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情報處

戰鬥在古城西安的對敵鬥爭隱蔽戰線上的——中共中央西安情報處（簡稱西情處）曾得到黨中央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賀龍、習仲勛、馬文瑞、汪鋒等的高度稱讚。

中央直屬西安情報處於1945年經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王超北任處長，李茂堂任副處長。

胡宗南進攻延安時，中央頻頻電示，要求西情處收集有關情報。西情處的同志們，特別是情報組的蔡茂林、吳宗魯、文稚青、屈伸及機要組的王惠今、高秀芳、楊碧桃等，共同努力，在宜川戰役前後幾次把關於胡宗南軍事動態、軍力部署電告中央，提供了500多字的胡宗南在陝北的兵力部署情況。

毛主席在看到西情處情報后說：“龐智（王超北的化名）是無名英雄”。宜川大捷后，1948年7月12日，中央給西情處來電說：“一年來，你們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頗大，今後戰爭將繼續向南發展，望繼續努力，多加搜集西北蔣胡匪幫軍事情報。”為此周恩來副主席還批給了西情處一大筆活動經費。

為了從各方面搜集敵人的情報，西情處先後利用各種手段，與敵人鬥智斗勇，在西安地區先後共掌握了8部電台供西情處使用。最早的一部電台就設在西北行營主任熊斌的住處“止園”。其中還有兩台分別設在大蓮花池街7號院後院王超北家裡和東柳巷一號李江波家（西情處成員）的後院樓上。而第八部電台也是最後一部電台，建立在陝西省電政管理局的250瓦特大型國際電台上，一直與中央聯繫到西安解放。

從1939年到1949年，西情處（西情處雖然正式成立於1945年，但其實際工作從1939年即開始）共向中央發電報2400多份，約30萬字。在白色恐怖的極端惡劣環境中，西情處一直堅持與中央電台的聯繫，這些電台之所以能堅持下來，一靠中央的正確領導，二靠群眾的掩護，三靠情報工作者的機智勇敢和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

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國民黨加劇了反共摩擦活動，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先後製造了150多起摩擦事件，其中屬於軍事進攻的就有20多起。西安市內的七賢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副官王克、押運員郭步海和派在火車站看守倉庫的4位同志，先後“失蹤”。國民黨在全國同樣製造了多起駭人聽聞的殺害八路軍、共產黨的慘案。其中有1939年6月，新四軍湖南平江通訊處，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全部慘遭殺害；同時，河北省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400餘人遇害；同年11月，國民黨特務和軍隊，製造了聞名的“確山慘案”。國民黨的這些法西斯血腥暴行告訴我們，胡宗南完全有可能在一天早晨，奉蔣密令，突然包圍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再製造一起慘案。

1940年冬，一個北風呼嘯的夜晚，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負責人伍雲甫找到王超北，對王說：鑒於全國各地八路軍、新四軍辦事通訊聯絡機構，不斷遭受國民黨的突然襲擊而發生流血事件，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同樣受到胡宗南的嚴重威脅，辦事處又不允許設電台同延安直接通報。為了防止意外事變，亟需在西安建立一部秘密電台，一旦遇到胡宗南突然襲擊西安“八辦”時，我們可以用秘密電台同中央聯繫。

王超北面對伍雲甫同志的重託，欣然接受了這個光榮而迫切的任務，他經過精心策劃設法從上海搞到一部電台，經過深思熟慮的一番安排，第一部秘密電台建立起來了，電台就設在原楊虎城將軍公館“止園”的內院，開始了和延安的電台聯繫。

1946年，國民黨積極發動全面內戰，陝西和全國一樣，山雨欲來風滿樓，西安市內一片白色恐怖，國民黨軍、警、憲、特、團虎視眈眈。西情處直接支持和平民主的力量，並將西安的情況電告中央。

