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石生

因其母為家中庶母，遂誕於古城山，草莽間，得名“石生”。范石生幼從父讀書，稍長從伯父兼習中醫。1903年中秀才，不久考入雲南優級師範，在校期間受教師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

民主革命時期，雲南優級師範畢業后受聘任寧洱縣（普洱）高等小學校長，后經世交李鴻祥介紹到新軍蔡鍔部任文書。

1909年考入雲南講武堂，參與學員中的秘密革命活動，與同學朱德、鄧泰中、楊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結為金蘭之交。畢業后被分到新軍19鎮75標任見習排長，見習期滿轉為少尉排長。

1911年和朱德等參加蔡鍔領導的雲南“重九”起義，攻打雲貴總督府，推翻清廷在雲南的統治，成立雲南省軍政府。

1915年底組織護國軍出師討袁，作戰勇敢，屢立戰功，被提升為炮兵團團長。討袁成功后，被委任為師參謀長。

1920年因與顧品珍發生矛盾，離職回昆明。不久被唐繼堯復任命為少將參議，隨鄧泰中的第1縱隊入川。

1921年隨顧品珍回滇倒唐（繼堯），孫中山命為北伐先遣司令之職，率部駐滇、黔、桂邊界。

1922年隨滇軍總指揮楊希閔東下，與桂粵軍配合收復廣州，迎孫中山返穗指揮。升任直轄滇軍第3師師長。1923年升任第2軍軍長，授予陸軍上將軍銜。

1925年援桂受挫，駐軍平馬（今廣西田東縣）休整。

1926年所率滇軍第2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6軍作為北伐軍總預備隊。周恩來指示王德三，派共產黨員余少傑等9人到16軍任職併兼任黨代表。他們在部隊中宣傳革命道理，事事以身作則，短期內改變了部隊的面貌。

1927年蔣介石在各軍中“清黨”，遭到范的抵制。蔣介石遂在范部安插密探以監視范的舉動。南昌起義前，范石生任國民黨第十六軍軍長；同年由廣西平馬調防廣東韶關和湖南汝城、資興一帶。十六軍有四十六師、四十七師兩個師。

南昌起義前，范石生任國民黨第十六軍軍長，1927年由廣西平馬調防廣東韶關和湖南汝城、資興一帶。十六軍有四十六師、四十七師兩個師。四十六師駐仁化城口，師長張浩；四十七師駐汝城，師長曾曰唯。蔣介石和范石生矛盾由來已久。蔣一向把滇軍看作雜牌部隊，范石生則看不起蔣介石。范任駐粵滇軍第二軍軍長時，蔣還是粵軍許崇智的參謀長。

1923年孫中山大元帥指揮東征，申討叛逆陳炯明，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蔣即席要求發言，范當時以會場主席的身份，故意傲慢地問蔣介石：“你叫什麼名字？”蔣答后，范又問:“你要講什麼？”蔣即席說了自己對作戰的看法，想露一下頭角。范不等蔣說完，就“噓”了一聲說：“算了吧，你說得輕巧，拾根燈草！”當場羞辱了蔣，使蔣十分尷尬……由於范石生不為蔣介石重視，西南的桂系軍閥和湖南軍閥何鍵都去擠范。

范石生寄人籬下，孤立無援，但又急於想擴大實力，希望找到可靠盟友，藉以撈取和蔣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南昌起義前，范的十六軍同共產黨保持著秘密聯繫，其軍內共產黨組織亦受到范的重視和保護，范也有同共產黨聯合進駐廣東之意。例如1927年9月，汝城縣委利用范石生同汝城清衛團長何其朗之間大魚吃小魚的矛盾，由農協幹部朱良才、朱赤等向十六軍政治部控告何其朗的罪惡。當時，范石生在西垣宗廟逮捕了何其朗，何得300多條槍被范部收繳了200多，並釋放了被關押的革命同志，從而使汝城的革命活動又活躍起來。

南昌起義軍南下由贛入粵，準備與張太雷、葉劍英等會師，發動廣州暴動，推翻軍閥統治，建立工農政權，范石生曾表示願與起義軍採取一致行動。起義部隊南下時，周恩來就給朱德部寫了組織介紹信，以備可能同范石生部發生聯繫時用。

