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暉

《後漢書·朱暉傳》記載：年十三，王莽敗，天 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而去。

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侯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君。“就曰：“朱椽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

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干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后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

元和中，漢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麵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是時谷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谷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址、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后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系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系？”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后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后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

《後漢書·朱暉傳》有記載。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道德品質，也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保證，尤其是在為人處世上，人們更是看重信字。只有做到以誠待人，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和認可。

東漢的時候，河南南陽有兩個人，一個叫朱輝，一個叫張堪。兩個人原來並不認識，後來讀太學期間，兩人做了同學，結識后甚為投緣，才慢慢熟悉起來。朱暉不但知識淵博，且為人正直。當時的張堪已是朝廷重臣，很欣賞朱暉的學識與為人，再加上同鄉關係，就有意提拔朱暉，可他卻婉言謝絕了。這樣一來，張椹更覺得朱暉是個可以信賴的人。

太學學業結束，兩人歸家分手之時，張堪推心置腹地和朱暉說：你是一個非常自持的人，倘若哪日我身體不好，乘鶴仙去，願把自己的身家與妻兒託付你！朱暉忙道“豈敢豈敢”，但心卻非常感激，畢竟有人把自己當作生死之交，也是一件讓人欣慰的事。當時他們身體都很好，朱輝也沒把張堪的話當回事，並沒有做出何承諾。

之後，兩個人因為種種原因失去了聯絡。時光如水，沒過多久，張堪便去世了。張堪為人為官，清正廉潔，家中少積蓄，妻兒生活非常拮据困難。然正當他們為生活困窘發愁之時，朱暉聞訊趕來，向張堪的妻兒伸出援助之手。以後就不斷地給張堪的家裡資助，年復一年的去關心他們。

朱暉的兒子非常的不理解，就問朱暉：“您過去和張堪並無深交，為何對他的家人如此厚待與關心呢？”朱暉感慨道：“我和張堪只是彼此倚重、生死相托的朋友，這就足夠了。”兒子更是納悶：“既然你們是好朋友，怎麼不曾來往？”朱暉道：“我與張堪雖來往不密，但是張堪在生前曾有知己相托之言。他所以託付給我，是因為他信得過我，我又怎能辜負這份信任呢。況當時我嘴上雖然末置可否，心中卻已答應。初時張堪身居高位，自然不需要我的幫助。而如今他不在了，其家人生活窘困，我又怎能袖手旁觀？”

朱暉在家鄉是一個扶貧濟困非常有愛心的人，南陽太守很仰慕朱暉的為人，為了褒揚朱暉便想請朱暉的兒子去做官。可是朱暉卻想把這個當官的位置讓給張堪的兒子，於是去找南陽太守說：謝謝你的好意，犬子才疏學淺，不適合為官。我倒想向你推薦一人，是我故人張堪的兒子，他學習刻苦，非常守禮儀，是個可造之才，我願意把故友的兒子推薦給你，讓他去當官，為民眾服務。後來張堪的兒子果然沒有辜負朱輝的對他的信任，廉潔奉公，勤奮踏實，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朱暉後來官至尚書令，卻從來不炫耀自己。他背地裡常常告誡兒子說：“你不一定要學我如何做官，但務必要學我如何做人。”

這便是中國歷史上很有名的一個典故的來歷：情同朱張。這個故事和很多其他的故事一樣，足以說明我們傳統的中國人是如何看重一個“信”字。這裡並沒有合同，沒有文書，甚至沒有一句公開說出口的承諾，然而朱暉卻這麼去做了。做人能夠真正做到一諾千金，不計得失，世所少有。朋友去失之後，能主動出手相助，這種深厚而純真的情誼，實在難得。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現代人學習和反思的。

兒子：朱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