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如何研究戰爭；第二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第三章，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第四章，“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戰略防禦。按原計劃，尚有戰略進攻、政治工作等章節，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未能寫完。這部著作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綱領性文獻，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科學奠定了理論基礎，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

該著作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四個特點：

1、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而且經歷了1924～1927年的革命；

2、敵人強大；

3、人民軍隊弱小；

4、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

其中，第一、第四特點決定了人民軍隊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敵人；第二、第三特點決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和艱苦性。

第一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不承認、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中國革命戰爭有其特點的人，把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做和一般戰爭相同，或和蘇聯內戰相同。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內戰的經驗是有世界的意義的。所有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同樣，都是以這個經驗和列寧斯大林對這個經驗的理論綜合作為指南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條件下機械地運用這個經驗。中國革命戰爭的許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於蘇聯內戰的特點。不估計到這種特點，或否認這種特點，當然是錯誤的。這點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已經完全證明了。

我們的敵人也曾犯過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和紅軍作戰需要有和其他作戰不同的戰略和戰術。他們依仗其各方面的優勢，輕視我們，固守其老一套的戰法。這是一九三三年敵人的第四次“圍剿”時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是招致了他們的歷次的失敗。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新意見的是國民黨的反動將軍柳維垣，後來有戴岳。最後他們的意見被蔣介石採納了。這就是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⑼及其在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⑽產生的過程。

然而當著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的時候，我們隊伍中卻出現了回到“老套”的人們。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輕視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敵人採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除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他們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⑾。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是忘記了這一點。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

第二節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以為有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這個特點，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有發展和勝利的可能性。當著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區域——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⑿）。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⒀，把這個問題又作了一次答覆。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

把這個問題分開來看一看：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著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制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反動軍隊中有隸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隸屬各省軍閥的所謂雜牌軍這樣兩部分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和一國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國是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一次革命的民眾。

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經過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略和戰術，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略和戰術。

第二個特點是敵人的強大。

紅軍的敵人國民黨，它的情況是怎樣呢？它是奪取了政權而且相對地穩定了它的政權的黨。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國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的軍隊卻大體相同，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供給比起紅軍來雄厚得多，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它的軍隊和紅軍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它控制了全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它的政權是全國性的政權。

中國紅軍是處在這樣強大的敵人的面前。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二個特點。這個特點，使紅軍的作戰不能不和一般戰爭以及蘇聯內戰、北伐戰爭都有許多的不同。

第三個特點是紅軍的弱小。

中國紅軍是產生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從游擊隊開始。不但處在中國的反動時期，而且處在世界上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比較穩定的時期。

我們的政權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條件和文化條件同國民黨區域比較是落後的。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根據地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真正鞏固的根據地。

紅軍的數量是少的，紅軍的武器是差的，紅軍的糧食被服等物質供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特點和前一個特點是尖銳的對比。紅軍的戰略戰術，是在這種尖銳的對比上發生的。

第四個特點是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

這個特點是第一個特點的必然結果。這個特點產生了兩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國革命戰爭雖然是處在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動時期，然而是能夠勝利的，因為它有共產黨的領導和農民的援助。根據地雖小卻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龐大的國民黨政權相對立，軍事上給國民黨的進攻以很大的困難，因為我們有農民的援助。紅軍雖小卻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中產生，為著自己的利益而戰鬥的，而且指揮員和戰鬥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則和國民黨成了尖銳的對比。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卻不能使兵士群眾和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幹部自覺地為國民黨拚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這就減少了它的戰鬥力。

第三節　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

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著，即是說，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的。我們的十年戰爭史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

很明顯的，正確地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殲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⒁，承認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⒂，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確的解決。我們要講的戰略問題，就是要就中國革命戰爭的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這些問題。

“圍剿”和反“圍剿”

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紅色游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獲。敵人總是跟著紅軍，而且總是把它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是不會變化的。

紅軍的活動，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勝利，主要地是說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和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鬥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戰鬥的勝利，還不能說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敵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互相採用進攻和防禦這兩種戰鬥的形式，這是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的長期的反覆。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對紅軍的防禦，紅軍以防禦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禦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禦，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地反覆的。

