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有兩大模式：農場（包括兵團、幹校）和插隊。與農場模式不同：插隊屬於集體所有制，無需政審體檢等手續，也沒有嚴格的名額限制（赴邊疆除外），顧名思義就是安插在農村生產隊，和普通社員一樣掙工分、分紅分口糧。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鄉以農場模式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學生滯留學校，到1968年中國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六屆初、高中學生（即“老三屆”）一起畢業的奇景。這年的冬季起，插隊模式就成為上山下鄉的主要模式。人數規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動員力度之強、國內外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絕後的。“插隊”從此成為一個特殊意義的辭彙，提到“插隊”就不用提“知青”，不用提“上山下鄉”了。一代人到了國外也叫“洋插隊”，而沒有、也不會有“洋農場”、“洋兵團”、“洋幹校”之類。

插隊模式不同於農場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沒有後勤，因此就有一個非過不可的“生活關”，一些尚未成年又在當地沒有親屬幫助的知青所處的生存困境，給整個社會造成巨大的不良影響。結束上山下鄉的理由中若干個“不滿意”也主要來自1968年以後的插隊模式。

插隊模式帶有明顯的“待業”性質，可通過優先當地農民的“農轉非”途徑回城。兵團（農場）知青為回城提出“我們不是農工，我們是知青”的口號，也間接證實了插隊模式“待業”的實質。

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20世紀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70年代末結束。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力與腦力勞動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文革時期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中去，摒棄傳統教學，過分提高實踐作用的政治運動。所有適齡青年除了當兵以外，基本上都屬於徵召範圍。

上山下鄉運動，對大多數知青們的確是一個嚴酷的鍛煉，客觀上並沒有解決我國農村三大差別，由於當時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歷史環境下，知青各自家庭政治背景的不同，知青返城的政治待遇也是不同的，也存在著下鄉鍛煉鍍金走過場和所謂的永遠紮根農村幹革命的現象，有些地方知識青年在農村遭受強姦迫害的事件也屢屢發生，特別是最後期返城的部分知青，多數是文革遭迫害最後得到解放平反的家屬子女們，他們是最後一批被中央下發文件各省經過統計上報落實實名回城的。

上千萬的知青回城后，並未出現某些官員擔心的城市因容納不下這麼多人而引發混亂。相反，由於這個決定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反而使得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都更加“和諧”。國家在八十年代初驟然強化的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共對知青返城的一種反應。

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後，中國各個領域一片大亂，政府機構癱瘓了，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領導成了敵人，人與人之間充滿了對立，派別之間的分歧發展成了武鬥，用上了真槍實彈。文化大革命是從學校發動起來的，學生相對單純，在被作為發動文革的工具后，無所事事的紅衛兵已經成了被利用的破壞力量。當權者必須儘快對紅衛兵做出處理。文革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很多工廠處於停頓狀態，城市已經無法安置連續三屆2000來萬畢業生就業。如果讓他們仍然滯留在城市，又無法繼續學業，後果肯定是嚴重的。

從當時的現實情況考慮，上山下鄉在客觀上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把這些學生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紅衛兵的破壞力；上山下鄉雖然國家要給與一些補貼，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業的成本低得多，因為大多數知青是不拿工資的。至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屯墾戍邊”，都是施加在學生身上的政治壓力。試想學生真需要再教育，城市的無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是更好的老師嗎？農村本來就勞動力過剩，讓農村青年去屯墾戍邊，即有利於解放農村勞動力，也有利於農墾事業。上山下鄉的動機就是為了解決2000萬學生的就業。

蘇聯在1954年大規模墾荒運動中，改變了過去移民開荒的辦法，而以城市青年為墾荒主體，兩年裡一共動員了27萬城市青年移民墾荒。此舉既解決了糧食短缺，又解決了城市青年就業問題。而在1955年4月，團中央代表團訪蘇時了解到到了蘇聯的城市青年移民墾荒運動，回來后就向黨中央彙報了蘇聯的做法，認為“從城市中動員年輕力壯、有文化的青年去參加墾荒工作是有好處的，也是今後解決城市中不能升學和無職業青年就業問題的一個辦法”。這個意見得到毛澤東的首肯。

