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靖政策

“綏靖”一詞，來源於《三國志·吳志·陸遜傳》：“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

英法在其實力日益衰退的情況下，為維護霸權地位所採取的策略。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嚴重損失，戰後經濟恢復非常緩慢。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歷屆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經濟問題上，把重整軍備看作是恢復經濟的障礙，企圖以沒有實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達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

法國由於和德國毗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度保持軍備和對德國實行強硬政策。但法國的經濟一直處於衰退之中。相對穩定時期發展有限，30年代的經濟危機持續時間又特別長，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同時法國的政局也不穩定，內閣更替頻繁，使得對外政策難以保持堅定性和連續性。

總之，英法的頹勢是其推行綏靖政策的物質背景。

綏靖政策的推行是和當時兩種社會制度共存這一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的。

十月革命后，國際關係中開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和鬥爭。英法等西方國家為阻止蘇聯的影響，把德國當作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屏障。當德國建立法西斯政權，進而撕毀《凡爾賽和約》對外擴張時，英法竭力把這股禍水引向東方。

綏靖政策的推行，同當時西方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也有很大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景象給歐美各國留下慘痛的記憶，因此，戰後和平主義思想、厭戰畏戰情緒相當盛行，在法國尤其嚴重。英法等國的統治者既受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制約，又是這一思潮的推行者，綏靖政策只是他們推行這一思潮的產物。

在英、法、美的綏靖政策縱容下，德、意、日三國加緊了對外侵略擴張，這就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迅速增長起來。

（1）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

（2）1935年3月，德國撕毀凡爾賽條約，公然擴軍備戰。

（3）1935年10月3日，義大利法西斯對衣索比亞不宣而戰。

（4）《慕尼黑協定》是綏靖政策的頂峰。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首腦在慕尼黑舉行會議，簽署《慕尼黑協定》，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然後把此協定強加給捷克斯洛伐克，史稱"慕尼黑陰謀"。慕尼黑協定是綏靖政策的頂峰。

英法綏靖主義者作了法西斯的幫凶，把世界推向戰爭的邊緣。

因此，我們認為英法推行綏靖政策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野心。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英法被迫對德宣戰，綏靖政策走向失敗。

1940年5月—6月，德國入侵法國，6月22日法國淪陷，綏靖政策破產。

縱觀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政治氛圍，尤其是英國社會背景，綏靖政策的推行並非偶然，它是多種因素的總和。

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生命，經濟決定政治；衰敗的經濟無疑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歷史動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一片蕭條，即使是戰勝國的英國，直接損失達120億英鎊，同時造成大量勞動力的喪失。

1921年起，英國的失業人數以每年120萬人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英國工業生產僅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

1932年，英國工業生產指數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鐵、鋼的生產減少了一半，造船業減少88%，機器製造減產1/3，外貿額縮減了一半以上，失業者達工人總數的22%，顯而易見，英國經濟已是衰敗不堪，日落西山。

面對嚴重的經濟困境，英國政府不得不從迫切的內政問題出發，致力於經濟恢復工作。然而，這卻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對軍備力量的鞏固。

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規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製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派出遠征軍’”。“十年無大戰”的規定，還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還在生效。因為統治當局堅持認為“財政和經濟危險是國家必須對待的最嚴重，最急迫的危險，其它必須讓位，必須等待” ；他們甚至覺得憑英國現有的軍備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足以應付任何規模的戰爭。因此，軍事上一直滿足於“1918年的技術”，軍費開支降到“嚴重的無法履行英國防衛義務的狀況”。

可想而知，嚴重的經濟困境對軍事實力的打擊是無以復加的。英國所採取的重經濟、輕軍事的變相調配，不僅沒有使經濟困境從“節約”中得到改變，甚至還引起了國內政局的動蕩，國內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浪潮洶湧澎湃。同時，它還造成了內閣的頻繁交替。在張伯倫上台前的不到15年時間內，出現了一連串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的奇怪現象，這就很難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實行一種連續和堅定的政策。相反，他們拒絕以任何方式認真考慮戰爭問題。英國公黨領袖艾德禮曾宣稱“我們決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為執行政策的手段”，這無疑對以後希特勒德國的武力威脅只能“息事寧人”、“妥協退讓”，進而為綏靖埋下了禍根。

