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

年輕的商人格奧爾格·本德曼想通過寫信的方式，將自己將要訂婚的消息告訴遠在俄國的朋友。然而，當他帶著寫好的信來到父親的房間，並徵求父親的意見的時候，發生了讓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父親不相信他有這樣的朋友，並與兒子發生爭吵。格奧爾格在頗感尷尬的之後將話題轉向關心父親的身體上，同時，他幫父親脫掉了身上的外衣，將他抱到床上，並幫他蓋好了被子。誰知此時，他的父親大怒，道出事情的真相，原來父親對俄羅斯的朋友了如指掌，並且父親就是他在這裡的代表。

在兒子即將崩潰的時候，他的父親判決兒子投河淹死。兒子——格奧爾格無法忍受精神上的壓力，立刻飛奔到河邊投河而亡。

《判決》寫於1912年，正值奧匈帝國統治時期，雖然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但舊的秩序依然頑固強大。

卡夫卡生活在一個父權意識濃重的家庭中，卡夫卡把這種父親情結折射在很多文本中。《判決》作品中的父子衝突是卡夫卡生活的影子，帶有自傳性色彩。父親的權威與壓制、兒子的恐懼與怯懦造成了這種父子衝突。卡夫卡的父子衝突小說除了家庭因素影響外，一定程度上還受到了以尼採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想的影響。

卡夫卡曾兩度致信庫爾特·沃爾夫出版社，希望能把《司爐》、《變形記》和《判決》三部作品合成一本書，名為《兒子們》。“因為這三部作品的無論外表還是內蘊都是相通的，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其實更應該說是秘密的聯繫”，惟有“兒子們”一詞，才能準確地“表達這種聯繫”。

卡夫卡在現實生活中的第三次同尤里葉·沃里擇克的婚約如《判決》中格奧爾格的婚姻一樣，遭到了父親的反對和辱罵。父親認為兒子娶這個女子不如去逛妓院，就像格奧爾格的父親認為兒子要結婚是因為那個“婆娘”把裙子掀的老高。卡夫卡一生真誠地嚮往能擁有一份純潔溫馨的愛情，他對女性有著依戀和著迷。但是，他後來三次訂婚又三次自行取消了婚姻，對婚姻有著近似病態的恐懼感。

卡夫卡寫作《判決》時間為：1912年9月22日晚上10時一直延續到第二天（23日）清晨6時，用了8個小時一氣呵成。 《判決》是卡夫卡獻給他剛認識不久的費莉絲·鮑威爾的。

格奧爾格·本德曼——“兒子”

格奧爾格·本德曼是一個年輕的商人，他接過父親的家業之後，事業上一帆風順，他所經營的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並且在一個月前訂了婚，未婚妻還是一位富家小姐。處在成功和幸福之中的格奧爾格給遠在俄國彼得堡的一位朋友寫信，報告他已經訂婚的消息。當他去見自己的父親，告訴他寫了一封準備寄往彼得堡的信時，一場衝突由此拉開。

父親譴責兒子在欺騙他，“難道你在彼得堡真有這樣一個朋友？”格奧爾格確確實實有一個在彼得堡的朋友，然而，就是這樣確鑿的事情，由於對父親的敬畏，兒子也不敢反駁，甚至根本就沒有想到會是父親的錯。格奧爾格非常困惑地站起來，他對自己產生了懷疑。在這裡，兒子怯弱的個性在父親的荒謬提問面前暴露無遺地顯現出來。在兒子反覆解釋，提醒父親三年之前這位朋友曾經到家中做客，並且與父親有過長談，甚至重複了他們談話的某些細節時，父親不再在“有沒有朋友”這個問題上糾纏，轉而攻擊格奧爾格一直在欺騙那位朋友，往俄國寫那些說謊的信件。其實，格奧爾格只是出於同情，在寫信和自己的想象中，描述朋友的境況時用詞上更為謹慎謙和而已。比如把遭受搶劫、貧困潦倒的情景，說成“生意清淡”、“徒勞無益地苦心經營”。這種善意的“欺騙”是格奧爾格心地善良的本性所決定的，與當事人無損，更與父親何干！然而，格奧爾格不敢如此責問父親，甚至不敢如此想。在父親面前，他只是囁囁嚅嚅，說一些毫不相干的話。有時候被父親激怒了，偶爾衝出一兩句不滿的話，又立刻進行自省，以至“咬住自己的舌頭”。衝突的最後，父親蠻橫地斷言：“說到底，你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並且判決：“——所以你聽著，現在我判決你去投河淹死。”格奧爾格沒有任何猶豫便衝出家門，一直朝河邊跑去，投河自盡。