說長期反覆，是說戰爭和戰鬥形式的反覆。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和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覆。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和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次“圍剿”中戰鬥形式的反覆。

至於戰爭和戰鬥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地反覆的，而是每次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這裡的規律，是“圍剿”和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鬥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沒有起落的。第五次“圍剿”之後，因為紅軍極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據地全部喪失，紅軍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樣處在威脅國內敵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況和戰鬥，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麼呢？在戰略上說，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暫時的失敗。因為國內戰爭的根本的失敗，就是整個紅軍的覆滅，然而這樣的事實是沒有的。廣大根據地的喪失和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失敗，不是永遠的和全部的失敗，雖然這個局部是包括了黨和軍隊和根據地的百分之九十。這種事實，我們把它叫做防禦的繼續，而把敵人的追擊叫做進攻的繼續。這就是說，在“圍剿”和反“圍剿”的鬥爭中，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而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就變成了退卻，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然而等到紅軍到達一個新的地區時，例如我們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陝西，“圍剿”的反覆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說，紅軍的戰略退卻（長征）是紅軍的戰略防禦的繼續，敵人的戰略追擊是敵人的戰略進攻的繼續。

中國國內戰爭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鬥形式只有攻防兩種。中國內戰的特點，是“圍剿”和反“圍剿”的長期地反覆和攻防兩種戰鬥形式的長期地反覆，並且包括著一次一萬多公里的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這樣一種東西在裡面。

所謂敵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敵人轉到防禦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敵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一萬多公里的戰略轉移的那種情形，這是因為他們是全國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強大得多的緣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過的。若干根據地中被紅軍圍攻的白色據點內的敵人突圍而出，退卻到白區里去重新組織進攻，這樣的事是發生過的。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是他們的結果不能和紅軍相比，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一定會被消滅的。

在一九三0年的立三路線時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國內戰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覆的規律（那時已有湘贛邊界的三次“圍剿”，福建的兩次“圍剿”等），因此在紅軍還幼小的時代就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舉行武裝起義，企圖使全國革命迅速勝利。這就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覆這一規律。在鄂豫皖邊區根據地則有所謂“偏師”說，那裡的一些領導同志認為第三次“圍剿”⒇失敗后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得由帝國主義親身出馬擔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進行使各根據地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為“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在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邊區反對第四次“圍剿”、江西中央區反對第五次“圍剿”鬥爭中的錯誤路線的根苗，使紅軍在敵人的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國革命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覆的“左”傾機會主義直接聯繫，而說紅軍根本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的一種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這種說法當然有它的正確性。革命和革命戰爭從發生到發展，從小到大，從沒有政權到奪取政權，從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從沒有革命根據地到創造革命根據地，總是要進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是應該反對的。

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是也有防禦和後退——這種說法才是完全正確的。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許多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

上述兩個論斷中的前一論斷，在政治上說來可以是對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對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種情況說來（革命前進時）是對的，移到另一種情況（革命退卻時：全部退卻，例如俄國在一九0六年）、中國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卻，例如俄國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條約時）也就不對了。只有后一論斷，才是全部地正確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機械地反對使用軍事防禦的手段，不過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覆的形式何時結束？據我看來，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如果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的敵人更為強大時，那末，這個反覆就結束了。那時是我們圍剿敵人，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是政治和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獲得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時，“圍剿”反覆這種形式，即使不說完全結束，但是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

戰略與防禦

這個題目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一）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二）反“圍剿”的準備；（三）戰略退卻；（四）戰略反攻；（五）反攻開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運動戰；（八）速決戰；（九）殲滅戰。

第一節　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

為什麼從防禦說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失敗后，革命成了極深刻極殘酷的階級戰爭。敵人是全國的統治者，我們只有一點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鬥。我們的進攻是密切地聯繫於打破“圍剿”的，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禦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複雜和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對於戰略防禦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為敵人所嚇倒。

由於輕視敵人，許多游擊隊失敗了，紅軍對若干次敵人的“圍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擊隊初起，領導者對於敵我形勢往往看得不正確。他們看見自己在一個地方用突然的武裝起義勝利了，或從白軍中嘩變出來了，一時的環境很順利，或者雖有嚴重的環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輕視敵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敵強我弱，原是客觀地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願意想一想，一味只講進攻，不講防禦和退卻，在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裝，因而把行動引到錯誤的方向。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為和這同樣的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廣東海陸豐區域的紅軍的失敗（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邊區的紅軍，在所謂國民黨偏師說的指導之下，使得反對第四次“圍剿”喪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實。

