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言

在竹上刻畫，源遠流長，大約原始社會就有了。秦代一些竹器上就有了較早的竹雕紋飾，馬王堆西漢墓的彩漆龍紋竹佃，是現知較早的竹雕器，其中竹勺以龍紋及編辮紋為飾，運用浮雕、透雕兩種技法，異常精美。《圖畫見聞志．卷五》記“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粗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已來，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台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詩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徵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雲用鼠牙雕刻……”，已有留青之技法。

唐代留青竹刻至今尚可見者，是現為日本正倉院所藏的雕竹尺八（古代吹奏樂器，竹制，豎吹，管身比簫短裝飾，現仍有遺存。馬王堆西漢墓的彩漆龍紋竹佃，是現知而粗。因長度為一尺八寸，故謂之尺八）一管，三節，遍體文飾，孔正面五、背面一。孔之四周及節之上下均有圖案花紋。管上分佈仕女、樹木、花草、禽蝶諸形象，純是唐風。其雕法用留青，保留青筠作物象，以去青筠下露之竹肌為地。但唐代的竹刻，深淺層次並不太強，只是平面雕刻。唐代所謂的“留青”，是將圖文留下，其餘部分刮掉，所刻的紋飾，也只是進行陽文或陰文雕刻，線條顯得有些呆板滯澀，不僅沒有雕刻技法的變化，而且缺少水墨趣味。當然唐代後期才出現水墨畫，那時的水墨畫也沒有明清或今日水墨畫之趣味。宋代竹刻家詹成，元陶宗儀在<輟耕錄>中說他所造的鳥籠“四面花板，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且玲瓏活動”。

至明代中期，歷史悠久的竹刻藝術成為專門的藝術門類。明代竹刻主要有三個流派，一是嘉定派，以深刻表現高浮雕或圓雕的刻法，代表人物為朱鶴、朱纓、朱稚征，人稱“嘉定三朱”或“朱氏三松”；二是金陵派，以淺刻或略施刀鑿即可成器的刻法，代表人物為濮仲謙；三是以留青作陽文花紋的刻法流派，代表人物為張希黃。明末竹刻家張希黃在唐代留青刻竹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他利用竹筠、竹肌質地色澤的差異，首創出陽文淺浮雕的留青技法。從現存的張希黃留青竹刻《樓閣山水筆筒》和《仙人乘槎紋臂擱》來看，構圖有唐代李昭道的風格，從題材到技法，與書畫藝術結合較為緊密，有相當的筆情墨趣。

清後期，竹刻藝術日漸衰落。刻竹者大多不諳書畫藝術，不能自畫自刻，而是由畫家畫出底本後進竹雕刻，刻竹者成為單純的刻工，作品很難有筆墨意韻。即使是造詣較高的善刻留青的尚勛，其作品的藝術趣味也是差強人意。直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大竹刻家徐素白的出現，才使這一狀況有所改變（網友們可搜索“徐素白”，cctv二台“鑒寶”欄目曾有專門介紹）。

相關人物 徐素白（1909—1975），字根泉，號曉鍾，江蘇常州武進人。少時赴上海學刻扇之藝，兼習書畫。由於他學習刻苦，加之天資聰穎，不出幾年，刀筆功夫已不同凡俗。在上海的同鄉名畫家馮超然的推薦和介紹下，旋即嶄露頭角於滬上。他廣交上海書畫名家，交往較多的有江寒汀、錢瘦鐵、鄧散木、白蕉、馬公愚、沈尹默、唐雲、喬木、程十發等人。他的留青竹刻，除自畫自刻外，這些書畫藝術家也樂意為其繪製刻稿。在這種藝術氛圍下，徐素白的刻繪技藝日臻成熟，漸而自成一家。

他運刀如筆，不僅能在薄薄的竹皮上分出多個層次，產生深邃的意境；而且能有不同物象的質感，一片小小的花瓣也能分出層次，從而產生滋潤的水份感覺。他不僅刻出了文人畫的情趣，而且以自己創造的新技法刻出了文人畫的妙處，特別是他以自己的審美觀對原畫的再創作，更加豐富了竹刻的藝術韻味，使留青竹刻從民間工藝堂堂正正地走進了藝術的殿堂。如徐素白刻的由江寒汀創作的柳鳥荷花圖，他在荷葉上加刻了露珠和蟲咬的殘破，使作品更加生動真實，也更顯示出刀刻的妙味，誠如古人所云：“神明於規矩之中，變化於規矩之外，有筆所不能到，而刀刻能得之。”徐素白不愧是在中國竹刻藝術史上能“留青”的里程碑式的大藝術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