武漢地質學院院長不到兩年,他就以地質科學家的遠見卓識,較早提出“一個為主(教學),兩個中心(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三項功能(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服務社會)”的辦學思想。並且根據地質科學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趨勢,提出“建設理工文管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綜合性地質大學”的辦學目標。他和他的同事一道為學校的改革發展嘔心瀝血,採取內聯外交的種種措施,使學校辦學水平逐步提高。1987年11月7日,經國家教育委員會批准,中國地質大學宣告成立,標誌著學校由單科性地質學院向多科性大學的改造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趙鵬大教授心中感到欣慰的同時,也感到肩上擔子更加沉重。
他根據國外大學的發展狀況,適時提出要建設“現代型、開放型、國際型綜合性地質大學”的目標,並帶領中國地質大學全體師生員工艱苦創業。1993年,中國高等教育的跨世紀工程——“211工程”(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重點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的推出在全國高校引起強烈反響。趙鵬大深知“211工程”對中國地質大學既是一次機遇,更是一場挑戰。他果斷提出,力爭中國地質大學進入“211工程”前列,創辦地礦類世界一流大學的奮鬥目標。在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學校“211工程”建設的目標、步驟、途徑和措施,得到與會代表的全力支持,師生員工空前團結、奮發圖強、艱苦拼搏。
現在,中國地質大學早已為國家計委、教育部批准首批立項進入“211工程”的第一期工程建設並已於2001年5月順利通過專家對一期建設成果的評審和驗收。中國地質大學的改革與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新的世紀、新的千年已到來。趙鵬大雖然已年屆70歲,但他仍有一副強健的體魄和異常敏銳、活躍的大腦。他自幼立志報效祖國,如今更以祖國需要為己任。他有一個面向21世紀的龐大科研和教學計劃,如關於人口、資源、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問題,非傳統礦產資源問題,地質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大交叉問題,中國地質大學發展戰略問題等等。

最潮校長


最潮老校長
最潮老校長
趙鵬大校長,手機用Iphone,自嘲是“80后”,承認自己是“微博控”,被譽為國內最潮的院士老校長。2011年8月27日武漢中國地質大學開學,他應校廣播台之邀,用微博寄語新生。他同時呼籲“老學長們都來利用微博平台發出寄語,創建一個微博迎新天地”,迎來網上一片叫好。趙鵬大新浪微博開通9個月來,發表微博逾600條,日日“筆”耕不輟,多時一天發10條。他的粉絲已達23000人,以地大師生及校友為主,遍布海內外。他的微博已通過官方認證,對外只稱“探礦人、教書匠”,據新浪測算,其微博價值達2000萬元。
“我真的成微博控了,被拍到的都是在忙著織呢!”前不久他被學生偷拍到一組織微博的照片后。
呼籲教學樓節電、與學生討論裝空調、批院士制度弊端、把6歲外孫的萌照發出來供圍觀……他遇到關注者就“互粉”,認為這是對他人的尊重。雖然做過心臟手術,但趙老上網熱情甚至超過大學生。7月下旬一次校友會上,他呼籲校友與學校間搭建微博平台,“通過我轉發也行”。
他自稱開博目的是與地大人交流,“心繫母校,助推母校是我唯一之目的,也是我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
知道他的人都稱他是“潮校長”,也有不少人不信是他本人在寫,他馬上微博闢謠,“這不是潮不潮的問題,是我看到了微博的意義……有了一個對話平台,有牢騷可發,有建議可提,有的我可以回答,有的我可以向有關人反映,有的可以相互交流看法。”
“微博是一所大學校,在這裡可以啟迪智慧,開闊眼界;微博是一個大舞台,誰都可以上來展示,抒發個人感受,不亦樂乎!”
現在,他家祖孫三代都上微博,經常在上面交流生活。半年前,趙鵬大成了小外孫的第一個粉絲,還在微博上勸誡他“先好好學習,長大了才能織出最漂亮的圍脖!”

受聘單位


2016年7月7日,趙鵬大院士受聘為商洛學院雙聘院士”。

書法藝術


趙鵬大院士的書法藝術
趙鵬大院士的書法藝術
2016年7月8日下午,商洛學院“雙聘院士”趙鵬大參觀了商洛學院丹鳳科教基地,並題詞。

社會評價


趙鵬大:遠跖窮髮之北舉力身赴國業
——記科學中國人(2018)年度人物傑出大學校長榮譽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鵬大
作者:□ 鄭莉穎發布時間:2019-07-20
趙鵬大,作為中國數學地質、礦產普查與勘探的學科帶頭人,他開闢了“礦床統計預測”新的學科方向,建立了中國的礦產資源定量預測理論及方法體系,提出了“地質異常”“地質體數學特徵”“三聯式”定量成礦預測、非傳統礦產資源研究的新概念、新內容及研究方法,並在這些學科的發展前沿上培養了百餘名研究生。探礦、教書的確是他琢磨了大半輩子並且最有成就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