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共產黨

根據第三國際的規定，一個國家成立一個共產黨。台灣當時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共為日共的一個支部，正式名稱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共於上海組黨后，原應負責與日共連絡的謝雪紅隨即被捕並被遣返台灣，於是僅由林來旺返回日本東京與日共聯絡。

1928年4月23日林來旺返東京，發現於三一五大檢舉后，日共領袖雖有部份躲過逮捕但都在逃亡，林來旺幾經努力才終於與逃亡中的日共聯繫上，這段期間，林來旺也招收了兩個留學生林兌、林添進為黨員。8月，林木順潛至東京，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台共與日共的聯繫。9月23日，林木順、林來旺、林兌、林添進四人會合，決議成立“東京特別支部”的組織，由林來旺為負責人，與日本共產黨及台灣共產黨島內機關相互連絡。10月中旬，林木順理應帶著日共的指令到台灣，但林木順認為回台太危險而前往上海，終其一生不曾再返國門（林木順於1931年日警在上海對台灣左翼人士大搜捕後下落不明）。

1928年10月6日，日共領袖渡邊政之輔由上海經福州進入基隆港，欲帶第三國際東方局提供的資金與指令給台共，於港務人員臨檢時被發現；渡邊以手槍反擊后，自忖無法逃脫，自殺殉黨。1929年4月16日，日共黨員間庭末吉遭警視廳檢舉時（史稱四一六事件），身上查獲黨員名簿，由此追查出林來旺、林兌、林添進三人，此三人及大部份的日共重要幹部被移辦后，台共的東京特別支部被肅清，日共也已是風雨飄搖、自顧不暇，台共與日共的聯繫遂又告中斷。至此由謝雪紅領導的台共無法取得日共及共產國際的支援，只能依自己的判斷進行各項工作。

日共瓦解后，對台共發展的最大影響在於，中共透過掌握與共產國際的連繫管道，逐漸將勢力伸入台共，雖然謝雪紅基於台灣民族自決的思想極力的阻止，但最後台共仍被中共所吸收，謝雪紅一派全被開除黨籍，台共也由民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

台共組黨時的綱領是由林木順在日共的指導下完成，這份綱領除了共產主義必有的階級鬥爭主張外，最特別之處在於提出台灣民族的概念及“台灣獨立”的主張，並將民族革命置於階級革命之前。這裡節錄其中三段：

1.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其本身尚殘存著頗多封建性遺留物。然而革命的主力系無產者農民，是故台灣革命的社會性內容為對社會革命具有豐富展望的民主主義革命，同時亦是顛覆日本帝國主義、使“台灣獨立”的民族革命。

2.建立左右兩翼的共同戰線，促進台灣總工會之組織，並以之作為產業別、地方別的組織，設置細胞置於黨的影響下。

3.我們台灣的地位，因為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我們必須認清，工人階級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為最大多數的工農、小市民、貧民群眾建設革命政府。

在組黨時，參與組黨的成員有鑒於日警對共黨成員的大肆搜捕，提出“以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為中心，將積極份子糾合於文化協會，經一定時期后將文化協會改組為大眾黨”的發展策略。謝雪紅被遣送回台後所執行的，正是上述的主張與發展策略。所以，台共在謝雪紅的領導下，以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為掩護吸收成員，並擴大於上述兩個組織內的影響力，最後並成功奪取這兩個組織的領導權。

1928年5月，謝雪紅被遣送回台，一個養女竟可以自學識字，並遠赴莫斯科大學深造，這在當時是相當了不起的事，又因為她被遣送回台時，‘台灣日日新聞’刊登了一則新聞：“在對岸（中國大陸）逮捕一個‘摩登女郎’，被押解回台了。”，所以許多人知道謝雪紅回來了。

當時農民組合正是最活躍的時候，會員數高達二萬四千人，是當時最大的社會運動團體，農民組合成長過程得利於日本勞動農民黨的幫忙，且在日本高壓統治，嚴格取締下，思想已左傾。6月，被釋放后謝雪紅回到台中，農民組合幹部簡吉、趙港、楊春松、楊克培等人相繼去拜訪她。日本警察沿革志中說，台共滲透到農民組合后，農組開始左傾，其實是錯誤的。早在台共成立前農組已經在高壓取締下，引發強烈反彈時就左傾了，謝雪紅回台後，是農組幹部主動與她連繫，此時日本勞動農民黨也因三一五大檢舉后被解散，農組在沒有外援下，希望得到台共的支援，以加強農組的思想建設，強化對日鬥爭策略，當然，這也正好符合台共創黨時所立定的發展策略。9月底左右，在台中農民組合本部，農民組合幹部簡吉、陳德興、陳海、楊春松、楊克培等人討論農組是否進一步與台共整合，並直接發表聲明支援台共，因農組當時已有分裂局勢，且第二次全島大會召開在即，簡吉不希望橫生枝節而作罷，即使如此，仍可看出短短几個月農組與台共間的關係就已非常密切。1928年12月25日謝雪紅將林木順交由林兌轉送的“農民對策問題”轉達給農民組合領導者簡吉，指示他將農民組合發展為台共的外圍組織；12月30日，農民組合召開第二次全島大會，會議中公布的議案與對策，即是依照“農民對策問題”的綱領進行的。

