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鏑

“鳴鏑”一詞最早出現在司馬遷的《史記·匈奴列傳》，其文載：“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關於《史記》中“鳴鏑”一詞的解釋，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文載：“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文載：“應劭雲‘髐箭也。’韋昭云：‘矢鏑飛則鳴。’”

從上述可以看出鳴鏑是射出去能發聲的箭矢，關於其外形描寫記載較少，僅明代宋應星所著的《天工開物·佳兵》有簡單的描述，其文載：“響箭則以寸木空中，錐眼為竅，矢過招風而飛鳴。”日本學者林謙三所著的《東亞樂器考》中，收錄了正倉院所藏的幾件聖武天皇時期（隋唐時期）的鳴鏑，林謙三將其歸入氣樂器，著作中提到構造是鏤空的蕪菁根狀物，器身穿數孔，串在鏃身下方的箭桿之上，射出時孔坐空氣渦而發出聲音。

從上述可以看出，鳴鏑大概可描述為：中空周身鑽有數小孔，裝在箭桿之上，射出發聲的器物。

鳴鏑的別名有“髐箭”、“鳴箭”、“哨箭”、“響箭”、“髇箭”和“鳴髇”，別名出現年代雖有先後關係，但均是一出現就作為鳴鏑的別名，而“嚆矢”出現時間不晚於《莊子》的成書，到唐時期才成為鳴鏑的別名，“骹”字出現時間較早，但指代為鳴鏑不早於唐代。

鳴鏑由鏃鋒和鏃鋌組成，縫補一面中起脊，以免弧內凹，鏃鋌橫截面呈圓形。具有攻擊和報警的用途。在內蒙古鮮卑墓葬中多有發現，如：商都縣東大井墓地

鳴鏑的材質多為銅質及骨殖。示例：明 王鐸《送袁環中(袁可立子)郎中奉使寧遠餉軍序》：“鳴鏑遠聞，然後習勒人無宿飽。”

翦伯贊先生曾云：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烽煙。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其中鳴鏑出處即此。

鳴鏑包括三個部分：鏃、哨和箭桿。根據鏑和哨的結合形式，可將其分為分體和一體兩類。分體鳴鏑有完整鏃部，哨為兩頭中通，腹部中空，上鑽數小孔的球狀發聲裝置，套在鏃鋌上，鏃和哨區分明顯；一體鳴鏑則鏃哨一體鏃。分體鳴鏑有完整的鏃部，故有一定的殺傷力，而一體鳴鏑鏃部一般呈0.5-1厘米左右的尖鋒狀凸起，殺傷力較小。分體鳴鏑的鏃主要是鐵制，也有少量銅製，鏑哨的部分材質主要是骨和木。一體鳴鏑，鏑鏃與鏑哨統一材質，均為骨制。

體鳴鏑根據其鏃部的不同形制又可分為扁平菱形鏃A型、平鏟形鏃B型、三翼鏃C型以及歧頭鏃D型。其中B型根據是否有腰分為兩個亞型，C型根據鏃翼的形狀分為三個亞型，D型根據鏃身的不同形狀分為三個亞型。一體鳴鏑根據鏃部的不同，分為三棱鏃A型和長扁錐狀鏃B型。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鳴鏑主要分佈在北方中部和東部地區，其中遼寧西岔溝、黑龍江嫩江縣鐵古拉遺址和黑龍江省訥河市龍河城址只是原報告中提到了有鳴鏑發現。

鳴鏑在分佈上主要集中在我國北方中部和東北地區，第一期發現鳴鏑較少，從新疆到內蒙古東北部分佈範圍廣而零星；第二期1段鳴鏑發現增多，但主要集中分佈在內蒙古東北部、內蒙古中南部和遼寧北部，第二期第2段鳴鏑發現驟減，僅新疆和內蒙古東北部各見一例；第三期鳴鏑出土地點驟增，分佈範圍集中，這一時期在鳴鏑類型和材質方面都有新發現；第四期鳴鏑發現驟減，僅見2例。由上述總結可以看出，鳴鏑在不同時期分佈地區和出土地點又很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有由於鳴鏑的材質原因在考古工作中難以辨認出來這一客觀原因，更有可能是與使用人群相關。

根據鳴鏑形制演變規律將鳴鏑分為四期5段，第1段為第一期，分體鳴鏑骨哨獨出，年代在春秋中期到西漢晚期；第2、3段為第二期，年代大概為東漢到隋唐時期；第4段為第三期，年代為遼時期，但目前考古出土集中在遼前期和中期，晚期目前未見有鳴鏑出土；第5段為第四期，年代為元明清時期。

