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訓華

金訓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常委。1969年3月，金訓華參加上海市革委會上山下鄉辦公室組織的知識青年學習訪問隊赴黑龍江，返回上海后發起成立了“知識青年赴黑龍江插隊落戶聯絡站”，通過報告會、批判會、座談會、家庭訪問，廣泛進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動員。5月25日，金訓華和一大批上海知識青年前往黑龍江省農村插隊落戶，被分配到遜克縣遜河公社雙河大隊。8月15日下午，暴發特大山洪，金訓華為搶救國家財產（兩根電線桿）犧牲於激流中，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金訓華的死，給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注入了悲壯的色彩。在他死後的3個月後，六九屆畢業生下鄉了，他們紛紛要求去遜克縣插隊。

如果不是陳健的出現，一段歷史就不會激活，一位歷史人物也將默默地在黑土地沉沉睡去。

陳健是黑龍江北大荒的上海老知青，名列2005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2006年2月10日公布）之

一。他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行為，只是在36年裡靜靜地信守一個諾言：我要永遠留在北大荒，為金訓華守一輩子墓。

敘事長詩《金訓華之歌》，這是1970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至今已經歷了35年的滄桑歲月。

金訓華，上世紀60年代的“知青英雄”，他的生命在第19個年輪定格。1969年8月15日，山洪突發，150根待安裝的電線桿面臨危險……有兩根被捲走了，金訓華跳入滾滾洪流搶救，陳健等三位知青、民兵也緊隨下水……

陳健被救上了船，現在是黑龍江林區“最後一個知青”，他把信義的堅守，在茫茫雪原上寫了13000多個日子。信義，在當今被一些人隨意扔進泥淖之時，哪怕小小的堅守，都會像小興安嶺的冰花一樣，顯得那樣晶瑩。

《金訓華之歌》是在“學英雄”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紅色細條紋組成的封面，裝飾著青松和火炬，扉頁上的“內容提要”說：“這是一部敘事長詩。作品以飽滿的革命激情，歌頌了革命青年的榜樣——金訓華的壯麗青春及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創作方法上，作者也作了一些新的嘗試。”

《金訓華之歌》迅速在當時的年輕人中間廣泛流傳。

“文革”十年的出版物中，詩作者以工人詩人和農民詩人為主。《金訓華之歌》的作者仇學寶，就是上海的一位工人詩人。此後較早出版的有李學鰲的《長城放歌》，好像他是北京印刷廠的工人。在武漢地區，長航工人詩人黃聲笑也名氣頗大，到處請他作報告，我們中學也請他登上大操場的主席台抒發豪情，可見當年詩歌之少。所以，毛澤東不久提出“文藝政策要調整”，批評“沒有小說，沒有散文，沒有詩歌……”

上海知青金訓華乃1700萬中國知青“悲壯青春”的一個符號，38年前死在黑龍江邊陲，隨即被樹為那個年代的“雷鋒式標兵”。

38年後，別說年輕一代，就是50歲以上的中國人，還有幾人記得住金訓華。可是，因為冒出個他當年的“插友”陳健（也是上海知青）以及眾媒體對陳健的熱炒，金訓華本以安寧的靈魂再次被褻瀆。他家人本已平靜的心緒也再次受到攪擾和傷害。

最先“挖掘”出陳健為金訓華守墓37年“大新聞”的記者也是個上海知青，此人叫費凡平，供職於上海勞動報社。隨後眾媒體“聞風起舞”，直至央視“共同關注”欄目一錘定音，最終把陳健先生抬上了“2005感動中國人物”領獎台。

感動中國頒獎詞

頒獎詞這樣描述陳健：一個生者對死者的承諾，只是良心的自我約束，但是他卻為此堅守37年，放棄了夢想、幸福和骨肉親情，淡去火紅的時代背景，他身上有古典意識的風範，無論在哪個年代，堅守承諾始終是支撐人性的基石，對人如此，對一個民族更是如此。

也許這個民族太需要重新拾回對誠信的堅守，陳健的“事迹”經眾媒體添油加醋加味精后迅速感動了國人。然而，麻煩隨之而來，只緣當年與金訓華和陳健一起插隊的上海知青大部分都健在……

質疑迅即聚焦於陳健，陳在含糊其辭時“供”出了費記者，還責怪許多媒體的報道曲解了他的表述。費記者系始作俑者，他承認“守墓”一說是他採訪過程中的“提煉”。好了，不可責怪費記者，也無須嘲諷其它“聞風起舞”的媒體（包括央視的品牌欄目）。為某種需要或者達到某種目的，拔高受訪對象很多時候已成“習慣性動作”。只要是“正面報道”之需，追求報道對象的“完美”幾乎是一種“條件反射”的衝動。要怪就怪多年不改的新聞報道的體制弊端吧。

為了特定年代的特定政治，金訓華被樹為“知青標兵”；為了感動中國，為了召喚人們重新拾回誠信，陳健再被刻意包裝。陳健今日的尷尬，與他自個說話“不留餘地”有關；與刻意拔高他的眾媒體有關；但說到最痛處，亦與這個時代尚存著的，且仍然大有市場的“劣文化”有關。

在那個荒誕年代，因為各種原因死在異鄉的知青成千上萬。在回顧和撫摸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淚歷史的悲壯時，各種版本的紀實文學可謂“濃墨重彩”，可是很少有文字深刻反思，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間，1700萬城市知識青年（他們本該是產業工人隊伍的新鮮血液）上山下鄉，真如“最高指示”所聲稱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么？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革前就開始批量輸送，那是被權力鬥爭和大躍進的瘋狂折騰而瀕臨破產的國家的無奈之舉；是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另類轉嫁；是讓千百萬知識青年代為支付“堅持階級鬥爭為綱”導致內亂不斷所支付的國家治理成本。

一代知青命運背後的社會成本，可能幾代人都難以清償。君不見，如今生活最窘困的45至55周歲的那批社會成員，當年的知青仍佔據著大多數。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親歷者，我深深地同情他們，還有他們因經濟窘困而缺少良好教育的子女。

文革40年祭悄然來臨，如果說深刻反思文革的條件尚不成熟，那麼，我們最好不要去打攪已經安息的金訓華和“金訓華”們的靈魂——否則，這是非常不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