如果探究一戰給人類帶來的最深切的啟迪，不妨說是對“反戰求和”的熱切渴望。

英國在一戰中直接參戰600萬人，傷亡244萬，戰爭雙方開支達1800億美元，無數城鎮化為廢墟，各國財政一片蕭條。“可怕的戰爭大屠殺幾乎影響到全國所有家庭”，它對英國人傳統的心安理得、高枕無憂的社會心理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對戰爭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厭倦，並進而對戰爭帶來的災難表示恐懼，形成一股強大的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據悉，戰後英國出現了許多頗具影響的“不再戰運動聯合會”和最大的“和平誓約協會”等和平主義組織，和平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他們宣稱“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訴諸武力都違背人類精神上的和諧與理智”，呼籲“拒絕支持或效力於任何付諸武力的政府所從事的戰爭。”甚至宣稱“放棄侵略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放棄防衛” 。

1936年，英國和平主義組織進行了民意測驗，90%的人拒絕參戰，反戰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義者鼓吹和議、呼籲太平的同時，卻消極地宣揚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詛咒戰爭，詆毀軍備，不僅模糊了人們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而且使人們混淆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解除了人們對戰爭的警覺。一味反戰的社會情緒，很大程度上為政府參戰製造了輿論壓力，制約了政府的決策。

面對“社會太平”的反戰求和思潮，英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對外策略的調整。他們認為“戰爭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對於慕尼黑悲劇，英國首相張伯倫甚至相信“讓德國恢復國土就可以保持英德兩國長期友好和平穩定的關係，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並且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這不僅反映了英國民眾狹隘樸素的“避戰求和”心理，也掩蓋了張伯倫害怕戰爭的心態，迎合綏靖需求。可以說，“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正是英國統治階級推行綏靖主義的溫床，更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幌子。

英國統治階級的政治安排是對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對當時的國際社會背景，英國當局的政治安排也別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歐洲均勢。

“歐洲均勢”政策是英國傳統外交的核心之一，通過歐洲大陸德、法、俄的互相牽制，達到“實力均衡”。然而，一戰的爆發極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戰後，《凡爾賽和約》確定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法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建立起了以之為中心包圍德國的小協約國體制。因而，法國成了英國最危險的競爭者。勞合·喬治曾強調說“法國是唯一可能給英國造成麻煩的國家”。

因此，英國這時的均勢政策是要加強德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從而在德法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衝突又互制的關係，用以維護及加強英國在歐洲政局上的地位。為此，英國一方面積極支持德國擴軍、毀約，以振興德國，恢復其大國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國接受有利於德國的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從而防止出現一個“支配歐洲而同時支配海峽沿岸和低地國家的偌大軍事強國。”

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勢力均衡”的舊傳統和“光榮孤立”的影子使英國始終定位在充當歐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國當時對外政策的主題。丘吉爾也毫不避諱地說過：“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究竟是哪個，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們不怕別人說我們親德反法，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會以親法反德”。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國保持歐洲均勢的一種手段，通過均勢，它將更大程度上實現並保持歐洲霸權。

其次：以德反蘇，實現“禍水東引”。

面對戰後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深度恐懼：無產階級運動一旦席捲英國，資產階級必將面臨滅亡的境地。因此，積極反蘇反共也是英國當局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鑒於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蘇的趨向，德國成為東方反蘇的第一防線，尤其是1939年德國積極東進的攻勢，令英國暗自慶幸：“作為防止共產主義的屏障，納粹幫了歐洲一個大忙。”他們相信：“禍水東引”是摧垮無產階級的捷徑。如果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社會主義蘇聯，使蘇德之間發生衝突，彼此在戰爭中兩敗俱傷，那麼英國的霸權和利益就能安然無恙，歐洲均勢將得到更大程度的鞏固。張伯倫自鳴得意，把《慕尼黑協定》吹噓為“輝煌的勝利”，以為“禍水東引”已告成功，從此“希特勒的行動將指向東方，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可能完全不捲入了”。對於三國軸心的成立，英國更是毫無警覺，因為在他們看來，聯繫三國的紐帶是《反共產國際協定》，而反蘇反共正是英國所希望看到的。

出於嫁禍於人的初衷，英國自然對德百般縱容，綏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詞。

再次：不戰而和，維護霸主權益。

如果說“反戰求和”是一種和平的社會思潮，那麼，“不戰而和”則是上層建築一種僥倖的政治追求。一戰中，英國的損失是無以倫比的。戰爭還導致了社會的動蕩，尤其是群眾革命運動的發展。英國統治階級也不敢奢望戰爭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擔心戰爭會動搖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針鋒相對的鬥爭。正如英國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戰爭，無論我們是贏是輸，都將毀滅富裕的有閑階級，於是他們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求得和平。”由此可見，對於統治階級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會思潮，又能維持霸主地位的穩定，它是一種漂亮的借口。