起義軍潮汕失利后，軍心渙散，鬥志衰退，朱德率部於10月下旬輾轉到了江西安遠縣的天心圩，進行整訓，通過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頓，“部隊走向統一團結了，紀律性加強了，戰鬥力也提高了”。但是，給養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義時發的單衣短褲，糧食薪餉更無著落，尤其是槍支彈藥和被褥無法得到補充，醫藥根本沒有。此時朱德想到了范石生。

1927年8月范石生奉命在湖南郴州待命。得知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就在附近活動的消息，立即派在十六軍工作的共產黨員韋伯萃到上堡同朱德聯繫，並帶去雙方合作的親筆信。經協商后，起義部隊暫用16軍47師140團番號，朱德化名王楷，並在范部任職。給起義部隊補充彈藥、冬裝、棉被等各種裝備，並給官兵撥發兩個月的薪餉。合作期間，起義部隊以范部的名義進行革命活動。在朱德的幫助啟發下，思想有了極大的轉變。朱、范合作的事被告密，蔣介石下令要范將朱德部隊解除武裝，將朱德解京正法。范則把這一消息告知朱德，讓朱德從容率部離去，並贈朱德部隊幾萬元現洋作為路費。朱德離開16軍后，即稱病往廣州休養。

1929年初第16軍被縮編為第8路軍第5師，繼后又改編為51師，任師長兼襄樊警備司令。年底51師調駐襄陽，賀龍、周逸群率領的紅軍在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後繼向川、鄂交界地區發展，蔣介石令范前去圍剿，范令152旅派隊尾隨，並不與紅軍接觸，以應付蔣命。

1932年提請辭職，1934年獲准寓居廬山。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七·七”事變后回雲南，在昆明以行醫為業，不再過問政事。1939年3月在出診途中被人行刺於昆明街頭，終年52歲。

有關刺殺范石生的兇手究竟為何人，目前有兩種最普遍的說法。第一種為國民黨提供，刺殺范將軍的兇手楊維騫、楊維驤是范石生朋友楊蓁之子，作案后他們說是“子報父仇”。

第二種說法為朱德、周恩來的回憶和敘述。范石生曾經兩次羞辱蔣介石，范部長期有共產黨人員潛伏，也知道範援助了朱德部隊，但因范將軍與國民黨內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黃紹竑、李品仙、何健、朱培德、李濟琛、陳濟棠等友善，不敢隨便殺范將軍，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軍職，從上將軍長降到少將師長而羞之，最後將他的部隊解散。范石生脫離國民黨軍隊，孤身回鄉。1939年范將軍在昆明被害，是蔣介石的陰謀。

楊維騫兄弟一直否認現場還有第三個兇手，以此證明自己是子報父仇。其實，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即使有第三個人，也可以說是子報父仇，為了報仇請人幫忙。因此，范石生此案是一場明顯的政治謀殺案。

直接殺人兇手楊維騫稱，當時只有他一人開槍，但現場的車夫供詞稱看見兩個人開槍；舊《雲南日報》說楊維騫開了三槍，檢察廳驗屍后說是四傷，但是裝殮屍體的兩個工人證明範身上共有十二傷。殺人者應當償命，況且被殺者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殺人兇手更應是死罪。依照當時雲南當地法庭的宣判書，宣判書並沒有說此案的性質是子報父仇，也就是說，沒有說明輕判的理由，只處楊維騫有期徒刑九年零五個月，楊維驤有期徒刑一年十一個月，還緩刑三年。

楊維騫被關了五年，國民黨政府就以子報父仇為名將他特赦釋放。這說明蔣介石政府對他的袒護包庇，串通一氣。楊維騫並沒有向國民政府、法庭以及報界提供范石生殺他父親的證據。有人說他只坐了十個月的牢，後來就一直在家。

楊維騫被釋放后，隨即到國民黨的國防部工作，那些地方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進去的。實際上，刺殺范石生時，楊維騫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的學生，此前他還上過國民黨政治大學。由他出面行刺，也能說明這起謀殺案的政治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