毛澤東主席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西安的《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態度鮮明，為歡迎毛主席到重慶而寫的社論，非常精彩，社論的題目是《團結在望，國家之光——欣聞毛澤東先生抵達重慶》。社論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熱烈謳歌，受到全國進步輿論的一致好評。反動派如坐針氈，暴跳如雷，祝紹周、谷正鼎、楊爾瑛等反動頭子，說它比共產黨還可恨，特務立即寫黑信，將子彈裝在信中進行恐嚇。

西情處當即給中央發電報，報告了恐嚇黑信的內容，又將收到的新華社的廣播稿及新華社的新聞電訊，全部供給《聯合版》，使《聯合版》在西安的影響不斷增大。但是西安的法西斯採取了種種暴行和惡劣手段，使《聯合版》被迫停刊。

胡宗南並未因此而善罷甘休，一個更加罪惡的陰謀計劃正在進行之中，他們決定暗殺《民眾導報》主編李敷仁，並擬定了逮捕名單，還要特別處置杜斌丞。西情處緊急電告中央，同時設法告知有關人員。由於李敷仁對敵人的兇惡本性估計不足，不幸慘遭毒手。

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西情處即向中央發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汪鋒、工委統戰部長呂劍人、組織部長王俊、西安市工委書記韓夏存等，立即千方百計，不惜代價進行組織營救，好在敵人的罪惡子彈未擊中李敷仁要害，關中地委派人將李敷仁送到延安，傷愈后，毛主席接見了李敷仁，高度讚揚了他堅持正義，堅持民主，不怕犧牲，為老百姓辦報的革命精神。

1947年8月10日凌晨，全城的人們還在熟睡之中，建立在國民黨陝西鹽務局的西安電台仍在緊張的工作——向延安發電報，發電報者就是西情處四號秘密電台台長鬍家兆，電報的內容是關於胡宗南新的作戰計劃。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破了一片寂靜，一群凶神惡煞的特務踢開門闖進了發報室，正在全神貫注發電報的胡家兆手中的密碼被奪走，一副冰冷的手拷戴在了胡家兆的手上。特務將胡家兆押入位於太陽廟門街至善巷13號——西北特種拘留所秘密監獄。

兩天以後，西情處的機要科長王釋奇也在梆子市街雜貨鋪門口被特務逮捕，一同關在秘密監獄。

胡家兆、王釋奇兩人被捕后，軍統特務即對他們嚴刑逼供，酷刑用遍，胡家兆、王釋奇始終堅貞不屈，他們用自己的生命維護了情報工作的機密。黨組織一直在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加之李茂堂的特殊關係，最後軍統判處胡家兆有期徒刑12年，王釋奇10年，後來被捕的西情處保衛科長梅永和判刑5年。西情處將三人被判刑的情況電告中央，中央來電錶示深切慰問，並資助救護費用。胡家兆同志因受刑過重，不久犧牲於獄中，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杜斌丞是中國傑出的民主革命活動家，是我黨的忠誠朋友。蔣胡集團曾用高官厚祿拉攏他，被他嚴辭拒絕，因此，蔣胡集團對他恨之入骨，把他視作眼中釘、肉中刺。

西情處根據中央的指示，對杜先生的個人安危非常關切，不斷加強情報工作，並及時報告中央。

據李茂堂獲悉，軍統將陝西名流及教育界進步人士和十七路軍退休軍人張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楊子廉、李虎臣、王菊人、楊明軒等百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單。

中央電示，西情處設法告知杜老，讓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並提供必要的幫助。在西情處獲得了祝紹周的“杜斌丞、向柏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據，速即查辦”的情報后。西情處處長王超北設法當面告訴杜先生上述情報，但杜先生並未完全看透胡宗南和祝紹周的兇狠本質，認為他是有一定地位的知名人士，蔣胡不至於馬上對他下毒手。

1947年3月20日，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古城西安，烏雲翻滾，寒風瑟瑟。就在胡宗南侵佔延安的第二天，敵人採取了極其卑鄙的栽贓誣陷手段，逮捕了杜斌丞先生，同時被捕的還有王菊人先生。西情處立即將這一消息電告中央：“杜斌丞先生和他的侍從杜良民與王菊人均被逮捕。”中央回電：指示西情處注意敵迫害杜的進一步陰謀，隨即電告，並讓西情處注意自身安全。

