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的史學思想

王記錄，1964年生，河南范縣人，先後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北京師範大學史學所、古籍所，分別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為河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史學理論及史學史、歷史文獻學學科帶頭人，河南省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河南省教育廳學術技術帶頭人，兼任河南省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史記》研究會理事、中國歐陽修研究會理事等。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史學史、歷史文獻學和清代學術史。

緒論

第一章　錢大昕的生平與學術

一　以古學相策勵的江左寒儒

二“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

三“一代儒宗”

第二章　錢大昕的經學見解和史學思想

一　學術淵源與學派歸屬

二　漢學、宋學和清代學術觀

三“實事求是”與“明體致用”

四“經與史豈有二學哉”

五　官制、輿地和氏族

第三章　錢大昕的史論與政論

一　政治與民生

二　士風與學術

第四章　錢大昕的歷史考證學成就及考史方法論

一　歷史考證的理論與方法

二　文字音韻訓詁學與歷史考證

三　金石學與歷史考證

四　避諱學與歷史考證

五　版本學與歷史考證

六　天文歷算學與歷史考證

第五章　錢大昕的歷史編纂學思想

一　一家之言和史館修史

二　直書和曲筆

三　史法義例

四　史料採獲

五　史文繁簡

第六章　錢大昕在元史學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識

一　考訂明代官修《元史》的錯訛

二　揭示元代重要文獻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三　重寫《元史》

四　由“精”到“新”的學風轉折點

第七章　錢大昕的修志實踐及其方誌學理論

一　備文獻、足徵信、供資治

二　修養、取材與體例

三　關於方誌人物立傳的思想

餘論

附錄

一　錢大昕主要學術交遊簡表

二　二百年來錢大昕研究述評

三　主要引用書目

後記

一個考據學家的思想世界——讀王記錄先生著《錢大昕的史學思想》

李峰

作為乾嘉時期最為淵博和專精的學術大師之一，錢大昕在生前即已飲譽海內，被同輩推為一代儒宗；殆至晚清，學風丕變，考據倍遭詬病，錢氏又被毀之為考證煩瑣，無補於時事。民國時期，隨著新歷史考證學的興起，錢大昕再度受到了學人的關注，被當世史學大師所推崇；新中國成立后，一度視乾嘉考據學為無用之學，水落船低，故對錢氏關注甚少。1980年代后，隨著學術風氣的日漸開放，乾嘉學術再度引起學界重視，錢大昕研究也隨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20多年的時間裡，學者們先後發表了70餘篇有關錢大昕研究的論文，各種中國史學史、清代學術文化史的著作也都設有專節論述錢氏學術。就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王記錄先生開始了他歷時10餘年的對錢大昕的學術研究歷程，陸續發表了若干篇有分量的研究論文，並最終在2004年出版了《錢大昕的史學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這一富有創新意義的著作。

錢大昕以考據名家，而該書卻高標其“史學思想”，究其原因，乃在於著者認為人的每一種行為都要受到觀念的支配，從日常生活到學術研究概莫能外。而就學術研究而論，知其然固然重要，但不知其所以然則無從把握事物發展的實質，並難以對研究對象的種種看似不合理的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有鑒於此，著者在研究過程中，一直有意識地去體察那隱藏在錢氏大量的考證條文背後的看似零碎的思想片語，並對之進行了細緻的梳理與體悟，最終將其全面而系統地抽繹了出來。

為了深刻而客觀地把握住錢大昕的史學思想，著者在開篇並不急於深入到錢氏的思想中去，而是用了相當長的篇幅去勾勒錢氏所處的十八世紀的大時代，對當時中、西方的社會特點和學術風貌進行系統的分析，並進行中西比較，力求將錢氏放在時代的背景下實事求是地進行考察。在勾勒了時代背景后，著者又對錢氏的生平事迹與學術交遊給以充分的關注，對其學術淵源與學派歸屬進行了細緻的剖析。以期對其史學思想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在此基礎上，著者將目光投向了錢氏的史學思想。

錢大昕長於嘉定，宦於京師，后又歸隱於江南，潛心經史，過著恬靜的學者生活。然著者指出，錢氏雖長期浸淫於經史之中，但他並不因此而遠離社會。相反，對於歷史上和現實中的種種政治、社會現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尤其對於民生之疾苦非常重視，並常常因不滿於統治者對小民的盤剝壓榨而不覺間便怒髮衝冠，“民其不堪命乎”？“民實不服”！即是其憤怒的呼聲。並深有感慨地指出：“儒者立言，當為萬事萬民慮。”正是在這樣一種經世思想指導下，他提出了“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的論斷，所謂“明體”，即明《詩》、《書》、《春秋》等經史著作之體，所謂“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復虞夏商周之治”。於是考證之學便在這個層面上，與經世之學發生了聯繫。由於儒者可以通過研經明道而救世，因而考據工作便與經世思想息息相通，從事考據便成了一項可供學者孜孜以求，終老書齋而不悔的事業，錢氏曾不無自豪在說“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這既可解釋為什麼正當壯年、仕途一帆風順的錢氏會義無反顧地辭官歸田，又可說明為什麼錢氏執教東南后，會出現“一時賢士大受業於門下者，不下二千人”這一盛況空前的學術現象。很顯然考據乃是經世思想得以發揮的又一途徑，而正是由於這一點，才使得無數士子甘願為之獻身。