格奧爾格對父親的順從、恐懼。“表現為對一種強權統治（社會的、家庭的）的畏懼而又無力反抗的懊惱，或者表現為對某種義務不能完成的內疚。”格奧爾格投水之前發出吶喊“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一直是愛你們的呀！”

本德曼——“父親”

本德曼從外在表現看是一個很平常的老人，白髮蓬亂，牙齒脫落，老伴已經去世，自己退休在家靠看報紙、回憶往事消磨時間，他把商行的生意交給“兒子”——格奧爾格打理，“兒子”竟然很勝任這個差事，比“父親”在的時候，“商行的生意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職工人數不得不增加了一倍，營業額增加了五倍，往後的買賣無疑會更加興隆”，這使格奧爾格在給俄國朋友的信中不自覺間流露出已經取代“父親”地位的心理優勢。但“父親”並不滿意“兒子”取得的業績，相反指責“兒子”背著自己做生意，“商行里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這些事情也許並不是背著我做的——現在我可不是說這是背著我做的”。“父親”指責兒子的話語蠻橫而主觀，體現出一種父權的霸道。

主題思想

拒絕交流和溝通

主徠人公格奧爾格是那種與周圍世界不協調又無力反抗，懷著恐懼和負罪心理的知識分子的典型。“父親”判處兒子——格奧爾格“淹死”，這一事件的怪誕是基於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關係的冷漠、虛偽、充滿欺詐、猜忌、自私專斷這樣的現實而產生的。

格奧爾格最初想到他那位遠在俄羅斯的朋友時就涉及到“拒絕交流和溝通”作品主題，據格奧爾格自己說，他從來不和那兒的本國僑民來往，同俄國人的家庭也就沒有什麼社交聯繫，並且準備獨身一輩子。與這位朋友進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是不可能的，“鑒於這些原因，如果還想要和他繼續保持聯繫的話，就不能像對一個即便遠在天涯的人那樣毫無顧忌地把什麼話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他。

格奧爾格與他父親更是缺乏交流和溝通。他的房間與父親的房間僅相隔一條狹窄的過道，但“他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來過了。事實上, 他也沒有必要到父親的房間里去，因為他在商行里經常同父親見面，他們又同時在一個餐廳用午餐，晚上雖然各干各的，他們總要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一會兒，各人看自己的報紙。

格奧爾格與父親雖然不乏見面的機會，但他們卻沒有交流與對話；有時他們的身體雖然靠在一起，但精神卻相互隔離，而報紙就是他們最好的精神隔離物。在自我封閉和自我隔離上，格奧爾格與他的朋友並沒有多少區別，而父親卻總想透過報紙看到些什麼，“父親坐在靠窗的一個角落裡，這個角落裝飾著格奧爾格亡母的各種各樣的紀念物，他正在看報，把報紙舉在眼前的一側，以彌補一隻眼睛視力的不足。”父親果真在看報紙嗎？這一點作者在後面有明確的交代。“你以為，我在看報紙嗎？”父親的反問使格奧爾格恍然大悟，“這樣說來你一直在暗中監視我！”