當然，“不戰而和”作為一種息事寧人的懷柔外交政策，通過避免戰爭，可以防止戰患的進一步摧殘。然而，他們卻以犧牲弱小國家利益為代價，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尤其是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以至達到不斷滿足侵略者擴張領土的慾望以求避戰的境地，這就是“綏靖政策”的主要表現。《慕尼黑協定》的簽訂，標誌著英國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峰，也為英國在二戰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埋下了禍根。然而，張伯倫卻說：“我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引以為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願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如果綏靖獲得成功，“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控制歐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國的全球霸權提出嚴重的挑戰。”

顯而易見，“不戰而和”作為一種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種維護霸權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靜，熄滅戰爭；另一方面則是犧牲局部利益和他國利益，並以此為條件而與德國達成政治交易，維護英國在歐洲的勢力與影響以及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英國經濟實力的不濟和社會思潮的涌動及當局統治者的諸多考慮，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成為歷史的必然。當然，國際環境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國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態勢，使英國深感力不從心，不得不妥協避讓。然而，也正是這多種因素的重合，歷史才走向了“綏靖”的起點。

各國人民革命的興起及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現，引起帝國主義的恐懼和仇視。它們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既想削弱和擊敗競爭對手，又要反對社會主義，鎮壓人民革命。綏靖政策正是適應這一需要出現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其內容，形式和手法有所不同。但核心都是對他國對外擴張的姑息。

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推行者是英國、法國、美國等國。20世紀30年代前，綏靖政策主要表現為扶植戰敗的德國、支持日本充當防範蘇聯的屏障和鎮壓人民革命的打手。這從凡爾賽體系、華盛頓體系中可以窺見端倪。在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洛迦諾公約中則更具體化了。

特別是兩個戰爭策源地形成后（見遠東戰爭策源地、集體安全政策），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嚴重挑戰，以英國首相A·N·張伯倫為代表的英、法、美等國的綏靖主義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求得一時苟安，不惜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謀求同侵略者妥協，妄圖將禍水引向蘇聯，坐收漁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容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

1935年3月容忍希特勒重整軍備。

1935年8月美國通過中立法。

1935年10月容忍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

1936年3月放任A·希特勒武裝進佔萊茵區。

1936年8月對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採取“不干涉”政策。

1937年7月縱容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此後又策劃太平洋國際會議，陰謀出賣中國，同日本妥協。

1938年3月默許希特勒兼并奧地利。這些都是綏靖政策的例證。

最典型的體現則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議和《慕尼黑協定》。英、法及幕後它們支持的美國，妄圖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為代價，在歐洲實現“普遍綏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實質上是推動德國進攻蘇聯。

1939年9月1日，德軍突襲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英法對德宣戰後，並未在西線對德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導致華沙於9月底淪陷。這實際上是英法綏靖政策的延續。

攻佔波蘭后，希特勒隨即將重心轉到西線，打擊德國宿敵法國。德國的西線進攻標誌英法綏靖政策的破產。

綏靖政策表現為美國對前蘇聯的妥協（又稱遠東慕尼黑陰謀）。為爭取蘇聯同一道參加對日作戰，美國在雅爾塔會議中同意蘇聯的要求，表示中國外蒙古部分（現蒙古共和國）的現狀應予維持；對1904年由於日本背信攻擊所受侵害的帝俄（日俄戰爭）舊有權利，應予恢復如下：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均須歸還蘇俄，維護蘇俄在大連商港的優先權益，並使該港國際化，同時恢復旅順港口俄國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中蘇設立公司共同經營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並保障蘇俄的優先利益，千島群島讓與蘇俄。這樣，通過一系列犧牲他國——尤其是中國——利益的手段，美國達到了暫時拉攏蘇聯、避免世界大戰進一步擴大的目的。但是不久，由於北約、華約之間矛盾加劇，綏靖政策正式破產。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是一種縱容戰爭、挑撥戰爭、擴大戰爭的政策。它無法滿足法西斯國家的侵略野心，卻鼓勵了侵略者冒險，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1940年德國入侵英法，綏靖政策一度破產。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使英國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災難。時至今日，“綏靖政策”對當今國際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國仍有深刻啟示。