1929年2月12日農曆年節日期間，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局指揮全島的警察對台共及農民組合成員進行大搜捕（史稱“二一二大檢舉”），其真正目標其實是台共，因為台灣總督府深怕台共可能會透過農民組合在農村的深厚基礎，將農村發展為革命的武裝基地。此事件之後，農民組合主要成員多被捕監禁，農民組合也成了非法組織。成了非法組織后的農民組合，如總督府意料的嚇退了許多溫和的農民，會員人數大幅萎縮，但留下來的更加激進，這是所有反抗運動在招受高壓后的必然結果。此時的農民組合幹部已有許多台共黨員，之前未加入的，也相繼加入台共，至於少數沒有加入的，則將他們排除在陣營外。終究接下來的活動是非法的，可以說是完全“潛行”於地下，要非常有決心和向心力才行。二一二大檢舉對農民組合來說，確實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卻也使農組完全融入台共的體系裡，這可能是台灣總督府始料未及的。

台灣文化協會由林獻堂、蔣渭水於 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院召開成立大會後成立，是當時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台灣人團體，在文協壯大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左、右兩派的對立，1927年1月3日在台中公會堂舉行的臨時大會，左右兩派人馬正式對決，左派人馬勝出，連溫卿、王敏川成為新的領導人，右派人馬則退出文協另組台灣民眾黨，文協第一次分裂。

新文協雖然都是由左派組成，但是在工人運動方面的思想也有岐異。連溫卿主張成立左翼工會“台灣總工會”以對抗民眾黨的右翼“工友總聯盟”；王敏川則主張聯合左、右勢力組成“台灣勞動團體統一聯盟”。王敏川的思想符合林木順的發展策略，謝雪紅領導的台共便支持王敏川，於1929年11月舉行的新文協第三次全島代表大會將連溫卿除名。這次的奪權行動由遠在上海的林木順發動，奪權成功后確實壯大了台共的勢力，對於“以農民組合及文化協會為掩護來發展台共勢力，並且要聯合各階級抗日力量達成台灣民族獨立”的策略確實又更向前推進，但是，如果由整體抗日行動來審視則有待商榷。

蘇新晚年撰文時認為：“文協本來就是台灣各階層的反日統一戰線的群眾組織，不是政黨，不應該用什麼馬克思主義、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社會民主主義來進行什麼‘理論鬥爭’來分裂文協，企圖給文協穿上清一色的政治外衣。”或許這是相當中肯的檢討。

台共成員很少，但活動力很強，1930年，黨內一些年輕黨員在台共的外圍組織已漸漸取得領導權，主要如下：

• 赤色工會組織運動：蘇新、蕭來福

• 農民組合：趙港、陳德興

• 文化協會：吳拱照、王萬得

這些人冀望有一個強有力的黨中央來領導，但是，這個一直無法聯繫上第三國際的黨中央其實沒什麼資源，相關人事安排得不到第三國際的認可，權威性也是不足，這些實際從事運動且各據一方的要角對島內黨中央逐漸產生不滿。於是謝雪紅派遣林日高赴上海，與第三國際或中共連絡，1930年4月16日林日高進入廈門，4月25日轉赴上海，5月10日始會晤到翁澤生。林日高在上海期間，翁澤生對他相當冷淡，每日無所事事，虛度一段時間后，某日，有一中共黨員告訴林日高：“近日將派人赴台，指令擬由其人傳達，可先行返台灣。”林於是於七月底回台向謝雪紅報告，之後，林因為原本即對黨的活動日漸倦怠，加上在上海的遭遇讓他更感失望，不久即以郵件寄送脫黨聲明給謝雪紅，而庄春火隨後也聲明脫黨。

兩位中央委員的脫黨讓黨內不滿情緒更加高漲，於是謝雪紅透過王萬得借得張寬裕位於台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上塔悠的住宅，於1930年10月27日~10月29日召開黨擴大中央委員會，史稱“松山會議”，這是台共重建后首次召開較具規模的會議。謝雪紅於會中舉出黨無法發展的原因為“官憲的彈壓，黨員的不活潑，中央機關的怠慢。”並於各外圍組織領導人報告后，針對黨未來的發展進行討論，這個討論的結果彰顯了謝雪紅與這些少壯派的發展路線的岐異，這岐異在松山會議后逐漸發酵，終至台共走向分裂。雙方的岐異主要如下：

1. 1929年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讓黨內許多人認為革命形勢大好，應該採取積極作為，謝雪紅則認為在日警對左翼運動的極力打壓下，應該以合法掩護非法，對合法的組織採取滲透、影響，並進而取得領導權，謝雪紅的漸進式作法主要表現於取得農民組合及文協的領導權上。

2. 在工運的發展上雙方也有岐見，謝雪紅認為應該由個別產業工會先組織起來，再統合成一個統一的工會；王萬得等人則認為應先建立一個總工會，然後再扶植個別產業建立工會。這兩種不同發展策略最大不同點在於，前者是希望聯合不同勢力的人，後者則希望建立極左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