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樓村

在魯西地區，博平是建黨較早的縣份，中共袁樓黨支部成立於1927年8月，土地革命戰爭初期，距今已有79年的歷史。根據對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袁樓村人郭慶江是我縣革命鬥爭史冊上的的第一位共產黨員。郭慶江，號蔭九，博平縣（今茌平縣博平鎮）袁樓村人，1905年出生，從小讀書，16歲考入聊城省立第二中學，1926年即在他高中將要畢業的最後一年，學校被當局合併到濟南北園省立高中，他與同學又轉入了濟南讀書。濟南是山東省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源地之一，郭慶江在新思想、新形勢的影響下，在北園中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的入黨介紹人是他的同班同學，陽谷縣早期共產黨員楊一齋（又名楊耕心），當時他們的直接領導人是王寅生、關嚮應。郭慶江入黨時間是1927年春天，在此之前，茌、博平還沒共產黨員，因此，在同年7月郭慶江畢業返鄉后即成為我縣歷史上的第一位中共黨員。

1927年7月，郭慶江帶著發展黨員、建立組織的使命畢業回到家鄉袁樓村。在此前後，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急聚變化，蔣介石、汪精衛等相繼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全國陷於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魯西北仍為封建軍閥所統治，政治黑暗，經濟蕭條，文化落後，信息閉塞，國民黨勢力滲透發展。但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軍閥壓迫的廣大人民，在南方革命形式的影響下，開始覺醒，並不斷掀起反抗封建軍閥統治的鬥爭。在這種條件下，郭慶江根據黨的指示，開始在當地發展黨員。第一個入黨者是本村青年農民袁果，隨後袁果又發展袁本恆(袁壽晨)入黨。就在袁本恆入黨的那天，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王寅生、陽谷縣早期共產黨員楊一齋親臨袁樓，宣布成立了中共袁樓黨支部，郭慶江任支部書記，袁果、袁本恆為委員，這就是茌平縣歷史上第一個中共黨組織，時間是1927年8月。

它於1922年起源於中國南方。因為這個組織內部以貧僱農中的積極分子為核心，以農村中貧僱農、中農及手工業，工人和貧苦知識分子為基本成員，所以它集中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在中國具有廣泛的號召力。袁樓的共產黨員，雖未親歷南方革命鬥爭的場面，但是，黨中央確立了組織農民的路線，適應當時的地方形勢，因此，袁樓黨支部組織農民協會也取得了成功。最初，農民協會在袁樓村成立，支部委員袁本恆任協會領導。農民協會以反抗封建勢力的剝削和壓迫，保護窮人的利益為宗旨；鬥爭的基本形式是組織貧僱農同地主、富農開展說理鬥爭，借糧借款救濟窮人，依靠團體的力量，抗糧抗稅推行“合理負擔”等。

於1928年2月將縣委書記張干民調走，縣委委員袁果也調團省委工作，其他暴露的同志均作了隱蔽和轉移，留下趙以政同志在聊城代理書記，負責聯絡工作。不久，趙以政被國民黨新軍閥殺害，魯西革命形勢遭到嚴重挫折。為了保證黨對這一地區的領導，上級決定改組魯西縣委。1928年5月，中共山東省委派馬守遇同志來魯西，在堂邑北鳳凰集，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會議確立新縣委(后稱第二屆魯西縣委)由袁樓農民黨員林夢白任縣委書記，袁本恆任縣委組織委員，郭慶江任宣傳委員，袁平之、孫大安等為執行委員，同時決定，魯西縣委機關由聊城姚家園子遷至博平袁樓村。第二屆縣委成立不久，時局又發生變化，國民黨新軍閥打跑了舊軍閥，革命力量遭到了新舊軍閥的輪番迫害。新一屆縣委連一次全委會也未開成，就與外地基層組織失去了聯繫，孫大安等相繼離開魯西。此後，魯西縣委的職能，實際地落在袁樓支部黨員的肩上了。袁樓地處偏僻，不大為敵人注意，具有較好的群眾基礎，易於隱蔽革命活動。這是黨能夠存在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是，當時共產黨即無政權，也沒武裝，更沒有建立起根據地，在敵人絕對優勢，嚴密統治的情況下，黨員不僅沒有絲毫物質保證，而且時刻面臨著殺頭的危險。因此，組織活動受到了嚴格限制，也不能再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了。不久，因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遭到敵人破壞，縣委與省委也間斷了聯絡。為了及時得到上級指示，聯繫基層黨組織。

1928年6月縣委派郭慶江去濟南找省委彙報請示工作，派袁本恆去陽谷、冠縣等地聯繫黨組織。郭慶江去后未歸，也沒消息；袁本恆回來也未找到外地黨員。不久，袁本恆又去濟南找省委。帶回了“隱蔽鬥爭，積蓄力量”的指示和郭慶江留在省委工作的消息。據此，魯西縣委對袁樓支部作了調整，袁本恆兼任村支部書記，並決定“黨員單線聯繫，秘密活動，隱蔽發展”。同年7月份以後，因省委多次轉移屢遭破壞，縣委曾二次、三次派人去濟南均未能找到省委，聯絡站被封，縣委與省委失掉聯繫，袁樓黨組織從此進入了長期艱難的隱蔽鬥爭時期。在白色恐怖中，頑強擎舉著魯西縣委的革命旗幟，直到1938年中共博平縣工作委員會成立，袁樓黨組織才公開恢復活動。

袁樓村黨支部過去為我國的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現在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是發展多種經營。多年來，黨支部積極引導群眾大搞蔬菜生產，新建大棚55個，中拱棚200畝，黃花菜300畝，池藕100畝。通過發展蔬菜生產，群眾人均增收800元。在搞好蔬菜生產的同時，我們與省農科院等單位合作，建立了1000畝小麥良種繁育基地，500畝抗蟲棉種繁育基地，100畝蔬菜良種基地。這些項目投入不多，群眾容易接受，一年下來，群眾人均增收1000元。此外，我們村上有上百畝的廢窯坑多年閑置，三年前村集體出資將這些窯坑改造成魚塘。魚塘挖成后，向村民招標承包，每年收取承包費5萬元。發展林業生產也是集體增收的有效途徑。黨支部利用黃淮海農業開發的機遇，發動群眾種植毛白楊3萬多株，按合同規定，樹木長成后，村集體與農戶按2：8的比例分成，這樣村裡每年又可增加6萬元的收入。

二是盤活集體資產。為了鼓勵群眾經商辦企業，我們先後為4戶村民提供場地創辦電纜廠、預製件廠、孵化場、養豬場，總面積1萬多平方米。頭三年，村裡不收取任何費用，三年後村集體每年可收取1萬元租賃費。

三是搞活村企業。把停產多年的磚瓦廠承包給1戶村民，通過加強管理，現在年生產機制磚800萬塊，村集體每年可收取承包費10萬多元。村級經濟實力的增強，解決了“有錢辦事”的問題，全村公益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幾年來，袁樓村先後投資40多萬元用於改善生產條件，打井、修路、建橋、植樹，一切費用全部由集體解決，沒收過群眾一分錢。先後投資60多萬元改造村裡的電網，硬化了3500多米街道，建起了村文化室。黨員活動室，科技服務中心等活動場所，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促進了精神文明建設。現在有袁樓村經濟發展，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