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東北蘇區

弋陽縣檔案館發現了4張土地革命時期閩浙贛省的工會會員證，該證長16CM，寬12CM，白細布，紅色石版印刷，毛筆填寫，蓋頭為《閩浙贛省工會會員證》，該證有七個欄目的填寫內容：姓名、性別、年齡、哪裡人、哪種工會的會員、加入工會的時間、發證日期。蓋尾為該證號碼，加蓋有省總工會的圓形公章和省總工會委員長余漢朝的私章。從填寫的內容來看，這些會員都是弋陽縣六區、四區（今弋陽縣中畈鄉、灣里鄉）人，其中有僱農、手工業工人，發證時間有1933年的，也有1932年的。

工會的組織建設

閩浙贛蘇區一經創立，工人就有組建工會的願望，但因當地鬥爭環境相當險惡，故而在頭兩年未能如願。1929年10月，信江蘇維埃政府成立，此時全特區8個縣儘管沒有一個統一的工會，但各縣各行業的零星工會早已出現，僅弋陽縣當時就有裁縫工會、店員工會、船工工會。隨著根據地的鞏固擴大，革命形勢相對穩定，工人們要求建工會的願望越來越強烈。1930年3月，在方誌敏同志領導下第二次信江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信江總工會籌委會，頒布了《工會臨時組織條例》，推薦中共信江特委委員、弋陽船工出身的余漢朝當委員長。

工會組織條例闡明：工會的性質為“團結工人力量，謀本階級利益，實行階級鬥爭的職工團體。”工會的組織機構：省、縣（市）成立總工會，由工人代表大會（每半年召開一次）選舉產生執行委員，下設秘書處，以及組織、宣傳、青工、婦女四部。總工會以下成立各產業工會：城市成立瓷業工會、店員工會、礦業工會、苦力工會（由車夫、轎夫、搬運工組成）；鄉村建立僱農工會、手工業工會；江河流域建立船工工會、碼頭工會。工會會員的組成：凡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店員、船工、苦力等出賣勞動力為生者以及鄉村僱農均可參加工會。會員按期交納會費，每人每月三枚銅板。

《工會組織條例》頒布后，各地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單船業工會會員就3000多人。1930年，蘇區內相繼創辦了兵工廠（工人最多時達千餘人）、被服廠、印刷廠、織布廠、煤炭廠、制傘廠、造紙廠，工會會員達10萬餘人。

大規模參加革命戰爭

當年在蘇區黨和方誌敏同志的領導下，閩浙贛的工人運動是圍繞著革命戰爭這一中心任務展開的，工人們參軍參戰，踴躍支前，為了戰爭的勝利，蘇區每次擴紅，工會會員總是爭先恐後參加，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1930年7月，紅軍攻下景德鎮，就有1000多名瓷業工人參加紅軍，為部隊擴編為紅十軍增添了有生力量。1933年3月在省委、省工會的號召下，500餘工人組織了第一個無產階級團，5月1日，又組織了第二個無產階級團。這兩個由工人組成的紅軍團日後成為紅十軍的一部分。

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蘇區的工會會員普遍實行半革命化，由工人組成的工人赤衛隊、水上游擊隊、紅色游擊隊都能單獨作戰。工人武裝更多的是配合紅軍作戰。當年紅軍每攻打一個城鎮，都有工會組織工人充當內應。如奇襲景德鎮、智取上饒、三打弋陽、激戰河口、二進閩北，每次都有工人的配合；同時他們還要做破壞公路、斷敵交通，圍困和拆毀敵碉堡等工作。

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會員們喊出了：“奮鬥，一切為了戰線”的口號。根據地開創之時，紅軍部隊人比槍多，槍比子彈多，槍彈的缺乏對戰爭極為不利。自兵工廠創辦之後，狀況有了極大改變，工人們充分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不但造出了步槍、手榴彈，就連機關槍也造了出來，子彈的產量也大大增加。除兵工廠外，各行業工會也利用本行業特點，利用手工作坊製造各種土武器。

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蘇區黨和方誌敏號召蘇區工會組織廣大會員積極參加慰勞紅軍工作。1932年贛東北省委在《紅色五月工作總結》中表揚說：“工人方面慰勞紅軍的工作更為激烈。修械處工人節省伙食費買東西給紅軍，被服廠工人組成補衣隊替紅軍補衣服，部分剃頭工人自動到軍營為戰士們理髮。這些事實是非常之多。”在農村則由僱農會員替紅軍家屬種田、砍柴。

蘇區的經濟建設

革命戰爭的持久開展，群眾生活的改善，都需要經濟的發展和充裕的財政，閩浙贛蘇區的工人運動在方誌敏的領導下搞得有聲有色，在經濟建設方面也充分表現出來。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中，僱農工會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一村莊分配土地，僱農工會都依照《土地法》的有關規定，結合實際，拿出具體方案，經政府批准后予以實施。僱農工會會員們往往是打破宗教觀念、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的主將。土地還家后，僱農工會帶頭組織生產衝鋒隊、突擊隊，組織生產合作社、貯糧合作社、互濟社。自1930年以來，儘管戰爭極其險惡，但蘇區內“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糧食、豬肉自己吃不完，還大宗大宗地外運，發展對外貿易。同樣蘇區的工業也發展很快，工會組織工人開展卓有成效的勞動競賽。軍工產品逐步適應戰爭的需要，民用產品除醫藥外，像硝鹽、砂糖、瓷器、煤、石灰等日常生產生活用品基本上自給自足，紙張、竹木製品等成批外銷，遠銷上海、杭州等地。由於工會在各條河道上設立了船舶檢查局，每處每年收入大洋達萬元。

