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夏
“莽漢主義”詩歌流派創始人
萬夏，1962— ，出生於四川，1984年與李亞偉、胡玉、胡冬、馬松等共創“莽漢主義”詩歌流派。
1990年代初主編，出版《20世紀詩歌編年史--后朦朧詩全集》，並在當年全國圖書節獲獎。1993年起開始進入文化產業，經營範圍涉及電腦製作，多媒體，廣告，圖書等眾多領域。現為北京紫圖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
* 《喪--萬夏作品集小說卷》 * 《本質--萬夏作品集詩歌卷》
彼女
彼女何時有我於你心中的獨白
多日的銅皿已無水可盛了
而今你又澡身，以水親近我
連我的面影也縮在髮式里
而許多次哭泣
卻與我無關
憂思於昨天的日子
昨夜如此寧靜
以至你想死去，成純粹的表情
再也不能暗傷與自卑
然而哭泣甚今
連我也崇高了
其後，你美貌無比
你的病態使所有的腰身都成了水妖
下雨的日子也正落著杏仁
手勢已經用完而暗語不斷
準確如默契
如你再次誅殺我
想死的女人永遠憂鬱而美
君臨對岸又不敢正視
你是一簇語言倒影在酒器中
以自己的模式開放成花朵與獨白
又使布帛盛滿皮膚
我無處可尋
1979年我高中畢業，高考雖然英語很差，不過總分還屬於高分，我報的是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我的家人和老師都堅決反對我報考法律系，我完全都不予理會，但體檢的時候卻被查出有心臟期前收縮的毛病，這是青春期常有的問題，過了之後就沒有什麼問題了，但是，它改變了人的命運。
第二次高考我的分數很低，填志願的時候，我報了本科類學校里的最後一所：南充師範學院（今西華師大）。雖然如此，我和我的同學在入學之初，仍然都是懷著浪漫情調與理想的熱血青年，對這個社會、對國家、對自己都充滿了希望，覺得自己非得干出一番事業不可。
入學一個月之後，我就經歷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南充師範學院被劃在南充的某個區裡面，有兩個區代表的名額。選舉的通知讓學校一下子炸開了鍋，尤其是政治系和文學系的人。選舉期間，學校里到處都是張貼的海報，每天都有人開會演講，向大家允諾說如果他當選了，就會保證食堂飯菜變好之類。
演講到最後基本上分成了兩派，我成了政治系的一個人的競選班子的骨幹力量，四處動員大家投票。
這次競選真的解決了很多實際的問題，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問題都被明朗化。
曾經，學校里規定不能跳“流氓舞”———其實就是迪斯科，不準男生女生勾肩搭背，不準穿牛仔褲……有的人的競選綱領就說，應該允許學生談戀愛，這是天賦的人權。
在最後一次的公開演講上，台下坐著學校黨委書記、校長等人，台上演講的人公開指責團委書記虛偽，並且和台下的人展開了唇槍舌戰，在那種氣氛中，人完全是平等的，不因為誰的地位高而仰視誰。
1981年，中國女排獲得世界冠軍，我們舉著火把遊行，還跑到郵局去給女排發電報。我跳到郵局的台上，大聲地朗誦我們代表學校發給國家體委的祝賀詞。
“你上躥下跳，像條瘋狗。”
學校的領導後來如是評價，完全把我定位成調皮搗蛋的壞學生。
在學校的時候，除了開除之外的所有處分我都受過，理想在現實面前碰了壁，我不服氣，只有用叛逆的方式來反抗：帶頭穿牛仔褲、交女朋友、罷課、作弊、喝酒打架、被派出所拘留……但是，我們學校里有各種各樣的圈子：詩歌文學圈、喝酒圈、打架圈、談政治的圈子……我都是一呼百應的中心人物，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
剛進學校的時候，我留長頭髮，還自己買布料找裁縫店去做港片里的那種喇叭褲和直筒褲，腳上套一雙很尖的火箭皮鞋，特別趕時髦。四年之後臨近畢業時，我完全像變了一個人。畢業前的半年時間，我都是打著赤腳四處走來走去，一條破爛的牛仔褲穿半年都不洗，上身穿一件的確良的軍衣，鬍子拉碴，頭髮亂糟糟地披在肩膀上，回頭率絕對是百分之百，自己覺得很酷。內心雖然算不上絕望，但是頹廢得不行。
我大學四年惟一得到的一個優秀是臨近畢業時的實習，我帶著那幫小孩組織籃球隊和美術組，教課也教得非常好，臨走的時候，孩子們都哭了。我的想法是，如果一定要讓我教書，除非按照我的想法來，我不能讓孩子們成為應試製度的產物。
