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克泰

1947年參加了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暴政的“二·二八”起義。1949年5月4日，率台灣省五四青年代表團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日語組組長、亞洲部副主任、國內部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聯絡部主任、信息中心副主任。1983年後，長期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重要領導職務，歷任台盟總部常務理事、組織部長，台盟第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他一生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促進海峽兩岸的往來與合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004年3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

台灣光復后的左翼勢力

1945年，台灣人民抱著欣悅的心情重回祖國的懷抱，日據時代被迫害的政治犯，更是磨拳擦掌，準備為建設新台灣而奮鬥。在大陸組織台灣義勇軍的著名台籍人士李友邦返台，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兼台灣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李友邦素有抗日聲譽，從者頗眾，“老台共”分子此時也紛紛加入三青團組織。這裡必須說明一項重要的歷史背景。相對地，在“老台共”如謝雪紅、蘇新、簡吉、王萬得、潘欽信等人重新公開活動的同時，中共中央也派出台籍幹部蔡孝乾、張志忠等人由大陸來台，建立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進行地下革命活動。所以，謝雪紅等“老台共”與蔡孝乾等中共台省幹部實為兩套人馬，並無組織上的從屬關係，甚至行動上也不必然協同一致。大體上，“老台共”對中國局勢，包括國共兩黨分合的複雜問題比較隔膜，但他們長年生活在台灣，對台灣的動態能精準掌握；相對地，中共台省幹部雖比較了解大陸局勢，但因離鄉多年，對台灣社會問題仍處於摸索的狀態中。

至於本文的主人翁吳克泰先生，其時還是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正在台北讀書和工作，同時具有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吳克泰，本名詹世平，1925年，生於宜蘭三星農村，幼年家境貧困，因目睹日本殖民當局欺壓台灣人，激發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後來憑著刻苦勤學，詹世平考上台北高校。此時正值二戰末期，日本強征學生兵上戰場，台灣高等學校校園中瀰漫著反戰情緒，左翼思想深入人心。詹世平深受影響，於是決定藉助參加日本“志願兵”的名義去大陸參加抗戰的行列。1944年9月，詹世平搭船前往上海，初次踏上祖國的土地時，他激動得無法言語。隨後，他以台北高校畢業生的身份擔任日軍法庭的翻譯，同時尋找抗戰的機會。然而，未幾日軍卻投降了，對於這七個月的日軍翻譯工作，詹世平始終耿耿於懷。抗戰勝利初期，許多旅居大陸的台灣人紛紛到上海找機會，旅滬台灣同鄉會成為台灣人活動的大本營，同時隨著國共兩黨磨擦日劇，台灣人內部的左右兩派也跟著劍拔弩張。詹世平跟當時一般知識精英一樣，目睹了國民黨無可救藥的腐敗，對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心生嚮往。而其所處的繁華上海，寒冬的街頭時見一車車的流浪漢被運走，對照著霓虹燈閃爍生意興隆的大酒家，此一荒謬的末世景觀又堅定了詹世平的革命思想。他閱讀了大量的革命書籍，思想已全然成熟，唯一欠缺的只剩下具體的行動力。

1946年3月，詹世平終於聯繫上中共地下黨組織，經由中共上海學委會委員錢李仁介紹正式成為中共黨員。其組織程序為，錢李仁將詹世平的入黨申請，呈交上海學委會副書記吳學謙，再上呈上海市工委書記張承宗，最後交由在上海的台灣省工委批准。當時中共華東局曾下達通知，要各地地下黨組織積極發展台灣青年入黨，並盡量將他們派回原籍以加強對台灣工作。

由大陸返台的中共地下黨員

1946年3月中，詹世平終於回到台北的家，帶回了一個重要的身份——中共地下黨員，同時肩負發展黨組織，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個秘密任務帶給他沉重的壓力，也賦予他無比的榮譽感。他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部繼續未竟的學業，同時進行地下活動。4月中旬，中共台省工委幹部張先生主動與詹世平聯繫，他說自己叫張志忠，從大陸回台灣已有一段時間，因為去了中南部，所以來晚了。張志忠是台灣嘉義人，後來赴大陸參加新四軍，具有軍事經驗，也是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手下最重要的幹部。詹世平在台灣從事地下工作期間，張志忠是主要的組織聯繫人，也是詹世平一生最敬佩的友人，直到詹世平離世之前仍反覆提到張志忠的名字。