就這樣閩浙贛蘇區的工會工作在蘇區黨和方誌敏同志的領導下，蓬蓬勃勃，氣象萬千。方誌敏曾說過：“解決被敵人嚴密封鎖的財政問題，解決經過八九年戰爭的財政問題……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特別新的辦法去解決的，表現出蘇維埃驚人的創造力量。”

對工人的領導和關懷

蘇區黨和方誌敏同志對工會工作非常重視，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條例和決議，對工會的性質、組織、任務、鬥爭都作了明確的闡述，規定：省、縣各工會的委員長由工人出身的黨員擔任，他們也是同級黨委委員、政府執委（青工部負責人則參加同級團委）。如贛東北蘇區工人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餘漢朝便是船工出身。余漢朝是弋陽余家塢人，1926年初入黨，大革命時期擔任弋陽黨委常委，蘇維埃政府主席團成員，政府執委兼勞動部長，中共信江特委書記。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兩次當選中華蘇維埃政府執委，也是共和國開國將軍吳克華（原廣州軍區司令員）、汪東興（原中央辦公廳主任）的革命引路人。1935年7月在橫豐上坑源被敵包圍，英勇犧牲。

為了更好地團結工人，卓有成效地開展工會工作，各級工會還普遍創辦了工人俱樂部，通過出板報、壁報和演文明戲等形式豐富工人的業餘生活。在這裡，除了政治學習、文體活動外，還有文化學習。為此，省總工會會同教育部編印了《工農讀本》，這樣蘇區許多工會會員都摘掉了文盲帽子。

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勞動保護法》和《關於蘇維埃的職工問題決定案》明確規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夜班工資要比日間多；各種革命紀念日休息，工資照發；女工須受特別保護，女工產假休息二個月工資照發；對於工人衛生和疾病，工廠負責保護；實行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工會中設救濟委員會、職業介紹部，對失業工人蘇維埃政府應分田給其耕種。

1932年頒布的《土地稅收法》規定：“工人、僱農免其本人納稅。”省政府還興辦了工人療養院，對於因戰爭、因工緻傷的工人和勞模實行休假療養，工人們享受到了實際利益，充分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是民眾的大救星，要保衛勝利果實，只有鐵下一條心，永遠跟著共產黨。

1933年5月1日，全國總工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這一天以省蘇執委、僱農總工會黃萬生為團長的閩浙贛省工會代表團20多名代表受到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的親切接見。

在對閩浙贛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反動派動用了大量的兵力。陳調元部由安徽自北而南，俞濟時部由浙江自東而西，與原駐上饒、廣豐、鉛山的梁立柱部，以及在余江、萬年一帶的駐軍，採取“穩紮穩打，碉堡推進”的戰略，以橫峰和葛源為合圍中心，從四面八方圍攻贛東北蘇區。

民國23年7月，紅七軍從中央蘇區出發北上抗日。10月，在德興縣重溪與紅十軍會師，共同組成紅十軍團，由方誌敏率領，離開根據地繼續北上，只留下一個紅三十師及各縣游擊隊，在根據地堅持鬥爭。

自老鴉尖、茗洋關、溪工鎮、大王渡、油筒石、豬頭山等相繼失守后，敵軍於5月23日攻佔了橫峰縣城，11月28日又攻佔了葛源，至民國23年底，全縣大部分蘇區失陷。

蘇區失陷后，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閩浙贛省委將地方黨政組織及革命團體分散，轉為秘密活動，同時成立精幹連，開展游擊戰爭。省軍區司令員唐在剛和省軍區參謀長鄒琦，省蘇維埃裁判部長徐炎榮、紅三十師政委黃富武等，在葛源、篁村、槎源塢一帶領導遊擊戰爭，並成立弋、德、橫中心區委和葛源戰區。各地游擊隊有時化整為零，有時集零為整，埋地雷，炸碉堡，打伏擊，搞突襲，相機消滅佔領蘇區敵人的有生力量。只有32條槍的葛源游擊隊，曾奇襲敵人重兵駐守的葛源鎮。游擊隊的偵察員王貴泉，多次潛入敵人的巢穴摸情況，殺壞蛋。上坑源游擊隊，多次伏擊“清鄉”隊，打得敵人棄械而逃。

民國24年8月，中共樂河特委書記程伯謙，帶領游擊隊，活動到磨盤山地區，先後摧毀敵人在清溪嶺和槎源塢的炮台，襲擊了葛源鎮。民國25年4月，弋、橫、上、德中心縣委成立后，設弋德、葛源、上饒三個中心區，擴大了游擊隊的活動範圍。民國26年，中心縣委游擊隊有90多人，加上縣、區游擊隊，兵力共四五百人，組成了贛東北工農游擊大隊，裴普山任司令員，楊文翰任政治委員，下轄三縣嶺、磨盤山、懷玉山3個支隊。這支游擊隊，一直堅持到4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