1947年10月7日，敵人以捏造誣陷的販毒罪，把杜斌丞先生等多位革命者殺害於西安古城的玉祥門外，古城西安被血雨腥風所籠罩。

情報的重要性表現在軍事上顯得尤其突出，西情處在軍事情報工作中，也作出卓越貢獻。邯鄲戰役是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以前發生的，在戰役發生的前兩個多星期，當國民黨軍隊出動后，西情處就向中央發出了“酉江電”，及時地向中央報告了國民黨軍的數量，進攻路線，進攻時間，使我軍為取得戰爭的勝利，爭取了主動。

1946年11月18日，在延安的窯洞里，毛主席起草了《關於暫時放棄延安的指示》。而早在1月1日，西情處的“子東電”就向中央反映了胡宗南叫囂進攻延安的動向。1946年5月1日，蔣介石親自到西安進行督促動員，西情處又把蔣胡企圖打延安的新動向於6月21日向中央發出了“已馬電”。中央接到西情處的幾份電報后，於5月22日回電，認為西情處的軍事情報質量很好，對了解敵情很有幫助，這使西情處的同志們深感欣慰。

1947年8月10日夜，夜深人靜，西情處打入胡宗南總部的情報員吳宗魯送來緊急情報：我軍攻榆林，榆林向蔣介石告急。蔣聞訊大為震驚，於8月7日親自飛抵西安，命令胡宗南率部北上，並命整編36師師長鍾松率該師123、165旅輕裝組成快速兵團，沿咸榆公路增援榆林。西情處立即將此電告中央。而鍾松到達榆林后，自以為援榆有功，誤認為我軍聞訊逃跑，掉頭南下追擊我軍。我軍佯作東渡黃河之態，鍾松貪功冒進，陷入彭總設下的包圍圈，大部被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沙家店戰役。8月20日中央來電通告西情處：“西北戰局已根本改變，解放軍已開始反攻。”事實上肯定了西情處沙家店戰役前的情報工作，同時也對西情處的工作予以鼓勵。

在沙家店大捷鼓舞下，西北戰場轉入戰略反攻，中央多次電示西情處，注意搜集胡宗南軍動態及軍事意圖。1947年11月15日又來電問：“胡軍最近動態如何？胡宗南現在何處？”西情處很快了解到胡宗南部的董釗整一軍，從陝北出潼關去河南對付陳謝兵圖，陝北只剩劉勘部的整29軍，守宜川的只有何文鼎的76師24旅約5000人。西情處把這一情報電告中央。並在宜川戰役前先後幾次把關於胡宗南的軍事動態、軍力部署電告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2月27日500多字的“丑感電”。

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趙壽山、閻揆要等領導在獲悉重要情報后，率領指揮西北野戰軍，於1948年2月28日，對宜川發起進攻，至3月3日，宜川戰役勝利結束。1948年7月12日，中央來電說：一年來，你們軍事情報很好，對西北我軍幫助頗大。今後我軍將繼續向南發展，望繼續努力，加緊搜集西北蔣胡匪幫的軍事情報。

這些潛伏在西安國民黨敵特機關的西情處的同志們，用自己對黨對人民的忠誠，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壯歌，為黨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戰功。

情報搜集到以後，傳遞情報也要及時，當時的主要手段有兩種，一是電報，一是靠交通員傳送。電台的優勢是迅速及時。但是有些文字太長，如軍政會議的記錄、成冊的機密文件資料圖表、成冊的武器彈藥統計等材料，就必須由地下交通員輸送。為此，西情處先後建立了東路、南路、北路三條秘密交通線，人稱紅色交通線。比如，東路地下秘密交通線是沿隴海鐵路到華陰車站，渡過渭河，北經朝邑、澄城兩縣，過黃龍山至洛川舊縣，偷越封鎖線，進入邊區富縣、茶坊。秘密交通線，除運送秘密情報外，還負責護送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及進步人士。西情處這條交通線先後護送了潘自力、張瑞華（聶帥夫人）、張琴撫等百餘人去延安解放區。