在張志忠的直接領導下，詹世平開始推動組織工作。除了台灣大學的學業外，他開設了北京語補習班，進入台北報界工作，同時在學校、社會以及新聞界發展組織，進行社會主義宣傳。作為一個黨員，詹世平對於省工委整體的工作情況並不清楚，但他可以清楚感覺到整個局面對革命越來越有利，社會上一些活躍分子的言行的背後，也隱約有著黨組織的影子。這段時期，也就是日後最為人談論的話題就是他經手發展了李登輝入黨。

詹世平戰前在台北高校就見過李登輝，現在在台北又碰到了李登輝。李正就讀於台大農經院，課餘時沉溺於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組織論》等理論書籍。詹世平注意到李的思想傾向，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經過上級的同意，於1946年9月發展李登輝加入中共。1947年春，沈崇事件激發了全國學運，省工委在台北也發動了學生反美大遊行。詹世平全力投入組織工作，包括召集學生會議，規劃遊行路線，設計政治標語等等。1月8日，上萬名台北學生浩浩蕩蕩地走上街頭，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呼喊“美軍滾回去”的口號，而人高馬大的李登輝則擔任旗手，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十分顯眼。

“二·二八”事件星火燎原

這是年輕的詹世平第一次參與推動的群眾事件，難掩心中的成就感，張志忠給了他正式的口頭表揚。詹世平受到更大的信任，而他的任務也隨之加重，包括接待掩護來台的重要幹部和交通員，擔任台北市工委書記。此時，台灣社會已呈山雨欲來之勢，國共戰爭全面開打，東北和華北遍布戰火，人民對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台灣民怨亦形同火山爆發之勢。1947年2月27日，台北緝私警察打傷一名私販婦人，引起路人不滿，警察竟開槍打死一名路人，民眾怒不可遏，隔日大批群眾包圍專賣局。全島民變隨之爆發，各地群眾紛紛佔領警察局，搶奪槍械彈藥。由於國民黨部隊多已調往大陸參加內戰，行政長官陳儀一面安撫一面請求蔣介石調兵來台。3月8日，國民黨部隊登陸基隆，在兩個星期內對全島血腥鎮壓，事後清鄉又殺害了許多本省精英。這些知識分子只是根據自己的良知為民請命，卻慘遭屠殺，成為台灣史難以彌補的傷痕，也成為國民黨統治台灣難以推卸的原罪。

有關中共組織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目前有不同的說法，不過隨著許多史料逐漸披露，今人可以知道大致的情況。吳克泰（詹世平）承認，省工委沒有預料到會爆發那麼大的民變，對事件的應變也不夠積極；儘管如此，省工委在事變三天後還是成立了由張志忠領導的武工部。張志忠憑藉過去在新四軍磨練的作戰經驗，在本鄉嘉義組織了台南民主聯軍與國民黨軍作戰，這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有史可證的民眾武裝鬥爭。只是今天無論國民黨或“台獨”都不願意提到張志忠這個紅色領導人的名字。另一方面，無可否認的是，“老台共”們在領導群眾抗爭方面則表現得更為突出。其因，一是他們一直沒有離開台灣，密切掌握社會人心的變化，又依附在三青團的組織里，應變和行動能力都很強；其二是他們始終是公開活動，有很高的社會聲望，一旦登高一呼，立刻四方響應，如謝雪紅在台中組織民眾抗爭，隨後又率部進入南投山區戰鬥，成為“二·二八”事件中的一段傳奇。

國民黨軍隊鎮壓以後，立刻對全島紅色分子發出通緝令，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老台共”分子逃到上海，再轉往香港，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提出反蔣反美託管的政治綱領（當時一部分台灣失意士紳“二·二八”之後提出台灣由國際託管，企圖把台灣由中國分離出去）。1949年，台盟參加了政協會議，10月1日，謝雪紅、楊克煌等人出席了新中國開國大典。關於謝雪紅與台灣省工委組織的關係，台盟的資深幹部周青根據多年的研究指出，蔡孝乾、張志忠回到台灣后，利用原有的社會關係，立刻聯繫舊台共成員，一般成員多被吸收入黨，但舊台共中央委員以上的領導成員則需要中共中央審核方能入黨，謝雪紅、蘇新、王萬得的入黨問題因為需要經過更多的程序，所以一直被懸置著。與此同時，舊台共曾因路線問題出現嚴重分裂，而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釐清一些歷史問題，方能完成組織程序；儘管如此，謝雪紅的秘書楊克煌於1946年下半年就已被蔡孝乾吸收，成為中共黨員，省工委就是通過楊克煌與謝雪紅進行工作協調的。至於謝雪紅等舊台共領導成員，應該是在1947年下半年始被批准入黨的，此時正是台盟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成立不久，正準備配合全國總攻擊的關鍵時刻。