到了分配之時，我是我們學校第一個拒絕分配的人。我跟學校說你們優先照顧其他同學吧，不用管我，我不能讓別人來支配我的命運。
我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女同學，名叫帥青，她長得白皙、高挑、漂亮，後來有人捧她是成都第一美女。
她1980年考到西南師範大學去了，1981年我到西師去了一趟，她指著一個男同學說那個人追她追得最凶。
1982年的時候，帥青來找我，要我陪她去那男同學家裡去一趟，她不好意思一個人去。
那個男同學就是廖希，我只好當了一次電燈泡。廖希從柜子里拿了很多詩歌刊物出來給我看，都是他們西師那一撥人辦的，諸如《次生林》、《普通一代》等等，從此我們就常常串門。
大家碰了幾次頭之後都很激動，我說那乾脆我們把大家聯合起來，肯定可以和“朦朧詩”打一架了，我們的詩歌和他們的不一樣，他們畢竟比我們大好多，下過鄉、吃過苦，經歷複雜許多。
然後我們約好我負責南充、胡冬負責成都、廖希負責重慶，國慶節那天在西師聚會。
開學之後，西師的人把房間騰空了，飯菜票都收集起來，手錶賣掉，好多衣服和褲子都賣了，湊了一筆喝酒的錢，等著我們去。
剛剛去的時候，20多個人擠在一起，床上、桌子上、地上全都是詩，大家一起讀詩談詩，互相謾罵、攻擊或者讚美……
當時有人問這代人叫什麼主題？西師那邊的一個人提出來說就叫“第三代”，這個詞是從《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而來：“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第三代”這個說法提出來之後，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第三天卻不歡而散。因為想要出一本詩集，廖希他們說要在前言里寫明這個詞是哪個人說出來的，我們認為這個提法應該屬於大家，不是哪個先提出來哪個后提出來的問題，何必搞得跟冠名權似的，我們就很反感，兩邊吵得一塌糊塗，差點打了一場群架。
吵了一通之後，大家覺得要不就不採用“第三代”這個名字了，隨便找來一本書，隨便翻到哪一頁，就用那一頁的頭兩個字。當時拿了一本《實驗心理學》。翻出來的兩個字是“玻爾”———結果就是，準備了大半年，幾十個人鬧了三天三夜，第三代人變成了“玻爾”，到最後，西師那幫人把我們攆了出來，大家不歡而散。
想想，其實詩歌就是詩歌，不分什麼第幾代，當時那種做法還是功利主義思想佔了上風，想把自己推出來。
在詩歌界流行“朦朧之爭”的時候，我們寫的詩讓很多人不喜歡，覺得我們像是流氓在寫詩。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訴我說人家說我們的詩是他媽的詩，我說我們就叫媽媽的詩。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來寫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極盡侮辱的詞。第二天早上，我們看到之後都覺得太棒了，從此開始天天在家炮製這種用粗話寫的詩。我把詩寄給在重慶的李亞偉、馬松他們，他們看了之後都目瞪口呆，也開始寫這種詩，並且引發了很多追隨者。開學過後，我們在南充開詩歌朗誦會，我們學校寫詩的和不寫詩的人都被震驚了，他們覺得這場朗誦會更像是一堆謾罵，有幾個人當場站起來攻擊我們說：“像這種詩，我一天能寫30首。”
可是後來好多反對的人覺得這些東西恰恰是他們需要的，都開始寫這種詩。
寫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就想出個集子，胡冬說取名叫《好漢》吧，我說不如叫莽漢，“莽”的繁體字是兩隻手抓三條狗，非常之兇猛。我一開始寫“莽漢詩”，純粹是想寫一種生活狀態，但幾個月之後，我就開始覺得不自然了，好多詩都好像是為了口號而去寫，感覺很做作。
我的外表給人的感覺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內心裡面有很細膩的一面，而李亞偉和馬松是骨子裡面的硬漢，後來如果沒有他們的堅持，光靠我和胡冬這兩個中途撤退的傢伙，“莽漢主義”也不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