在打破了將考證與思想相對立的僵化的思維模式，確立了考據與經世思想的有機聯繫之後，著者又深入到了錢大昕考據之學的內部，繼續從思想的角度把握錢氏在考據領域內淹貫經史這一學術現象。著者在敏銳地指出，針對當時學界榮經陋史的學風，錢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從而得出三點卓識：經史同源，所謂“經與史豈有二學哉”；史書考核精審、意蘊深厚，足可與六經並傳於世，所謂“故其文與六經並傳而不愧”；史書“經國之言，所宜備錄”，在經世致用這一層面與經學存在相通之處。由於徹底拆除了橫亘在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障礙，遂使錢氏得以攜治經之利器突入史學領域，攻城掠地，幾至無堅不摧，從而成功地實現了學術由經而史的轉移。在理清了錢氏學術內部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係后，著者對錢氏的歷史考證的理論與方法以及他在文字音韻訓詁學、金石學、避諱學、版本學、天文歷算學等諸方面的成就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對錢氏的歷史編纂學思想、在元史學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識以及錢氏的修志實踐及理論都進行了細緻的而全面的把握。由於視角獨特、立意高遠，故而其間往往勝義迭出。

我們就該書的具體內容看一看其創新之處。首先，著者對錢大昕的學術淵源與學派歸屬提出新的看法。就筆者所知，早在1995年，著者就發表論文指出以往的清學史研究者將錢氏歸為吳派是不能成立的。在此書中，著者進一步辨析錢氏的學術淵源與學術特點，認為錢氏學術自成體系，與當時的各種地域性學術交相輝映，影響極大。其次，著者第一次系統梳理了錢氏的漢學、宋學和清代學術觀，為深入研究乾嘉學術的本質特徵提供了資證。第三，著者揭示了錢氏的史論與政論，全面闡述了錢大昕的歷史編纂學思想，有力地證明了作為考據學者的代表人物的錢大昕對現實社會和史學發展的關注，證明了錢氏不獨於考據見長，而且在理論方面也卓有成就，對改變人們對於乾嘉考據學的片面認識，具有積極意義。第四，著者對錢氏歷史考據學的淵源、目的、態度、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指出：“錢大昕的歷史考據學是由一整套的理論與方法組成的。”著者的這一研究及其結論，對於進一步深入闡述乾嘉時代考據學的學術特點和學術地位，是有參考價值的。另外，著者對錢氏方誌學思想的分析，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其指出錢氏的元史研究是“清代學風由‘精’轉‘新’的轉折點”，富有啟發。

就筆者所知，以“史學思想”為題全面論述一考據史家之成就，以此書為首出。長期以來，考據史家給人的印象都是一些操著幾種考據手段，只知埋頭故紙中做著一些煩瑣無用之學的人。近年來雖有學者已認識到不能將考據學者一概而論，並對其中一些學者的思想進行了探討，但能將考證與思想貫通起來進行考察的則少之又少。學界視考據為一技術之工作，它只需學者掌握一二考據之竅門，即可從事，其成就之高下主要是看其對考據方法掌握的程度。至於思想，考據學家縱然有之，人們亦多不認為與考據有什麼直接的聯繫。然著者卻在其間發現問題，於不疑處求疑，經過十餘年不懈追求，徹底打破了學術研究中的經學與史學相間隔以及考證與思想相對立的弊端，硬是在錢大昕研究領域開出了一片新天。因此該書在推進錢大昕研究的發展方面自是具有極其積極的學術意義。同時由於錢氏為乾嘉學術的代表人物，與他同時代的學者或多或少都具有與他較為相似的學術理路，因此對錢氏個案研究的成功突破，無疑對研究其他考據學家的學術成就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榜樣。故而我們可以說著者對錢氏研究的推進，從某種意上說，也是對清代學術研究的推進。

著者浸淫錢氏學術甚久，故深受其實事求是學風影響，為學講求無徵不信，竭力避免主觀臆斷和鑿空立說，故常旁徵博引、泛濫眾家；然又絕不炫耀學識，誇新求奇，而是細心爬梳、精思別裁，要言不煩。文風則常隨文意而轉移，或汪洋恣肆、或質樸無華，皆能洞中肯綮、恰到好處。這也是我們要充分給予注意的。

（刊於《蘭州學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