1949年10月1日，謝雪紅登上天安門城樓，恰巧站在毛澤東主席的背後，這一刻，是謝雪紅的政治巔峰。在新中國成立大典上，謝雪紅成為台灣人最高的政治代表。

2002年8月，吳克泰、高蓮子在北京居家外留影。李登輝表明要退黨。

大學時代參加中共的李登輝

至於詹世平，“二·二八”之後也逃到上海，暫時落腳於上海台灣同鄉會，此時這裡實質上已成為中共在上海的一個聯絡站。1947年8月，詹世平又被調回台灣工作，但此時他已被通緝，無法公開活動，只能集中做黨務內勤方面的工作，他此時的職務是台北市工委委員。而就在這時，與他恢復聯繫的李登輝表明要退黨，詹世平勸他不要退，但他堅持要退，說黨內不純，有些人有野心。後來上面還是批准了李登輝的退黨申請，同時雙方口頭上訂了互相保守秘密的協議。這便是李登輝經由詹世平加入和退出中共的始末。不過幾個月後，李登輝又通過中共的外圍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加入了中共，后又退出。對於這一段，吳克泰說他當時不知道，非組織關係人，也無法證實。無論如何，隨著台北局勢的緊張，詹世平已經待不下去了，只得轉入中南部農村，開闢勞動基地和游擊區，如此不斷地換身份、換地方，期間跟基隆的女護士高蓮子結了婚，完成了終身大事。這時，他也看見國民黨政府將大批戰略物資運來台灣，顯然他們在大陸戰場已是大潰敗，國民黨已準備將台灣當作最後的退路了。

詹世平改名為吳克泰

1949年3月，中共已領有東北和華北，新中國誕生在即。詹世平接到指示，中共中央將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國青年會議，台灣省也要派出代表，詹世平被列入代表團名單。於是，詹世平帶著妻子高蓮子先搭船到上海，經陸路穿越國共兩軍的交戰線，再換火車抵達北平。由於組織上決定他們不久就必須返台工作，因此代表團成員一律改名。正是在這個時候，詹世平改為吳克泰，不過歷史造化人，吳克泰從此與台灣別離四十載，兩岸的發展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1949年底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士氣煥散，幾乎註定要徹底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了。“二·二八”事件以來，台灣人民跟大陸人民一樣，對國民黨已不抱希望，他們期待著崛起的中國共產黨能帶來更好的明天。由於人心所向，中共地下黨組織迅速壯大，此時，省工委在全省各城市以及不同行業階層均已設立支部，計有十七個市（區）工委，約二百個支部、近十個武裝基地以及三個蔡孝乾直接領導的工委，即台灣學生工作委員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員會和台灣省山地工作委員會。而此時三野已集結重兵於福建，國民黨政權理應如同過去中國曆朝歷代一樣，難逃山窮水盡的下場，然而人算畢竟不如天算，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歷史進程。更重要的是，1949年底，蔡孝乾被逮捕，一周后便投降，一舉供出島內黨員名單，結果組織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四百多名幹部被捕，大部分被處決，情況極其慘烈。一年後，倖存的幹部試圖重建省工委，但此時海峽已徹底隔絕，省工委組織余部只得轉到山區，自生自滅，不久整個被消滅了。這一次，國民黨記取大陸失敗教訓，1950年代除了白色恐怖政策之外，也推動溫和的土地改革，以及一系列農村經濟政策，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二十年後，蔣經國主政下，台灣經濟全面起飛，一度衰退至極的國民黨竟出現中興氣象，世事之無常一如人生。