上山下鄉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楊華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了青年志願墾荒隊，遠赴關東的北大荒去墾荒。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於 8 月30 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歡送會上把“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旗授予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勵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願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為典型模範在青年人中大為宣傳。在黑龍江省蘿北縣（現今黑龍江農墾共青農場）開墾出1200畝荒地，第二年生產了13.5萬公斤糧食、30萬公斤蔬菜，還蓋起了宿舍和食堂。

隨後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願墾荒隊以及河北、山東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願墾荒隊員的身份來到黑龍江墾區。上海青年則要求去淮北開荒種糧。在北京、上海的影響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開發新疆、廣州青年去開發海南、江蘇和四川的青年去開發青海，從而奏響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序幕。1958年，美術家朱宣咸創作的作品《知識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動的記錄了在那個特定時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畫面。

真正有組織、大規模地把大批城鎮青年送到農村去，則是在文革後期，毛澤東決定給紅衛兵運動剎車的時候。毛主席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進入70年代以後，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卧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978年10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停止上山下鄉運動並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1979年後，絕大部分知青陸續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農村結婚“落戶”，永遠地留在了農村。有人因為害怕不被政府允許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並有了孩子也不登記結婚。

據統計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1985年，勞動人事部發文《關於解決原下鄉知識青年插隊期間工齡計算問題的通知》將下鄉知識青年的工齡從其下鄉之日算起，也算是對他們利益的補償。

第一階段從1968年到1969年，主要是將大部分“老三屆”畢業生分配到農村、邊疆。

“上山下鄉”的“知青”當中，大部分是到農村“插隊落戶”，但還有一部分雖然也是務農，過的卻是“生產建設兵團”的准軍事化生活，他們的狀況與“插隊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鄉運動”前期，全國各地組建了許多“生產建設兵團”，有一大批“知青”到這些“生產建設兵團”參加“屯墾”。“生產建設兵團”雖有“屯墾”的功能，但卻非正規軍隊，它同時兼具安排城市失業青年就業和備戰的目的。

1968年底，中蘇關係對立，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等一系列關於備戰的指示。城市裡開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區不少軍工企業紛紛西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組建了以“知青”為主要成員的大量“生產建設兵團”。

從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大規模擴大建制，同時新成立了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福建、雲南、浙江、山東、湖北共10個“生產建設兵團”以及西藏、江西、廣西的3個農墾師，加上50年代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國共有12個“生產建設兵團”及3個農墾師。

第二階段從1970年到1973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銳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又一次發生經濟“過熱”，出現了所謂“三突破”，職工隊伍的迅速膨脹，使應屆初、高中畢業生大部分留城，一部分在鄉知識青年也通過招工回城。

第三階段從1974年到1976年，1973年1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提出採取經濟“緊縮”政策，其中一條措施就是嚴格控制職工總數的增長。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出路，又開始以上山下鄉為主。

我國從1966年開始有了知青，1977年是最後一批下放知青。

意義

上山下鄉雖然暫時緩解了城鎮的就 業壓力，毛澤東藉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由於無數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年輕人莫名其妙地在鄉間長期務農，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上山下鄉運動令無數中國城市青年接觸了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從未去過農村，對農村的了解僅僅局限於課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傳。

一些曾經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作家，如史鐵生，葉辛，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陸星兒等，他們都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創作了知青文學。然而，更多的知青則永遠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在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更是首當其衝，經常被工作單位裁減而失業。

這場運動改寫了一代人的命運。

影響

至於上山下鄉給知青帶來的傷害，給農村帶 來的後果，給知青家長帶來的怨氣，在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里，不止發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帶給老百姓的共同災難。對於上山下鄉，大多數人是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被敲鑼打鼓趕到農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間，這樣的事情才有可能實施。所以對上山下鄉運動的反思不能脫離文革的背景，上山下鄉所造成的後果，也只是文革動亂的惡果之一。

當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齡。人是生活在社會裡的，除了物質生活，還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鄉是當年的知青踏入社會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運，有太多的共同語言。與人生的其他階段相比，許多人對那段生活的記憶最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懷念。