為了加強同重慶方面的聯繫，西情處又建立了南路地下交通線。南路交通線最早是共產黨員武志平開闢的，武志平當時是活躍於川陝的著名老交通員，他的公開身份是楊虎城部孫蔚如的38軍少校聯絡參謀。1933年，他通過大巴山歷盡艱難險阻，完成了川北紅軍與楊虎城部孫蔚如38軍簽訂共同抗日反蔣的“巴山之盟”。事後被蔣介石覺察，因此，武志平受到蔣介石的通緝。

荔北戰役以後，西北地區的形勢和全國一樣大好，為了保證西情處的安全和迎接西安市的解放，地下黨組織認為應該組織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此時，西情處從西安綏署方面獲得情報，胡宗南要擴編西安市民眾自衛隊。

由於胡宗南的主力已受到殲滅性的打擊，不僅野戰軍沒有力量，城防也很空虛，他想把西安市原來的民眾基幹隊擴編為民眾自衛總隊。自衛總隊是西安市的武裝，當時西安市是院屬直轄市，因此，胡宗南便以中央行政院名義，電令西安市政府，把原基幹隊擴編為12個大隊，轄23個中隊的西安市民眾自衛總隊，共有官兵2000餘人，總隊長由西安市長兼任，設立專職副總隊長一人，以掌握領導自衛總隊的全面工作。各大隊長由各區區長兼任，另設專職副大隊長。主要任務是協助正規軍防守西安城和維護社會“治安”。王超北決定將這支自衛總隊控制在黨的手裡，以迎接解放軍入城和保衛西安市。西情處將此情報電告中央，中央同意，並指示要慎重行事。

王超北要控制自衛總隊，關鍵一點是把專職副總隊長爭取到手。西情處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最後決定將閔繼騫派去做這個專職副總隊長。

閔繼騫是陝西渭南人，1930年在中共陝西省委和王超北一起工作過，時任胡宗南的中央黨校第七分校駐西安辦事處少將主任，本人和胡宗南的高級幕僚都有關係。經中央同意后，王超北做閔繼騫的工作，閔表示很願意爭取這個職位，願意為黨做工作。

王超北經過艱苦細緻、曲折複雜的工作，使胡宗南下手令任命了閔繼騫為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

西安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7日，解放軍逼近渭河北岸，西安警備司令見勢不妙，準備逃跑，便命令自衛總隊接替西安城防。18日，西安城已可以聽到解放軍的炮聲，西安城內的軍警憲特一片驚慌，秩序大亂。胡宗南下令炸工廠、機器，破壞西安市的市政設施，王超北以地下黨組織的名義，向閔繼騫提出，自衛總隊要採取有力措施，保護主要機關、工廠和檔案，加強崗哨巡邏，防止敵人破壞搗亂。由於解放大軍的迅速入城，胡宗南企圖炸毀西安城這一陰謀沒有得逞。

5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六軍軍長羅元發率部進入西安市。自衛總隊按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參加歡迎解放軍入城的行列，王超北、李茂堂和閔繼騫等人一同去見羅元發，向他介紹西安地下黨組織和自衛總隊的情況。羅元髮指示自衛總隊開赴指定地點，協助維護社會秩序。幾天後，西安民眾自衛總隊奉命改編為第六軍第十六師的補充團，正式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行列。

西安的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西情處也完成了它光榮的歷史使命。

王超北，化名龐智，澄城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革命鬥爭。1939年武漢淪陷后，他奉黨的指示轉入地下，在西安以大商行老闆的身份作為掩護，秘密收集情報，建立了廣泛的社會聯繫網。他動用父親遺產16000塊大洋並親自繪圖設計，在大蓮花池7號院建造了一座內部結構複雜、可確保安全的樓房，作為秘密工作機關。直至西安解放前夕，他先後設立8座秘密電台，源源不斷地向陝北發送重要情報。這些秘密電台大都設在國民黨要害部門或其駐地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