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全壽

柯全壽除了全力主持養生院的院務，還情系祖籍國。1931年湖北發生大水災時，他組織人力、葯 品奔赴武漢抗洪第一線。曾派遣養生院的施文連和陳全豐兩位醫生等志願者前往武漢參加救災治病和

防疫工作。1934年柯全壽前往南京出 席遠東熱帶醫學會議。在會上他作了題為《鉛毒

與華僑兒童》的科研報告，並與同行們交流了醫療方面的經驗。此外，他也熱情地接待和培訓前來雅加達學習的中國醫生，傳授他們養生院創造的戒毒治療法，以便他們日後能更好地救治中國的“癮君子”。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柯全壽立即投入到海外華僑抗日救亡運動的洪流中去。當時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的華僑組建了十幾批醫療救護隊，其中第十三隊是爪哇華僑救護隊。他們攜帶大量治療瘧疾 的金雞納霜（奎寧丸）等藥品，開赴中國抗日前線。他們在前線和後方救護運送傷兵，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但他們的愛國熱情絲毫不減。據《新華日報》 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的連續報導：“1937年10月，由吧城（即雅加達）中華總商會主席庄西言主持，名醫柯全壽負責計劃，許啟興負責籌募經費，準備組建一支吧城華僑救護隊。自登報后，應徵者竟達400人，結果挑選了醫生4人和看護15人，由吳英璨醫生為領隊，配備救護車9輛，攜帶大批藥品、醫療器械，於12月10日由吧城出發，奔赴廣州、長沙、徐州、許昌、信陽等地進行戰地救傷工作。1938年6月輾轉到達武漢，6月16日，僑務委員會設宴慰勞華僑救護隊。”

柯全壽先後組織了四批醫療隊，每批十多人。他們在抗日前線救死扶傷，受到中國紅十字會的稱讚。柯全壽還和洪淵源、司徒贊等僑領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進行募捐和購買急救藥品和救護車。從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共募捐到5000餘萬港元，連同各類物資，陸續分別寄給中國紅十字會和在香港的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再轉發給中國各地的抗戰軍民，包括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國全面抗戰後，柯全 壽先後發起和組織四批醫療隊來中國。他還與宋慶齡聯繫，把藥品直接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日本佔領“荷屬東印度”期間，他被捕關進集中營。日本投降后獲釋。在印尼獨立戰爭期間，他組織籌款委員會，每周將數萬捐款轉送給印尼紅十字會總部購買藥品，還親自到前線給印尼軍隊送捐獻物資。

柯全壽非常熱愛他生於斯長於斯的美麗富饒的印尼，十分同情在荷蘭殖民統治下遭受深重災難的印尼人民。所以他一貫反對殖民主義、支持印尼的獨立運動。他曾任蘇加諾領導的印尼民族黨的機關報《印尼青年火炬報》的撰稿人。1932年10月他召集支持印尼獨立的華僑報紙負責人會議，商討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他也在《新報》撰文抨擊殖民主義者的罪惡，並發表有關醫療保健知識的文章。 1942年日本佔領印尼后，柯全壽被關進西冷華僑集中營。半年後被轉移到萬隆郊外的芝馬圩國際集中營，亦稱爪哇拘留所或萬隆拘留所。其中已關押33個國家的外交人員、商人、學者等9500餘人。後來又增加從西冷集中營轉來的柯全壽等542名愛國華僑，其中有庄西言、吳慎機、梁炳農、張添聰、朱光焯、沈望金等著名僑領。很多人備受酷刑折磨而死。柯全壽在條件十分惡劣的集中營內，仍然堅持救死扶傷，為許多難友治病，並設法弄到一些藥品，挽救垂危的難友。日本投降后，倖存者於1945年8月27日獲釋。此時難友們要答謝柯全壽，都被他婉言謝絕。

1945年9月荷蘭軍隊捲土重來，已宣告獨立的印尼人民被迫奮起進行抗荷獨立戰爭。柯全壽及時成立養生院紅十字會，並成為國際紅十字會的臨時代理機構。他以此機構領取，運送和分發藥品給各地的印尼游擊隊和民眾。同時他也組建籌款委員會，每月將數萬盾捐款、藥品和衣物送給印尼紅十字會轉給印尼軍民。

