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勛

王勛，原名王廷祚。1915年7月他出 生於上海市寶山縣農村，少年時期在家鄉讀私塾、小學，1933年中學畢業后考入江蘇省南通大學化工系學習，1937年夏畢業，獲學士學位。在大學里曾參加“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秋，王勛懷著救國救民之心投身革命，在山西運城參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擔任“民先”地方部隊的宣傳部長，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奔赴延安革命根據地。王勛1937年9月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5月，王勛從馬列學院結業后，便參與延安自然科學院的籌建工作，以後他雖然被調去工廠工作，仍在該院兼任化學教師。在延安期間，他先後當過化學廠、紡織廠、火柴廠、陶瓷廠的工程師和副廠長、廠長，軍委總後勤部軍工局生產科長、工程師等職務。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1946年秋，王勛被派到東北工作，先在哈爾濱的工礦處任工程師，後任東北財經委員會計劃室主任，參與北滿地區工礦企業的生產恢復和管理工作。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3月初，東北財委派王勛等去接收鞍鋼。當時鞍鋼是一片廢墟，國民黨軍隊雖撤出鞍山，仍盤踞太子河北岸，常來騷擾。他們一面招募、培訓技術工人，一面組織工人護廠。1948年底東北全部解放，鞍山鋼鐵公司成立，王勛任公司副經理，主管生產併兼化工部主任，著手恢復鞍鋼生產，從此他開始了從事鋼鐵工業的生涯。1949年底他隨李富春同志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蘇參加談判，1950年3月27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聯幫助中國恢復和改建鞍鋼的技術援助協議書。根據協議，由蘇聯提供設計和設備，並派專家來鞍鋼幫助工作。王勛因主管設計工作，同蘇聯專家接觸十分密切，他結合工作虛心向專家學習。1950年到1955年，他每年都赴蘇聯工作幾個月，同蘇方洽商設計、設備交付事宜。在此期間常去蘇聯一些冶金工廠和設計院所參觀學習和聯繫工作，逐漸掌握和熟悉了鋼鐵設計和生產情況。他利用業餘時間，刻苦自學了蘇聯冶金高等院校的採選、燒結、焦化、冶鍊、軋鋼等教科書，經常閱讀有關專業資料和期刊。他熟悉英語，並能閱讀日文書籍，這時又掌握了俄語，方便了技術交流。在50年代他的冶金專業知識提高很快，由外行變成了內行，曾受到上級領導單位的表揚。王勛積極參與了鞍鋼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7號高爐等三大工程建設，認真組織工程設計的實施。在工作中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很重視積累技術資料。他每次去蘇聯，總是想方設法爭取蘇聯有關部門多提供些圖紙、規範、手冊等技術資料，這些技術資料當時對中國設計人員迅速掌握設計和提高設計技術水平很有幫助。

為適應中國鋼鐵工業大規模建設對設計工作的需要，1955年初，國家決定將鞍鋼、北京、華中等地的鋼鐵設計機構合併組成重工業部黑色冶金設計院，院址設在鞍山。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鋼鐵設計院，王勛出任副院長。1956年6月，王勛奉命從鞍山調到冶金工業部機關，任設計司副司長、司長，一直到1976年，主管冶金行業的設計勘察工作長達20年。他致力於中國冶金工業設計隊伍的壯大和設計水平的提高。在部黨組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五六十年代相繼在北京、重慶、包頭、武漢、馬鞍山等地建立了骨幹鋼鐵設計院，形成了合理布局。“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少部門拆遷設計院，下放和分散設計力量，但冶金部的這支設計技術隊伍基本得到保存，適應了中國鋼鐵工業蓬勃發展的需要。王勛在擔任設計司的領導職務期間，主持過一大批重點鋼鐵企業的建設方案和建設項目的設計審查，組織編製設計規範和通用設計，開展設計技術業務建設和促進冶金設備製造業的發展，取得了許多成果。1977年王勛調任規劃院院長，主持編製了中國鋼鐵工業“六五”和“七五”發展規劃，參與領導了中長期計劃和行業技術政策的制定，主編了2000年中國鋼鐵工業研究資料。王勛曾被北京鋼鐵學院聘為兼職教授，擔任過國家科委冶金組成員，中國金屬學會副理事長、常務理事、榮譽會員、冶金技術經濟學會理事長。從他1951年在鞍山主管設計工作，奉命組建鞍鋼設計處，1953年改為鞍鋼設計公司，到1955年成立統一的重工業部黑色冶金設計院，六七十年代在部設計司，以及1977～1984年在規劃院，王勛一直奮鬥在鋼鐵規劃設計戰線上，不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鋼鐵工業設計工作的先驅者之一。