格奧爾格在與父親會面時始終拒絕交流，並總在迴避父親的問題。格奧爾格通過長篇大論地對父親表示關心而迴避父親的問題；父親的回應簡單明了、不動聲色，“‘格奧爾格！’父親輕聲說，身子一動不動”，但卻透露出一股威嚴和力量。隨後，格奧爾格又像照顧小孩一樣替父親脫睡衣、褲子、襪子，並將他抱到床上, 蓋好被子。他希望父親是衰老的、虛弱的，甚至是卧床不起的，不再是那個給他帶來威脅的人。然而，他父親仍然十分強壯，依然是一個巨人。“你把你父親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動彈。可是他到底能動還是不能動呢？”強大的父親又一次擊敗了虛弱的兒子。兒子這一回本能的反應是：“你真是個滑稽演員！”但話一說出口就後悔，甚至咬疼了自己的舌頭。後來，當父親說彼得堡的朋友什麼都知道，甚至比格奧爾格還清楚一千倍時，格奧爾格說，“一萬倍！”“格奧爾格說這話本來是想取笑他父親的，但是這話在他嘴裡還沒有說出來時就變了語調，變得非常嚴肅認真。”格奧爾格害怕認真地對待現實問題，正如他父親所說：“你總是一個愛開玩笑的人。”格奧爾格試圖通過遊戲、玩笑或表演來同現實拉開距離，以保持自己的內心世界不受侵害。

《判決》故事講到最後時，那種“唯命是從”的荒謬性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父親說“我現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而“他已經像餓極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樣緊緊地抓住了橋上的欄桿。他懸空吊著，就像一個優秀體操運動員；他從欄桿中間看到駛來了一輛公共汽車，它的雜訊可以很容易蓋過他落水的聲音。”兒子對父親唯命是從，以至於父親讓他去死，他竟然真的去做了。卡夫卡用他獨特的文筆向讀者展示了一個聽話的“兒子形象”，而且死得毫無聲息，無足輕重。

藝術特色

創作手法

從敘事方式來看，《判決》中採用第三人稱全知全能型敘述者，和第一人稱敘述者相比，第三人稱敘述者有“仰視”的效果，這種“仰視”用來表達“父權制”下的父子關係恰到好處。作品中有一處描寫，當父親叫到兒子時，兒子“格奧爾格立刻在父親身旁跪了下來”，這個動作生動地描述了兒子面對父親時的那種驚恐萬分，卻又無條件服從的心理，“仰視”之情也油然而生。

從時態上來看，《判決》中主要採用了過去時，讀者閱讀文本時就有一種間接性和時空感，只能夠用旁觀者的眼光去審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一種被動的閱讀；

從細節描述上來看，在《判決》中有這麼兩處“格奧爾格感到非常驚訝，甚至在這個晴朗的上午，他父親的房間還是那樣陰暗”和“父親問道，一面把大張的報紙放到窗台上，把眼鏡放在報紙上，並用一隻手捂住了眼鏡。”這裡的一組形容詞晴朗——陰暗形成鮮明對比，反襯父親形象的不可逾越；而用“手捂住眼鏡”這個動作也意味深長，眼鏡是用來看報紙的，報紙是和外界連接的媒介，父親的這個動作顯示了他的權威性，唯我獨尊的地位。

形象塑造

父親形象塑造：

1、對兒子的壓制

父親是相對於犯了“原罪”的兒子的上帝的形象。對於兒子所犯的罪行只能由上帝來判定與懲罰，於是在《判決》中，父親判決了格奧爾格死刑。

在《判決》中，格奧爾格給父親蓋被子時，父親一再問“我真的蓋好了嗎”。“蓋”在德語中有接近“弒父”的含義。格奧爾格的“蓋好了”激起了父親的憤怒，他掀開被子站在床上，開始了對兒子的一系列審判。

2、對母親的霸佔

《判決》中的母親已經逝世，但仍然是父親與兒子矛盾的一個所在。父親開始坐在一個堆滿了懷念母親的紀念品的角落裡，在與格奧爾格的談話時也多次提及母親，說母親去世對他的打擊遠遠超過兒子，指責格奧爾格玷污了對母親的懷念。母親是父子衝突的一個關鍵，父親控制著兒子與母親的關係。