兩岸數十載浮沉

吳克泰身在大陸，對於台灣發生的事情自然一無所知。參加過全國青年會議以後，吳克泰被調入到中央統戰部，很快被廖承志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負責日語廣播工作，這一待就是三十年，其間歷程就如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隨著歷史的浮沉歡笑流淚。1957年“反右”，吳克泰因為單位里的右派分子說了一句同情話，結果自己也被下放勞動改造。到了“文革”，電台領導一個個被打倒，吳克泰無可避免也被關進牛棚，吃盡苦頭。改革開放以來，吳克泰離開廣播電台，轉往榮毅仁主持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業務部副總經理，開始幫國家做買賣，1987年又調到台盟中央工作。

此時兩岸往來日增，吳克泰也逐漸知道過去幾十年在台灣發生的事。他自然很挂念自己的家人，而且很驚訝自己當年發展的台大學生黨員李登輝此時已接替蔣經國成為“總統”。1997年，吳克泰終於在離鄉近半世紀后獲准返回台灣探親。當年吳克泰離去后，國民黨將吳的父親以“知匪不報”的罪名關了五年，吳父受此刺激，致精神分裂，很早就過世了。吳克泰回到宜蘭老家，在父親墓前叩拜再三，長跪不起。此外，吳克泰又去嘉義拜謁了張志忠的墓。張志忠被捕后，寧死不降，據同時關監的人出獄後轉述，蔣經國曾兩次去獄中探視，張表白以死明志，蔣見勸降無效，直到1954年張志忠終於被處決。經過血腥慘烈的1950年代，過去的地下黨老同志大約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像蔡孝乾那樣變成國民黨情治首長，反過來專門對付共產黨。二是像張志忠那樣埋骨鄉野，無人聞問。三是像李登輝那樣沒有出賣同志，但參加了國民黨，並逐步當上了國民黨高官。然而，五十年後，這些似乎都過去了，新一代對往事顯得漠不關心，宜蘭老家的孩人見到大陸來的吳克泰這位長輩，也沒表現出太多的好奇。

吳克泰和李登輝半世紀后重逢

2002年春，也就是我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見過吳克泰不久，吳即在台北翠山與李登輝見了一面。對於這次會面，吳克泰說：“當時見了他，也沒有什麼客套話啦！就是我講我的，他講他的。我的感覺是他比較坦率，不是外交辭令，巧言令色，沒這個東西。他講他的看法，我講我的，就這麼……完了！也沒有時間爭論，哈！……他談話的口氣、作風等等，差不了太多，但是內容有變化。經過這幾十年，呵……內容有變化。”“我第一次回去他就想見我，當時我不方便，他是在位‘總統’，我當時這邊還有職務，全國政協常委，不便見他。當時他就要見我，兩次派人來找我。現在他已經不是‘總統’啦！我也已經離休了，反正他要見我，我就見他，這個人比較念舊的，這個特點還是有的。”

經過了近半年的工作，我完成了對吳克泰的初步採訪任務，包括錄像錄音，整理好的文字稿再由他幾次刪改，直到確定可以發表。2002年11月7日，有關吳克泰專訪的長文同時在台灣的《聯合報》和香港《亞洲周刊》大幅報道，《亞洲周刊》更作為封面故事。同一天，台灣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台TVBS也剪輯了採訪帶的精華部分，在其新聞頻道上，幾乎每一小時回放一次。這個專訪在台灣政壇上自然引起巨大的震撼，過去有關李登輝參加中共的歷史，眾說紛紜，多半是道聽途說，少數學術著作的史料根據也很薄弱，這次由吳克泰現身說法，是最清楚完整的一次。同時，在文章發表的當天，台灣所有媒體都在找李登輝作回應，不過李登輝卻拒絕接聽電話，保持了沉默。直到去年，李登輝發表口述歷史，承認自己參加“新民主同志會”那一段，卻對與吳克泰在地下黨期間的工作關係和私人情誼，隻字不提，原因何在？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

無畏灑脫的人生

那一年內，我陸續發表多篇老台灣人的故事，內容涉及1949年後在台灣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實況，多少理清了那一段歷史。因為這項查訪歷史真相的工作，我認識了不少老台灣人，其中對吳克泰印象尤為深刻，我認為他的回憶錄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他在自序里說：“我以誠實的態度把自己的一生做了記錄……最後聲明：稿子，未經任何人看過，文責完全自負。”這位台籍老共產黨員生前最重要的著作在台灣出版，而且是自己批准自己的。至於我個人，做歷史研究，只問真相，從來不管政治顏色，需知台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繫不僅存在於國民黨的故事裡，也存在於像吳克泰這樣的台灣老共產黨人的事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