1915年7月30日　生於上海市寶山縣農村。

1933～1937年　在南通大學化工系學習，獲學士學位。

1937年在山西運城職中教書。

1937～1939年　先後在陝甘寧邊區建設廳工作、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籌建延安自然科學院。

1939～1946年　任延安化學廠、紡織廠、火柴廠、陶瓷廠工程師及副廠長、廠長，軍委總後勤部軍工局生產科長。

1946～1948年　任東北工礦處工程師、東北財經委員會計劃室主任。

1948～1954年　任鞍山鋼鐵公司副經理。

1955～1956年　任重工業部黑色冶金設計院副院長。

1956～1977年　任冶金部設計司副司長、司長，部辦公廳副主任。

1977～1984年　任冶金部規劃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徠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於日本侵略軍的野蠻 進攻和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延安等抗日根據地的經濟遇到了極大困難，基本生活物資嚴重缺乏。王勛被調去參加延安的經濟建設。他先被派到化工廠當廠長。他發揮自己所學專業的特長，組織工人製造土設備，自找原料，很快就生產出肥皂、墨水、牙粉和食鹽。做肥皂時沒有燒鹼，就從土鹼提純碳酸鈉製成燒鹼；收集各種動物油脂和麻子油，用大鍋進行皂化。他們生產的肥皂等用品，保障了邊區軍隊和人民的供給。接著王勛又被派去領導紡織廠，依靠全廠職工紡紗織布，並自製腳踏紡線機，紡毛線，織粗呢，出毛毯。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穿的粗呢制服，就是他們廠的產品。此後王勛又去辦火柴廠、陶瓷廠，生產黃磷、火柴、醫用燒杯、注射用針管以及其它玻璃製品和陶瓷器皿。他有一股鍥而不捨的韌勁，以生產黃磷為例，當時延安幾乎沒有電力，不能用電熱法生產黃磷，他們就用化學法，收集各種骨料燒成灰，得出磷酸鈣，加硫酸浸出得磷酸，經濃縮加木炭混合，蒸餾分解得到黃磷。每一步都要經過反覆試驗，所用設備都得自己製造。蒸餾時需要一種關鍵設備——蒸餾釜。當時找不到鋼製的蒸餾釜，他們多次試製，終於製成耐高溫、耐腐蝕的陶瓷蒸餾釜。土法生產黃磷的成功，給軍工和民用生產提供了重要原料。為此，王勛於1944年被軍委總後勤部授以模範工作者的稱號。工廠給王勛的評語是：“吃苦耐勞，有堅持性，技術上很精，不保守，能耐心教別人學習技術。”王勛在延安從事工業生產建設七八年，儘管當時條件艱苦，生產設備和工藝水平都相當落後，但他們為邊區生產出了大批軍需和民用工業品，為打破敵人對邊區的經濟封鎖作出了重要貢獻。對王勛自己來說，也經受了鍛煉，增長了才幹。

一個建設項目的規模、工藝、產品方案是否合 理，市場、資源、外部條件是否落實，經濟效益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設計水平。王勛在冶金部主管設計工作期間，主持和參與了許多冶金企業的廠址選擇（如，車輪輪箍廠、西寧鋼廠、長城鋼廠、舞陽特厚板廠、西南鋁加工廠等）和設計方案審查，做出了成績。以武鋼軋板廠的產品方案為例，原蘇聯的設計同鞍鋼半連軋一樣，既出薄板又出中厚板。鞍鋼建設的是中國第一套半連軋板機，同時生產薄板和中厚板，可以解決國內當時品種的缺乏問題，因此是合理的。但在武鋼重複建立這樣的廠子就不合理了。因為一個工廠內建兩條生產線，一條線生產，一條線閑著，設備利用率不高，投資效益很難發揮。經過詳細論證，決定在武鋼先建二米八軋板廠，生產中厚板，以後再建一米七連軋薄板廠，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又如，鞍鋼三煉廠的連鑄車間的建設，有人主張建在鍊鋼車間，有人提出建在半連軋附近，經反覆研究，採用建在軋機旁的國外最新布局方式，實踐證明效益是好的。例如，本鋼二鍊鋼的總圖布置，有廠內、廠外之爭，經過分析后確定在原廠區內建設，可比分散建設節約投資，也為生產提供了方便。王勛工作作風嚴謹，考慮問題細緻，對冶金生產建設具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實際經驗，有深刻的技術見解。他每次主持設計審查時能認真調查研究，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發揚技術民主，集思廣益，因此受到同行們的讚許和尊重。他關心大型軋制設備的國產化。60年代他組織冶金設計單位對9大設備（特厚板軋機、二米三單機架冷軋板機、冷軋鋼管軋機系列和鋁材加工設備等）編製設備設計任務書，配合機械工業部門開展設計工作。這批設備的設計與製造成功，對促進冶金設備的國產化和提高中國冶金工廠的裝備水平有著重要的意義。王勛還推動了冶金工廠通用設計工作，從通盤籌劃、組織各設計院分工編製設計到因地制宜地推廣應用，都傾注了心血。這項工作對提高設計質量、加快設計速度和促進地方鋼鐵工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經過第一、第二兩個五年建設計劃后，中國鋼鐵工業的設計力量得到壯大，積累了較多的經驗。為進一步提高設計水平，王勛領導設計司及時組織各設計院抽出一些有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分工協作，編寫設計手冊。前後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在冶金系統編寫和出版了採礦、選礦、燒結、焦化、耐火、煉鐵、鍊鋼、軋鋼等一整套設計手冊和參考資料，共約500餘萬字，按專業分冊出版。這套資料將設計中應遵循的原則、標準、規範、常用計算公式與參考數據，以及國內外成功的工程設計經驗彙集整編，圖文並茂。這些資料，連同通用設計、單體設備設計和各項工程的設計文件，構成了冶金設計界寶貴的資料庫。由於動員了各設計院的技術骨幹力量，採取院際協作，成果的整體水平較高。這項工作從主持、分工、協調到審定、出版，確是一項浩繁的系統工程，王勛為之付出了艱辛勞動。這套叢書在冶金設計、建設、生產和管理部門應用很廣，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很深的影響。