關於知青上山下鄉，一直有正反兩方面的評價。

正面

有人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為 加強工農聯盟基礎、教育青年、消滅城鄉差別的一個重大嘗試。

同時知青下鄉對於農村的教育普及、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鄉鎮企業的建立（鄉鎮企業成立多是知青推動，初期其業務骨幹也大多是知青擔任）都起到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改變農民面貌。

運動過去幾十年後，當年的知青們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主力，他們通常對自己留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抱有懷舊情緒，甚至有人自稱“在廣闊天地里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的這一代人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決不後悔。”

反面

鄧小平在1978年曾說：“國家花了三百個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1.經濟方面

從農村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知青是農民的一個負擔。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礎教育的地方，極少數能夠從事這種工作的知青才有益於農村的發展。但這些有限的貢獻遠不能抵消知青給農村社區造成的損失。而且它們為時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樣培訓當地青年承擔這些工作，從長期來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況下，下放知青的努力並不能給農村的發展帶來多少好處。知青離開后實行的大刀闊斧的農村改革，才為農村帶來了實質性的改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給接收知識青年地區的農村、農民在經濟上帶來一定的壓力，給知識青年家長造成負擔，同時給一些知識青年帶來不幸。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他們喪失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機會，成為在文化知識方面準備不足的一代人，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斷層”。由於“文革”中法制被踐踏，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使得不少下鄉知識青年受到迫害。

2.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

1968-1969年的大規模下鄉運動的目標雖然沒有明說，顯然是為了結束紅衛兵運動，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從長期來看，它的後果確實是消極的。下鄉政策導致的不滿、林彪事件之後出現的幻滅感，以及農村地區社會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對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傾向。

至於根據革命品質而不是專業成績選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實現一個平等社會的目標，也沒有取得什麼積極成果。除了在戰爭或革命時期，以道德作為提拔精英的社會制度難免導致偽善和因循守舊。

“文革”時期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發生和延續，既有經濟原因，也有當時的政治原因。從經濟方面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要是為了緩解城鎮青年就業危機，安置城鎮中學畢業生。從政治方面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又是“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及其利用毛澤東某些思想理論的產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與毛澤東認為要對青年學生進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試圖以此來縮小三大差別的思想有關。毛澤東希望知識青年要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培養和造就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在正確的路線指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同工農相結合。

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雨》和長篇小說《雪城》及據此改編的這兩部同名電視劇反映了關東的知青（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戰士）的生活。

梁曉聲的電視劇《年輪》也反映的知青的生活。

葉辛所寫的著名小說以及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孽債》，描述的1990年代時，上海知青在西雙版納插隊時所生的兒女，來到上海尋找親生父母的故事。早期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及其後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阿城：中篇小說《棋王》、《樹王》、《孩子王》。

姜戎：長篇小說《狼圖騰》，以自己在內蒙古插隊時的見聞寫成。

史鐵生：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王小波：中篇小說《黃金時代》

作家老鬼：長篇小說《血色黃昏》 電影

舒淇和劉燁主演的電影《美人草》演繹了雲南知青的一段愛情故事。

導演張暖昕拍攝的知青電影《青春祭》，描寫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在西雙版納的知青生活。

陳沖導演的電影《天浴》描寫了一位上山下鄉到西藏的姑娘的悲慘命運的故事。

1983年出品的由謝飛導演的電影《我們的田野》是第一部知青電影，描述了當年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影片由周里京和林芳兵主演。

《血色浪漫》是以這次上山下鄉為背景的一部電視劇，局部反映了當時的一個城市知識分子下鄉的背景，可以說是近年來下鄉運動描寫最真實的一部電視題材的作品。本劇的主演有劉燁和孫儷。

《北風那個吹》主演閆妮、夏雨、馬蘇，是高滿堂根據自己年輕時下鄉的真實感受創作，講述七十年代知青的真實生活，以二十多載的命運跨度，以笑淚交融的獨特講述方式，閆妮在劇中扮演了憨厚樸實的大隊長牛鮮花，她愛上了由夏雨飾演的知青帥子，兩人由此開展了一段跨越20年的姐弟情緣。

《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鄧鵬主編

鄧賢著有紀實作品《中國知青夢》，描述在雲南知青的抗爭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