兒子形象塑造：

1、對父親的恐懼心理

《判決》中格奧爾格對父親的懼到了屈從的地步，甚至聽父親的話去死。這種悖謬性在卡夫卡小說的父子關係中是存在的。兒子承襲了“原罪”，對上帝的判決絕對服從。

2、戀父與憐父的心理

戀父與憐父的心理更多的體現在《判決》之中。進入父親房間的格奧爾格驚奇地發現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父親的房間一樣很暗，馬上覺得父親對自己的愛護不夠，還安慰父親說一千個朋友也代替不了父親。看到父親不怎麼乾淨的背心時，他決定讓父親與自己一共遷進新居。直到自盡前，他還念著“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可是一直愛著你們的啊。”

敘述策略

小說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相當於一個引子，寫主人公格奧爾格思念他在俄羅斯的朋友，並給他寫信；

第二部分是小說的中心和重點，描寫父子相見及其鬥爭；

第三部分寫父親對兒子的判決，及兒子對判決的執行。

顯然，小說的中心事件是非現實的、荒誕的，但小說的這種非現實性和荒誕性卻是逐漸展開的。

小說一開始便提出了敘事視角的問題：作者用第三人稱，而沒有用第一人稱敘事，但小說的敘事者卻並不是全知全能的，沒有局限的。小說中的一切儘管並不都是通過格奧爾格的眼睛看到的，但至少都與格奧爾格的思想意識有關。比如在第二部分描寫父子會面時，對於父親，讀者只知道他在說什麼、做什麼，所獲得的完全是一個外部的印象，至於他在想什麼，卻幾乎一無所知。

格奧爾格對朋友的同情是建立在自己獲得成功的基礎上的。在商業上，朋友的失敗反襯了格奧爾格的成功：朋友苦心經營的商店“長久以來生意顯然清淡”，而格奧爾格的商行則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營業額增加了五倍，往後的買賣無疑會更加興隆”；在個人生活上，朋友“準備獨身一輩子”，而他則正準備與一位富家小姐結婚；朋友在俄羅斯過著孤獨的流亡生活，格奧爾格則與家人生活在一起，其樂融融；朋友的不幸使格奧爾格對自己眼下的生活心滿意足。

格奧爾格的視野是狹窄的，視野的狹窄意味著格奧爾格缺乏對世界和社會的理解和溝通；而敘述視野的變換則意味著意義的變換。家就是格奧爾格的最終選擇，而離開家就意味著孤獨、危險和不幸，在這一點上他與他朋友的觀念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格奧爾格的朋友曾勸說他移居俄國，“並且詳述了格奧爾格家若在彼得堡設分店，前景將如何如何。”而格奧爾格卻毫不動心，他認為他朋友所列的數字同自己現在所經營的範圍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

他的朋友解釋自己三年沒有回國的原因，格奧爾格不以為然，“他的解釋完全是敷衍文章，說是俄國的政治局勢不穩，容不得一個小商人離開，哪怕是短暫的幾天都不行。然而，就在這段時間內，成百上千的俄國人卻安閑地在世界各地旅行。”格奧爾格認為，他的朋友即便來參加他的婚禮，也會感到“非常勉強，自尊心受到損害，也許他會嫉妒我，而且一定會不滿意，可是又沒有能力消除這種不滿，於是只好孤獨地再次出國。”格奧爾格與他的朋友由於價值評判體系的不同，他們所關注和看重的生活也大相徑庭，因此，通過格奧爾格的視角來評判朋友的生活顯然與事實相去甚遠。

朋友的不幸就是格奧爾格感到生活優越的基礎。格奧爾格通過貶低他的朋友，通過想象他朋友的無助、落魄和卑賤以使自己獲得某種滿足和陶醉。在想象中他的朋友完全變成了被他徹底擊敗的競爭者：

格奧爾格表面上對朋友的關心實質上是給予他一種精神打擊，其目的是為了取悅自己，證明自己在同代人中的聰明機智、幸福美滿。真正阻止朋友回國的障礙不在別人，而在格奧爾格自己。

