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賢寺

聖朝（明）初有僧玉琳者因是跡而依棲之，則屏除茨翳，開廣居址，斫構為堂、刈草為廬，遂以‘普賢寺’名焉。”碑文沒提到東漢僧的國籍和居所情況，因年代久遠又無遺址殘留，已無法考證。任繼愈1981年版《中國佛教史》第97頁論述說：漢明帝以後的東漢時期“佛寺是為西域僧侶居住和過宗教生活使用的。”2004年7月，筆者經過西山腳下龍門村時，在普賢寺南大約2公里的龍雲西園別墅南面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至東漢的人類活動遺跡遺物（有關研究已寫成文章），為普賢寺淵源於東漢時候僧人居所的說法提供了可用於推論的佐證。

自明初建寺以後，普賢寺就購置了供養田產租給佃農耕種，後世又偶有購買或接受信徒捐贈。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重修普賢寺常住記》碑陰鐫刻響應傅宗龍號召向普賢寺捐助的善士功德，碑文提到：“崇禎八年二月初十日，普賢寺買到李時華……等將祖遺地一塊，地名三十河，記本寺洪武間置買常住水田三十四畝。”清康熙五十四年《置普賢寺常住田碑記》記載了信徒在順治十七年、康熙四十年、康熙五十四年向普賢寺捐田的事迹。

明洪武年間初建的普賢寺只有一間正殿。季琮的碑文講述宣德二年（1427年）時一位姓張的雲南都指揮僉事在寺后坡地更高處建了遂閣，同時凈雲和尚等又募資重修正殿。明天啟年間劉義征著《滇志》記載永宣時期在雲南任都指揮僉事姓張的只有張麟（字仲祥，直隸鳳陽人）一人。

景泰七年（1456年）從雲南府城內的圓通寺請了名僧永暹和尚籌資自成化元年（1465年）夏開始大修普賢寺，次年竣工。成化年間的大修新增正殿三楹，殿內塑立普賢菩薩。正殿之後建后閣，供奉觀音，稱大悲閣（現在，因正殿後的建築都已成廢墟且未發掘，成化后閣與宣德遂閣的相對位置不能確定）。正殿兩側建禪房，左名“曙霞”，右名“幽月”。庭院內外建游廊和多道山門，並砌圍牆。從這時起，普賢寺才成規模。從嘉靖三十一年起常居碧嶢精舍的楊慎在《普賢寺》詩中描述道：“香閣影波心，從雲萬木深。月明清梵夜，遙應海潮音。”並把碧雞山地區寺廟的“九寺鐘聲”（九，言其多）列為“高嶢十二景”之一。

崇禎三年至十年十月，解官在家閑居的傅宗龍（崇禎十四年九月戰死後官復兵部尚書）作《重修普賢寺常住記》，記述住持僧本圓自誇的功勞：“普賢寺當水陸之衛，以眾檀越之力補葺拓充，漸有次第，往來至止者或粥或飯，聊以療飢”。說明傅宗龍閑居期間，普賢寺依然很旺盛。該碑由寺僧於崇禎十二年春鐫立，撰文稱號沿用“郡人括蒼傅宗龍撰”（解官時的稱呼）；碑陰鐫刻功德。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希有問公和尚主持院政，募資重建普賢寺，斷斷續續，歷經30餘年才竣工。咸豐元年監寺僧源輪特地立碑紀念。重建了正殿、後殿、兩廡、上下禪房和靜室。鶴慶信徒張藻捐資新建了羅漢殿。羅漢殿在光緒七年重建以後改稱羅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