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裔煊
中國歷史學家
戴裔煊,著名的歷史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學家。廣東陽江雅韶塘客村人,原住陽江縣江城鎮黃屋巷,生於1908年12月28日,卒於1988年9月12日。1927年入中山大學預科,1929年升入中山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1934年畢業,在中學任教數年,1940年再度入中山大學深造,在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目是《宋代鈔鹽制度研究》。1942 年在重慶北碚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民族組任研究員。1945—1949年,在中山大學地理系和廣東省立法商學院擔任民族學教學工作。1949年以後,一直在中山大學任歷史系教授。曾任中山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廣州市政協委員等職。
戴裔煊教授翻譯了詹姆士《人類學導論》,專著已出版的有:《西方民族學史》、《干蘭——西南中國原始住宅的研究》、《宋代鈔鹽制度研究》、《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主要論文有:《鮑亞士及其學說述略》、《民族學理論與方法的遞演》、《南蠻之史的研究》、《僚族研究》、《歷史的壓力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中國民族文化由來的理論與實際》、《棉種棉織傳入中國與西南民族的關係》、《古代東方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與水利灌溉的關係》、《古代希臘城市國家奴隸制的類型及其產生的由來》、《種族歧視產生髮展的由來及其階級本質》、《石器怎樣發展到鐵器》、《中國古代鐵器和冶鐵技術的西傳》等等。還協助黃文山教授編寫了《民族學書目》。戴裔煊教授的事迹已收入1986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辭典》(現代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編由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名人辭典》。
專研澳門史
戴先生研究澳門史始於1956年。他首先著重探討葡萄牙殖民者什麼時候和怎樣入據中國領土澳門的問題,為此寫成《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和《關於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兩篇專題論文。
戴先生認為,關於葡人入據澳門年代的可靠記載,應當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和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嘉靖三十二年說的主要根據是萬曆年間郭粱的《廣東通志》的,說法:“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趨濠鏡者,託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蓬累數十間,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為舶藪矣。”嘉靖三十六年說主要是根據16世紀來過中國的葡萄牙海盜商人平托的《旅行記》的記載,說1557年,廣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請求,將澳門給與葡人。兩種說法的時間相差四年,這是由於葡人從賄賂海道副使汪柏,被允許入濠鏡澳居住,搭蓋蓬累數十間,到用磚瓦木石建成永久性房屋,中間經歷了四年的過程。從嘉靖三十二年起算,著眼點放在事情的開始;從嘉靖三十六年起算,著眼點放在事情的歸宿。兩說都沒有錯誤。
葡萄牙殖民者自17世紀以來,竟然在他們怎樣入據澳門的問題上,無中生有地宣傳葡人為中國政府趕走海盜,中國政府把澳門給他們作為酬勞的謬論,以掩蓋其佔據澳門的實質。近代西方的“澳門史專家”如蒙塔爾托、布拉加和漢學家高第、伯希等人,則推波助瀾,把謠傳說成信史。戴先生對於澳門歷史上的所謂趕走海盜問題,就它有什麼原始資料根據、所根據的資料是怎樣來的、是否可靠、海盜首領是誰、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誰代表中國政府把澳門給了葡人、有什麼憑證等問題逐一進行考證,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和耶穌會士企圖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葡人協助廣東當局鎮壓柘林海兵起義事件,作為其在嘉靖三十六年佔據澳門的理由,結果演成事迹、時間、人物方面矛盾百出;從而澄清了在葡人怎樣入據澳門的問題上所存在的混亂。
十年浩劫開始以後,戴先生與其他老一輩專家學者一樣,難逃抄家的厄運。值得慶幸的是,幾經艱難搜集來的近兩百萬字的澳門史資料沒有被抄走。1970年,戴先生從幹校回來,在圖書館關門、科研工作停頓的情況下,利用早已搜集的近百種中外文資料,對《明史·佛郎機傳》進行全面的探索考核,鉤沉抉微,寫成《〈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一書。這部考釋性的學術著作,今天已經成為研究早期澳門歷史的必讀書。但在那芳荃寥落、荊棘遍地的年代,作者對這部書並不抱有出版的奢望,只是想把有關澳門早期歷史的資料整理出來,供後人參考。為此,他在書稿的扉頁,用工整的毛筆字加上“葡萄牙殖民者侵佔澳門史料”的副題。對一種學問或課題的研究,難能可貴之處,不在於當它成為顯學或熱門時能夠為它錦上添花,更不在於急功近利、粗製濫造,去趕熱門;而在於當它的重要性還未被發現時,能夠堅持不懈地研究下去。戴先生對澳門史研究的執著追求,正體現了這種難能可貴的精神。
戴先生在考察明朝嘉靖年間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國東南沿海活動情況的同時,還注意到當時活躍在中國東南沿海、同葡萄牙殖民者有一定關係的倭寇海盜。把倭寇海盜的活動,同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就嘉靖年間倭寇海盜發生的原因及其特點,階級成份等問題提出了新見解。在此基礎上,於1976年寫成《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一書。儘管學術界對書中一些觀點尚有不同看法,但此書仍不失為一家之言。
80年代以來,國內外研究澳門史的學者日益增多。戴先生以多年研究的成果,為這一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著作《〈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和《明代嘉隆間的倭寇海盜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關於澳門歷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也由澳門星光出版社出了單行本,港澳報刊和國內學術界都稱他為澳門史專家,他對此深感不安,他說:“聲聞過情,學者恥之。對未研究過的東西,我一無所知。對研究過的東西,我也只知道一點點。”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研究熱潮,戴先生不顧年事已高、身患多種疾病,繼續在澳門史研究上辛勤耕耘。直到75歲高齡,他還藉助一部英語的葡文語法書籍在學葡文,希望能夠直接利用葡文資料;並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力爭寫成一部貫通明清兩代的《葡萄牙佔據澳門史》。遺憾的是,這部著作由於戴先生的逝世及其他原因,至今未能完成。
戴裔煊先生一貫務實求真,置名利於度外。他的學術生涯是一位愛國學者的生涯。他為澳門史研究作出的卓越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