為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輕敵者相反，人們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採取了非必要的退卻方針，精神上同樣地解除了防禦的武裝。其結果或者是游擊隊失敗，或者是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者是根據地喪失。

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裡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做了一萬二千多公里的長征。然而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正是後來在對付敵人第五次“圍剿”中採取消極防禦路線的根源。

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25），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為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中的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它。

後起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即德日兩國的軍事家中，積極地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禦。這種思想，是根本不合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德日帝國主義的軍事家們指出防禦的一個重要的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而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於反動的統治階層乃至反動的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我們的情況不同。在保衛革命根據地和保衛中國的口號下，我們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地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者和被侵略者。蘇聯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在防禦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的戰爭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就是在十月起義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正義戰爭的防禦戰，不但有麻痹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動員落後的人民群眾加入到戰爭中來。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義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26），這是說乘敵不備而突然起義的群眾，應該不讓反動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反動的統治勢力打個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於已得的勝利，輕視敵人，放鬆對於敵人的進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滅敵人的時機，招致革命的失敗。這是正確的。然而不是說，敵我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當受敵人壓迫時，革命黨人也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地說來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採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的戰爭是防禦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對於我們，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後，或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於打破“圍剿”。“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禦，“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敵人的一次“圍剿”和它的又一次“圍剿”是銜接著的。這兩個階段中，防禦的階段比進攻的階段更為複雜，更為重要。這個階段包含著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地就用不著戰略防禦了。那時的方針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依靠於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到了那時，剩下的防禦手段，只是局部的東西了。

第二節　反“圍剿”的準備

對於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隊伍中曾經發生過的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裡有一個困難問題，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當自己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禦地位時，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我們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卻，和為著準備退卻的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準備過早，會變為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係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對自己方面，不可誇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地估計到過去勝利的影響。

但是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為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卻，政治動員，徵集新兵，財政和糧食的準備，政治異己分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的準備退卻，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著不利於退卻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軍過於疲勞。這是在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紅軍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創造戰場，徵集資材，擴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鬥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據地的人民，關於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同時，關於敵人的弱點，紅軍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和人民全體為反對“圍剿”、保衛根據地而鬥爭。除開軍事秘密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於每一個可能擁護革命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說服幹部。

徵集新兵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和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和糧食問題，不待說對於反對“圍剿”是有重大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應當計算，主要的是紅軍，再則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鬥爭中物資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分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於恐懼他們的叛變，而採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中立，並且組織民眾監視他們。只有對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分子，才可以採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鬥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繫著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於準備的放鬆，和由被敵人進攻所嚇倒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自一九二四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階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階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階段；今後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的革命戰爭，都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革命戰爭，然而由於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濟上的缺乏獨立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徹底勝利的道路。中國農民群眾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是願意積極地參加革命戰爭，並願意使戰爭得到徹底勝利的。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然而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業群眾則具有無政府思想），所以他們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時代，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這種時候，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並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地說，是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和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著革命和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地放棄革命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失敗了。一九二七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是在新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聯盟。民族資產階級則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這個革命戰爭的惟有共產黨，共產黨已經形成了對於革命戰爭的絕對的領導權。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革命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革命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為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⑷和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⑸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⑹，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⑺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⑻，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然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和指揮員戰鬥員的覺悟，終於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和戰爭，當然是不利的，然而終於被我們克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軍是從這些錯誤的克服中鍛煉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著轟轟烈烈的光榮的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著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和戰爭，已經鍛鍊出來這樣一條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了。今後戰爭的新階段，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和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的傾向作鬥爭，並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小冊子中時常提到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第一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

我們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戰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有一種人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得來的東西，為什麼要不得？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布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著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這些人的理由是：蘇聯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我們的戰爭也是革命的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為什麼還有取捨的餘地？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為它是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是在列寧、斯大林指導之下獲得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