小說一開始，格奧爾格對他的朋友的否定態度若隱若現、似有似無的，後來這種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明顯、清晰。起初，格奧爾格不願意他朋友知道他訂婚的消息，後來又說他不能阻止他的朋友通過其他的途徑獲悉他們結婚的消息，最後他又改變主意，覺得把這一切寫信告訴他的朋友，“也不會有什麼麻煩”。但是，格奧爾格總是在信中寫些無關緊要的事，名義上是“不要打擾他的朋友”，實際上是阻止他的回國。這樣，“格奧爾格在三封隔開相當長時間的信中，接連三次把一個無關緊要的男人和一個同樣無關緊要的女人訂婚的事告訴了他的朋友，結果完全違背了格奧爾格的意圖，這位朋友竟開始對這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興趣。”於是，格奧爾格索性將自己訂婚的消息告訴了他的朋友：“我已經和一位小姐訂婚了，她出身富家，是你出國以後很久才遷居到我們這裡來的，所以你可能不會認識。將來反正還有機會告訴你關於我未婚妻的詳細情況，今天我只想說，我非常幸福；你我之間的相互關係只在這一點上起了變化：你現在有了我這樣一個幸福的朋友，而不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朋友了。此外，我的未婚妻——她囑我向你致以親切的問候，不久還會自己寫信給你的——也將成為你的真誠的女友，這對於一個單身漢來說，不會是無所謂的吧。”但這與其說是格奧爾格關心他的朋友，不如說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

因此，最後他雖然邀請了他的朋友來參加他的婚禮，“我知道，以往你由於種種原因而不能來看我們，難道我們的婚禮不正是一次可以掃除障礙的機會嗎？”但是，格奧爾格真正想說的，還是最後那句話：“不管怎樣，你還是不要考慮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願望去做吧。”格奧爾格最後終於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接下來小說進入第二部分。格奧爾格去看望他父親，小說中的怪誕和非現實成分越來越濃，但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同一個問題。格奧爾格告訴他父親，他給彼得堡的朋友寫了封信，告訴自己訂婚的事。

但他父親的一句話使他前面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根基：“難道你在彼得堡真有這樣一個朋友？”格奧爾格沒有回答他父親提問，轉而卻開始關心他父親的身體：別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個朋友也抵不上我的父親。你知道，我是怎樣想的？你太不注意保重你自己了。年歲可不饒人。商行里的事沒有你我是不行的，這你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如果因為作生意而損壞了你的健康，那麼我明天就把它永遠關門。這樣可不行。我們必須改變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並且必須徹底改變。

格奧爾格所做的一切在於降低父親的地位，使他不再成為自己的威脅，這就像他對朋友的憐憫一樣，其目的在於肯定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地位，不希望發生什麼變化。“不行，父親！我要請個醫生來，我們都遵照醫囑行事。我們要把房間換一換，你搬到我前面的那個房間去，我搬到這兒來。”格奧爾格通過像對待孩子一樣對待父親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然而，他的父親卻“仍然是一個魁梧的人”，當兒子將他安放在床上，並幫他遮蓋嚴實后，他的力量突然迸發出來。“‘不！’他父親打斷了他的答話喊道，並用力將被子掀開，一剎那間被子全飛開了，接著又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他只用一隻手輕巧地撐在天花板上。‘你要把我蓋上，這我知道，我的好小子，不過我可還沒有被完全蓋上。即使這只是最後一點力氣，但對付你是綽綽有餘的。’”這裡“蓋上”（covered up）一詞又有埋葬的意思，父親顯然明白兒子用這個詞的意思。

