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律

（註：關於《破產律》的全文，參見《東方雜誌》第3年（1906年）第7期。另外，據說該律是由沈家本起草並經伍廷芳修正而成。參見梅汝@①：《新破產法草案之特徵與理論》，《中華法學雜誌》第6卷第1號（1935年）。）

在清政府起草《破產律》之時，當時各國破產法基本分為三種體系。一是以破產法為商法典的一部分，僅限適用於商人的破產，當時的法國商法、日本舊商法就屬這一體系。這被稱為商人破產主義。第二種是以破產法為單行法，不作為商法典的一部分，且通行於商人、非商人的一般的破產，德國、英國等國實施的破產法就屬於這一體系。第三種是破產法也為單行法，而非商法典的一部分，這與前一種體系相同，但對商人的破產與非商人的破產作不同的規定，奧地利、匈牙利等國屬於這種體系。后兩種都屬一般破產主義。

從清政府的《破產律》看，與前述的《欽定大清商律》一樣，都由商部編纂，其主要目的雖然是為了保商，但非為商律中的一部分，而是作為單行法頒布。且從《破產律》全篇的規定看，其重要者固然為適用於商人而編纂，但非商人也得准此而呈報破產。（註：《破產律》第8條規定：“凡雖非商人有因債務牽累自願破產者，亦可呈明地方官請照本律辦理。”）可見，這屬於前述第二種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德國破產法分為關於破產的實體規定、手續規定、罰則3編，而清政府的《破產律》並不作這樣區分，這與日本當時實施的破產法體例更加相似。因此從體例上說，“清國之本律立案者，參酌日本現行法實居多數。”（註： [日]加藤正次：《讀大清新破產法》，王鳳翹譯，《法政學交通社雜誌》第5號（1907年）。）

從內容上看，雖然商部官員強調：“統按此律，全體沿襲中國習慣者居多，採用外國條文 者甚少”，但對於外國法律其實並不排斥：“誠以中國官民程度未齊，國家法律只能引之漸近。各國法律雖稱精美，亦不能盡行援據，致蹈過高難行之弊。”事實上，《破產律》的內容有借鑒外國的，也有結合本國實際的。如關於破產的種類，按照《破產律》的規定，破產者 分為虧蝕倒閉與詐偽倒騙兩種，這與日本破產法把之分為過怠破產與詐偽破產相同。關於破產機關，當時日本及歐洲各國都規定破產事件屬法院管轄，由法院宣告破產是為通例，但根據《破產律》，破產向地方官及商會呈報，由地方官及商會查明屬實的，然後作出破產宣告，再由商會選出一名公正者作為董事來處理清理破產等一切事務。這是《破產律》的一大特色，也是考慮到當時中國商會勢力比較強盛的結果。因此這獲得了學者的稱嘆：“觀清國立案 者，能注意於此，不模仿外國之條章，除時弊而置重實際之運用，可謂極當之處置矣。”（註：[日]加藤正次：《讀大清新破產法》，王鳳翹譯，《法政學交通社雜誌》第5號（1907年）。）但《破產律》實施之後，因官民各方對其第40條的規定發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註：《破產律》第40條規定：“帑項公款經手商家倒閉，除歸償成數，仍同各債主一律辦理外，地方官廳應查明情節，如果事屬有心，應照倒騙律嚴加治罪。”對於此條，商部認為這不符合向來的先洋款后官款、然後華洋商分攤的做法而堅決反對，而上海、北京等地的錢 商卻讚賞此條規定，因而發生爭執。）於是先由商部上奏暫緩實施此條，繼而於1908年明令廢止此律。1909年，修訂法律館調查員松岡義正草擬《破產法草案》，該草案分3編，計360條，但這僅是草案而已，並未完成立法程序。

自起草《欽定大清商律》至1907年，清政府還頒布了其他一些應急的商事法規，如《公司註冊試辦章程》（共18條）、《銀行註冊章程》（共8條）等，這些法規涉及面廣，其中有些已經具有一定的經濟行政法性質。與《欽定大清商律》、《破產律》一樣，這些具有急功近利特點的法規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拿來主義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