再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還不止此。對於一個指揮員來說，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後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於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一個地方和許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會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戰，後來在許多地方也會作戰，這對於一個指揮員又是進步了，發展了。因為敵我雙方的技術、戰術、戰略的發展，一個戰爭中各階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階段會指揮的，到了高級階段也會指揮，這對於一個指揮員更是進步和發展了。只能適應於一定兵團、一定地方和戰爭發展的一定階段，這叫做沒有進步和沒有發展。有一種人，抱著一技之長和一孔之見，再也沒有進步，這對革命雖則在一地一時有些作用，但是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第二節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人類的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屬於最後戰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所面臨的戰爭，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和最殘酷的戰爭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殘酷的非正義的反革命的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打起正義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受摧殘。人類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和中國人的大多數所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正義的戰爭，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世界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樑。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那時，什麼戰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戰爭沒有了，革命戰爭也沒有了，非正義戰爭沒有了，正義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界線。

第三節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規律的東西

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和戰術學的任務。

要求戰役指揮員和戰術指揮員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為必要呢？因為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說戰略勝利取決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於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有的時候，有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是因為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有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為這些失敗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裡說的多數戰役和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裡說的“連戰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裡說的“一個敗仗”和“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關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說到全局和局部的關係，不但戰略和戰役的關係是如此，戰役和戰術的關係也是如此。師的動作和團營動作的關係，連的動作和排班動作的關係，就是實例。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說來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和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在給養豐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戰士吃得太飽，在給養不足的地方卻要注意不使戰士餓肚。在白色區域，可以因為僅僅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在紅色區域，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戰役，高級指揮員有親自參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一個民眾大會，主要應注意動員民眾到會和提出恰當的口號。如此等等。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於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的關節。

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戰役戰術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夠明白那些更高級的東西。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係，照顧各個戰役之間或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意義的）某些部分，照顧全盤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後方之間的關係，照顧消耗和補充，作戰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擊和防禦，前進和後退，蔭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擊方面和鉗制方面，集中指揮和分散指揮，持久戰和速決戰，陣地戰和運動戰，本軍和友軍，這些兵種和那些兵種，上級和下級，幹部和兵員，老兵和新兵，高級幹部和下級幹部，老幹部和新幹部，紅色區域和白色區域，老區和新區，中心區和邊緣區，熱天和冷天，勝仗和敗仗，大兵團和小兵團，正規軍和游擊隊，消滅敵人和爭取群眾，擴大紅軍和鞏固紅軍，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那種情況下的任務和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線和非固定戰線，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和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和聯繫，都是眼睛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這就是說，能夠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達到這個目的，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

第四節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為什麼要組織紅軍？因為要使用它去戰勝敵人。為什麼要學習戰爭規律？因為要使用這些規律於戰爭。

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書本中，很多人儘管講得一樣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卻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和我們自己的戰爭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

那末，關鍵在哪裡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很少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地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要達到智勇雙全這一點，有一種方法是要學的，學習的時候要用這種方法，使用的時候也要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布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指示了“按照情況活用原則”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者是當著指揮員主觀地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和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指揮員怎樣去處置。

為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地會辦和比較地不會辦之分罷了。事情要求比較地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地多打勝仗，反面地說，要求比較地少打敗仗。這裡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舉戰術的例子來說。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裡正是敵人的薄弱部，突擊因而成功，這叫做主觀和客觀相符合，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斷和決心，和敵人及其配置的實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擊點選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敵人的釘子上，攻不進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擊時機的適當，預備隊使用的不遲不早，以及各種戰鬥處置和戰鬥動作都利於我不利於敵，便是整個戰鬥中主觀指揮和客觀情況統統相符合。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為戰爭或戰鬥的雙方是成群的武裝著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這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揮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適合情況，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個戰略的行動，或一個戰役和戰鬥的行動。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的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內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這一認識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和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真正能幹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於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過去的戰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著重地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著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著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滅的，幹革命，干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徹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著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

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⑴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和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⑵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一切關於戰爭的規律，都是進行戰爭的民族、國家、階級、政治集團為了爭取自己的勝利而使用的。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著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因此，我們紅軍的指導者，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之上，就必須發揮我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階級的敵人，改變這個不好的世界。這裡就用得著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達到彼岸。指導戰爭的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以上是我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