王勛很關心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經常思考一些發展 戰略問題，並適時地提出建議。

1979～1980年，中國調整國民經濟，壓縮基建和生產規模。鋼鐵工業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經濟理論界有的知名人士認為鋼鐵工業能耗高、投資大，是個“包袱”，主張大力削減鋼鐵的生產和建設，提倡“輕結構”。王勛當時身體有病，但很關心這場爭論。在上級部門召開的座談會上他據理陳詞，在刊物上發表文章闡述必須按比例發展鋼鐵工業的重要性。他在1981年6月發表的論文中說：“鋼鐵工業在各個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它在經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當一個國家尚是農業國，工業還不發達或只有一些輕工業的時候，因需要鋼鐵較少，鋼鐵工業就不佔重要地位。如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工業還不發達的時候是這樣。現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少國家仍然是這個情況。當工業逐漸發展，特別是製造業發展以後，鋼鐵工業就隨著需要的增長而發展起來。如現在的印度、墨西哥、巴西等，為了佔領本國市場，減少外匯支出，都在努力發展自己的鋼鐵工業。一些工業發達的國家，特別是大國，鋼鐵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迅速增加，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鋼產量從1952年的135萬噸，發展到1957年的535萬噸，平均每年遞增31．7%，鋼鐵工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原值和定額流動資金得到的利潤和稅金為27．2元，速度是很快的，經濟效果也是好的。在這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8%，國民收入年增長速度達到8．9%，每百元積累的新增國民收入達到35元，可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也是快的，經濟效果也是好的。事實證明，發展鋼鐵工業不但不是‘包袱’，而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由於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我們1958年搞了個‘大躍進’，大辦鋼鐵，‘文化大革命’又折騰了10年，搞了個鋼鐵翻番，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很大損失。這些教訓是深刻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應當總結這裡面的經驗，汲取教訓，避免重犯錯誤。但近一二年，有的同志認為鋼鐵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無足輕重，或者一談起鋼鐵工業就談虎色變，好像鋼鐵工業的發展就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損害，這是一種誤解。把指導思想上和工作上曾經發生的錯誤，與否定鋼鐵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混為一談，顯然是不妥的，這樣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影響鋼鐵工業的正常發展，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損失。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說明，只要指導思想正確，從中國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計劃按比例地使鋼鐵工業同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協調一致，切實做好綜合平衡，同時切實加強經營管理，中國的鋼鐵工業就能給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作出更大的貢獻。”文中所表述的觀點，現在看來也許是老生常談，但在當時確有鮮明的針對性。