第一期鳴鏑的出土地點和數量都較少，前段幾處出土鳴鏑的墓葬族屬較難推定，也無鳴鏑的文獻資料記載，較難討論。西漢時期鳴鏑開始有所記載，從文獻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較為著名記載為匈奴冒頓單於鳴鏑弒父，使用的人群為匈奴，而目前國內的匈奴墓葬尚未有鳴鏑發現，國外方面，俄羅斯的諾音匈奴墓地有鳴鏑出土，年代大概在東漢早期。

第二期1段年代大概在東漢到魏晉十六國時期，是北方民族較為活躍的時期，鳴鏑出土增多，主要分佈在內蒙古東北部，使用人群為拓跋鮮卑，這與該段拓跋鮮卑的強大是息息相關的，從陪葬品的數量來看，鳴鏑多出自陪葬品較為豐厚的墓葬，這從側面反映出鳴鏑可能多為中上層人士使用，隨著拓跋鮮卑南遷匈奴故地后，鳴鏑在內蒙古中南部開始有所發現，但數量較少，這可能與拓跋鮮卑南遷后，受漢族或者當地文化的影響，葬俗發生了改變，從鳴鏑用於狩獵這一使用功能來看，也有可能是拓跋鮮卑南遷並建立政權后，經濟模式發生改變，由游牧經濟轉變為農耕經濟，從文獻記載也可看出，拓跋鮮卑建立政權后，鳴鏑配帶開始成為身份的象徵；第二期2段鳴鏑出土地點和數量都發生驟減，這一段對應年代，大概為隋唐時期，昔日北方民族活躍地區均納入漢王朝統治，原北方民族除遷徙而走的，留在原處或多或少受到漢文化影響，這種影響或許是導致北方民族少見將鳴鏑用於陪葬，該段稍晚隨著唐王朝的衰弱，契丹的興起，鳴鏑又開始出現在北方民族墓葬。這一時期文獻關於鳴鏑記載較少，但從記載來看，北方民族仍在使用鳴鏑，且可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群才能使用。

第三期為遼時期，是發現鳴鏑數量和地點最多的時期，均出自遼行政管轄的區域，多出自於契丹貴族墓葬或在遼廷任職的漢族高官，這也解釋了為何鳴鏑主要出自遼上京附近。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鳴鏑出土主要集中在遼早中期，不出遼聖宗時期，目前考古尚未發現遼聖宗時期之後的遼墓有鳴鏑出土的情況。對第三期這一現象的猜測可能是由於遼早中期國力強盛，反映在文化上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身的文化影響著周邊地區，或其他民族。這個猜測也能較好的解釋，這一時期鳴鏑多出自契丹貴族墓，且這一時期鳴鏑無論是類型還是材質都有創新；從文獻資料來看，這一時期鳴鏑的記載雖然較少，但也能看出鳴鏑在功能上也具有遼時期使用的特殊性，鳴鏑被用作為懲罰犯人的刑具，還被用於大型的貴族圍獵場所，此外安定國向宋王朝進獻鳴鏑，漢族皇帝使用鳴鏑定陵寢，也可能是受契丹的影響。遼聖宗之後，鳴鏑不見用作契丹貴族的陪葬品，可能是同遼統治的衰弱和契丹族的漢化相關。結合前文關於拓跋鮮卑對鳴鏑使用情況敘述可以看出，使用鳴鏑的人群，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在鳴鏑的使用上表現極為敏感，這可能與鳴鏑極具某個、某幾個民族使用人群以及其階級特色有關，這也解釋，在地理分佈上鳴鏑不連成片，在時間上的斷斷續續，突然出現突然消失。當然這目前只屬於猜測，前文也已經提到，由於鳴鏑材質的不好保存腐爛后較難辨析，地區上的不連成片，可能是由於其他地區由於土壤和氣候的原因較難保存下來，也有可能是目前考古發現鳴鏑多來自墓葬，古戰場、古狩獵場和古城址等遺跡尚未發現。

第四期為元明清時期，局限與目前的考古發現，只發現2處，從這2處來看，扶餘明墓鳴鏑出自陪葬品較少的平民墓葬，清墓僅發現一座，但陪葬品稍為豐厚，但由於同一地區沒有對比墓葬，較難判斷墓主人身份地位。這一時期關於鳴鏑的記載較多，從文獻來看，鳴鏑的使用深入到蒙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目前考古發掘元墓尚未有鳴鏑出土。明代也有漢貴族使用鳴鏑的記載，清代關於滿族使用鳴鏑記載也較多，但由於這一時期考古發現鳴鏑較少，故不做太多討論。

秦漢年間，曾有《冒頓單於鳴鏑弒父》等相關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