通過格奧爾格的敘述視角，讀者可以進入他的內心世界，洞察他內心深處的細微變化，但所看到的卻是一幅非現實的圖景。這幅圖景與格奧爾格父親心中的那幅現實圖景完全不同，是父親將現實性帶入了格奧爾格的非現實世界，而讀者從格奧爾格的視角所看到的，卻是非理性、恐怖和非現實性的突然爆發。於是，理智以非理智的形式出現，幻覺變得秩序井然，以至於對於幻覺的破壞反而被當成了幻覺。與此同時，讀者也開始覺察到父親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現實，格奧爾格本能的反應反而更接近真實：

“我的父親仍然是一個魁梧的人。”當父親拒絕了格奧爾格的安排，並不將自己當作是一個需要被人照顧的年邁體弱的老人時，真實才浮現在我們眼前：“長久以來他就已下定決心，要非常仔細地觀察一切，以免被任何一個從後面來的或從上面來的間接的打擊而弄得驚惶失措。現在他又記起了這個早就忘記了的決定，隨後他又忘記了它，就像一個人把一根很短的線穿過一個針眼似的。”

格奧爾格在他的安全保護體系被擊得粉碎后不得不接受父親的最後判決，“現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還有什麼，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來是一個無辜的孩子，可是說到底，你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所以你聽著，我現在判你去投河淹死！”父親將格奧爾格的世界與其他人生活的世界區分開來了。格奧爾格以自我為中心，不允許其他人有獨立於自己的價值。他雖然已長大成人，但他的內心仍然是個孩子。他曾說他的朋友是個“大孩子”，其實，這個詞用來稱呼他自己反倒更加合適。因此，對他來說，父親對他的判決是他罪有應得。

小說最後一句：“這時候，正好有一長串車輛從橋上駛過。”伴隨著格奧爾格孤獨、寂寞、非現實的世界的結束，是另一個無比活躍的現實世界。小說在借用了一個意象“交通”（traffic），這意味著來來往往、交流、溝通，而這正是格奧爾格所缺乏的。

最後這句話敘述視角突然發生了變化：讀者不再通過格奧爾格的視角來看世界，而是通過外在於格奧爾格的敘述者的視角來看世界，因為格奧爾格這時已經落入河中，不復存在了。格奧爾格已不再是這道風景的中心，他只是這道風景中的一個景點。作為一個小小的景點，格奧爾格已經不再引人注目了，就像轟轟隆隆的車輛的噪音已經遠遠蓋過了格奧爾格落水的噪音一樣。格奧爾格由於自我中心主義被父親判處了死刑，敘述者則由此取消了他所處的敘述中心地位。他的死使他不再處在事件的中心位置，而正是這一點使讀者突然看到了世界的真實景觀，而不再只是格奧爾格的眼中或心中的景觀。

《判決》為卡夫卡的“《變形記》、《美國》、《在流放地》、《訴訟》等一系列風格獨特的敘事作品開了先河”，標誌著卡夫卡創作成熟期的開始。

——美國學者凱特·費洛里斯

作品非凡之處在於，在展示了任何一個判斷過程都具有的缺陷之後，它仍然把讀者無情地拖入到一個必須做出判斷的境況中。然而，任何對於《判決》的判斷與判決，都不可能逃脫作品的敘事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判斷”的命運。可能之一，確認判決必須要賦予父親的指控以一種邏輯上的連貫性，但這種連貫性在文本中是缺乏的。可能之二，試圖回應指控來為格奧爾格辯護，需要一個現代主義的立場或女性主義立場的支持——它們反對父權和父親的權威，這種立場如果貫徹到底的話，會主張顛倒一切判決。最後，認為這個作品是對判斷之不可能性的說明的解讀則會把解讀者捲入到後現代意識的行為矛盾中：一方面堅稱在一個絕對不確定的想象性世界里進行判斷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卻又樂於擁有作為一個判斷者的特權和優先權。

——羅素·伯曼（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系、德國研究系教授）

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奧地利作家，20世紀德語小說家。

作品有：《美國》、《城堡》、《訴訟》、《變形記》、《判決》、《飢餓藝術家》、《一次戰鬥紀實》、《中國長城建造時》、《往事一頁》、《城徽》、《塞壬的沉默》、《一道聖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