在編製鋼鐵工業‘六五’規劃時，王勛根據國內市場對鋼材的需求和鋼鐵企業的生產潛力，竭力主張鋼鐵生產計劃指標在可能條件下應訂得高一些，以利於從積極意義上爭取煤電運等外部條件的綜合平衡。當時，根據能源情況，大家排出“六五”期間中國鋼產量計劃指標高、中、低三個方案。高產量方案能發揮企業生產潛力，降低成本，增產鋼材，緩解國家大量進口鋼材的矛盾，節約外匯；缺點是相對增加能源消耗。當時能源成為制約鋼鐵生產的關鍵。為此，1981年王勛經過詳細分析后提出具體建議。他認為“有兩種選擇：一種辦法是為了節約能源，進口鋼材來滿足國內需要；另一種辦法是少出口點能源或進一點能源來生產鋼材。兩種辦法哪個合算，我算了一筆帳。重點企業噸鋼綜合能耗平均為1．66噸標準煤，按能源消耗結構中各種能耗介質的比例分別計算約合130美元。因為國內礦石不足，增產1噸鋼要1．7噸進口礦，約需60美元。能源和礦石費用加在一起是190美元。而去年進口的鋼材，平均每噸450美元。自己生產鋼材比進口鋼材每噸少花外匯260美元。如果每年多增產200萬噸鋼材頂替進口，就可節省外匯5億多美元。此外因鋼產量增加，國內還可增加約4億元人民幣的收入，經濟效益是好的。”王勛還分析了當時中國鋼鐵工業的生產能力和產品結構，“‘六五’后三年內所缺的鋼材，大約有一半因品種（如薄鋼板、鍍錫板、硅鋼片、無縫鋼管等）一時確難解決，需要進口以外，另一半是中小型材、線材，國內已具備生產能力，主要是缺乏礦石和能源。只要進口原料（包括鐵礦石、廢鋼鐵或生鐵等）、燃料，即可組織增產鋼材，以補不足。”他的這些中肯的分析和建設，引起了上級領導部門的高度重視，並採取了相應措施。實踐證明，經過了三年調整后，中國鋼產量高速增長，大大超過了“六五”計劃指標。王勛對寶鋼建設、地方鋼鐵工業發展、加強國內礦山開發和鋼材的中長期需求預測等工作也很關注。1981年1月國家計委和建委召開各部領導幹部與專家會議討論寶鋼是否停建時，有些同志主張寶鋼停建，將已到設備分散給其它鋼鐵廠，王勛認為這樣會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極力主張續建。1981年9月在杭鋼召開的全國地方骨幹鋼鐵工業規劃會議上，他就地方鋼鐵企業的發展規模、品種布局以及技術進步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對礦山建設的艱巨性和增加礦山建設資金投入的必要性，他大聲疾呼，力主在進口礦石的同時，應加強國內礦山建設。鄧小平同志發出本世紀末中國爭取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指示后，1980年4月王勛就組織開展了對中國2000年鋼材需求預測的研究，這是工業界起步較早的對本世紀末經濟問題的預測研究，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

1983年，王勛根據冶金部部長的指示，同科技司一起 組織編製鋼鐵工業技術政策和裝備政策。這是一項技術、經濟政策性都很強的工作。參加這一工作的有鋼鐵系統設計、科研和高等院校的許多專家、學者和工程技術人員。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分析論證，形成20多個專業技術政策初稿。王勛自始至終主持討論、修改和定稿工作。他在制定技術政策和裝備政策工作中觀點鮮明，根據中國國情，他主張一要大力採用新技術來改造中國現有鋼鐵企業；二要根據具體條件區別對待，量力而行，有先有后。要重視發揮經濟效益，不片面追求技術上的先進。他認為中國鋼鐵企業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在技術裝備上不能一概棄舊圖新，一蹴而就。技術和裝備結構總是多層次的，對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要從企業的具體情況出發，對關鍵生產環節首先採用先進技術和先進裝備，一般環節則採用適用技術，也可保留一些暫時無力更新、不礙大局的老設備。鋼鐵工業技術政策和裝備政策的編製工作，得到部內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工作成果質量優良，受到國家科委、計委、經委的聯合表彰。王勛被授予重要貢獻獎。 1984年，中國科協組織各學會編寫《2000年的中國研究資料》。在中國金屬學會的領導下，王勛主持了鋼鐵工業研究資料的編審工作。該資料分析了中國鋼鐵工業在科技和生產方面同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論述了中國鋼鐵工業2000年的發展前景和應採取的對策。已由中國科協彙編為2000年的中國各部門經濟系列研究叢書出版。

1984年王勛離休，他在鋼鐵工業戰線奮鬥了幾十年，正如他深沉內向的性格一樣，言辭不多，默默奉獻。他為人謙遜，對自己的成績從不張揚。當筆者請他談談過去的業績時，他莞爾一笑：“我只是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下做了一點應該做的工作。”王勛已年逾古稀，雖然離開了一線崗位，但仍被選為中國金屬學會冶金技術經濟學會理事長，繼續在為中國鋼鐵事業辛勤耕耘。

1　王勛譯．軋輥的淬火（俄文）．鞍鋼出版，1955． 2　王勛．赴美、加、墨三國考察鋼鐵工業的報告（冶金部分）．冶金部內部出版，1977．

3　王勛．義大利冶金工業考察報告．北京：冶金工業出版社，1979．

4　王勛．中國鋼鐵工業長遠規劃的幾個問題．規劃院院刊，1981，增刊第1期：1～12．

5　王勛．對中國鋼鐵工業技術進步的幾點意見．規劃院院刊，1983（16）：1～8．

6　王勛．中國鋼鐵工業發展中的幾個問題．中國金屬學會與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論文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