1948年3月9日柯全壽乘車到萬丹地區視察紅十字會工作，后又趕回雅加達接待荷蘭醫生團，次晨又匆忙到養生院查看病人情況，接連數日馬不停蹄地奔波、忘我工作。終於因操勞過度，昏倒在地，不幸於3月14日病逝。首都雅加達的各界人士和居民組成壯觀的殯葬隊伍，沉痛地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隨後在養生院前面豎立了在碑頂部有柯全壽半身銅像的紀念碑。碑文用中印尼兩種文字刻寫著：“……他把一生獻給病人，特別是一貧如洗的病人，並且引導和帶動同仁們投入這個服務事業。”

1965年6月1日養生院更名為胡沙達醫院。1971年6月25日被雅加達市政府列為雅加達中心區第三公共醫院。但上年紀的當地人仍習慣稱它為“養生院”。

荷蘭對印尼進行三百多年的殖民統治（1609~1942）使物產豐富的熱帶島國的廣大居民淪為半農奴和貧民。荷蘭殖民者在經濟上進行貪得無厭的掠奪與剝削，先後實行壟斷貿易、販賣奴隸勞工、實物定額納稅、強迫供應和強迫種植經濟作物，以及多如牛毛的稅收承包（包括1620年開始在雅加達徵收華僑人頭稅）等制度、造成印尼人民一貧如洗，民不聊生。

荷蘭殖民者還將華僑視為次等公民，採取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政策。在爪哇實行《居住區條例》和《通行證條例》，限制華僑的居住和行動自由。荷蘭總督署的漢務司則專門監視僑團負責人和僑校教師的言行、檢查教科書和其他讀物，限制華僑的思想言論自由。

柯全壽作為醫生，經常接觸許多下層社會的窮苦患者，他看見許多印尼人和華僑貧民因為付不起荷蘭醫院的昂貴費用而常常延誤治療，以致死亡。尤其是許多產婦無錢上醫院而去找巫婆用土法接生，致使產婦和初生兒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據統計，當時歐洲僑民的嬰兒死亡率為9%，而華僑嬰兒死亡率卻高達40%。即使住得起荷蘭醫院的華僑 病人也常常受到荷蘭醫護人員的種族歧視和粗暴對待。

柯全壽本人就經歷過被歧視的遭遇。有一次他和荷蘭妻子一同前往游泳池，進門時只允 許荷蘭太太進去。柯全壽因為是華裔而被拒之門外。這一次種族歧視的打擊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因此他決定與荷蘭太太離異。後來他向華校女教師李梅學習華文，並結為夫妻，育有一男三女。（附註：李梅（1913~1987）華校教師，二戰後任雅加達中華婦女協會主席。1958年回中國定居，曾任中僑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和北京市僑聯副主席等職。）

基於關懷人、尊重人和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思想，柯全壽極力倡議並於1924年12月28日在雅加達同洪淵源、楊恆鑒一起創建養生院，由柯全壽擔任院長。1925年3月11日設立門診所。當時只有柯全壽、洪英才、蔣文基和郭文南幾名醫生和護士志願進行義診，病人是否交費，悉聽君便。第一年就診治了兩千多病人。1931年10月1日，依靠中華會館和廣大華僑，包括巨富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贊助，購置了芒加勿剎大街137號的一塊地皮，建成第一座門診大樓，也是一所學科齊全的綜合醫院。後來繼續擴建而擁有500張病床的住院部大樓和可供500名護士學習及住宿的護士大樓。

據養生院章程第3條規定：養生院的職責是“醫治病人及為產婦接生，尤其注重救治貧窮病人。診費從廉。訓練女護士及助產士，定期對群眾講解衛生常識及養育嬰兒方法。”

1963年有一位印尼人告訴洪淵源說：“我母親常講，我哥哥姐姐都在生下后不久死去，而我是因為有了養生院才養大的。所以我以自己是‘養生院之子’而感到驕傲。”

柯全壽於1940年又專門設立一所養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專門收治年老多病的貧民，收費極低，甚至免費。

柯全壽也親自研究防治一些疑難怪病，例如發現嬰兒染上驚風症，是因為敷用一種含鉛量甚高的爽身粉，或者服用了含有鉛毒的硃砂。後由政府禁售此類爽身粉和禁服硃砂，從而挽救了無數嬰兒的生命。他還摸索創立戒毒治療法，治好一批吸食鴉片的吸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