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立足於世界不敗之林的保障，經濟和軍事則是衡量其國力的主要指標。且看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經濟前提，可謂“衰敗不堪”，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只得息事寧人，甚至為了經濟的發展，進行變相的軍經調配，幻想用無原則的和平換取經濟的發展，導致軍力下滑，國力不濟。由此可見，沒有鞏固的經濟和強有力的軍事，國將不國。

當今世界，經濟變革日新月異。任何國家要想贏取財富，充實國力，必須迎刃而上，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然而，“富國”決不能忘記“強兵”，“避戰”未必能換來“和平”。不思戰，不備戰，只能醉身於戰爭的溫床。縱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然而，沒有鞏固的軍力和有效的經濟為和平撐腰，“和平”將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富國強兵，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現今，台海危機愈演愈烈。一次次針鋒相對的軍事演習，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無數次阻撓，要是沒有我們強大的軍力和經濟作保障，“台灣獨立”的陰謀早已得逞。我們“絕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一方面，不屈從於美國的武力威脅，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與軍備改革；另一方面，不搞軍備競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綜合國力的增長！

政治是一個國家性質的體現；友好與霸道則是政治的雙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將掀起世界惡浪。只有實行友好政治，才能維護國際穩定!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開明的君主國家，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昔日霸主，霸權政治根深蒂固。它無視弱小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國，支持德國整軍、毀約，用以抗法反蘇，甚至威脅法國“若採取軍事行動，就會使自己同英國同盟分裂”（p.124），助長了法西斯氣焰，終究引火燒身。一定程度上說，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是其霸權政治的體現和維護其霸主權益的需要。

霸權政治是超級強國的本能表現。他們恃強凌弱，無視主權，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是世界不穩定因素之一。當今世界，美國到處以“民主、人權”為幌子，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巴以問題、台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它放任以色列、台灣當局，又製造一系列衝突，造成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霸權政治下綏靖政策的產物，終將自食其果。

中國曆來注重國際友好相處，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對霸權政治的有效限制。發展至今，中國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切不可唯霸權國家馬首是瞻，應堅持正義，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不因美國的干涉而放棄統一；當然，也不可“沽名學霸王”，忽視弱小國家利益。共同推進友好政治，才能協調國際關係穩定，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外交是一個國家與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徑；傳統與靈活則是能否順利促進世界交流與發展的關鍵。外交方式是否得當，將很大程度上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實行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環顧英國“綏靖政策”期間的戰略性外交策略，可用“傳統”概括，即沿襲“光榮孤立”的傳統外交立場，變相地實行“歐洲勢力均衡”政策。可以說，綏靖政策是英國“歐洲均勢”政策的延續和發展，始終突不破傳統外交的框架。面對德國甚囂塵上的擴張態勢，拘泥不知變通，用傳統的眼光審視德國，忽視法、蘇、美等國家的戰略意義。一方面表現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對法西斯侵略恐懼萬分，不知所措，外交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可以說，“綏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推行傳統外交的結果。

歷史證明，傳統外交只能延誤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敏度，違背“變通”原則。只有隨機應變，靈活外交，才能適應國際關係的變化。當今世界，外交活動日益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活動的中心，尤其是近階段，巴以問題、美伊關係、朝韓關係錯綜複雜，各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變通，靈活外交成為一種必然。中國政府也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根據實力“對號入座”，積極實施所謂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見機行事”，它是對“綏靖”的突破，既能避免捲入戰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又能對大規模戰爭進行遏制，防止戰爭擴大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主張不爭一時之長，不扛大旗，不主動招惹麻煩，仍然處在消極防禦階段，不適應新時期戰略外交之需要。至於“不放任”、“見機行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或“嚴厲譴責”。國家領導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為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成為外經貿部。中國外交有失高瞻遠矚、大氣磅礴之雄風，萬事以“不當頭，不管閑事”來聊以自慰。外交活動極為被動。

當然，隨著國力的提升和領導階層的變化，中國的外交走向也愈發明朗。我們既要“袖手旁觀”，又要堅定、果斷，“提高嗓門”捍衛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和道德的呼籲只是綏靖論的變相。我們要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以對外界作出反應為主的外交，而致力於增強外交主動性。通過建立國家間聯盟體系，實行多邊外交，並將外交重點由第三世界轉向發達國家，在世界發展道路上發揮更加活躍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總而言之，英國綏靖政策的推行有其歷史的必然，它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啟迪。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年代，我們更應未雨綢繆，警鐘長鳴！

國際學術界對綏靖政策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1. 對綏靖政策實行情況的考察

可以說，凡重大的綏靖行為，學術界的研究都有所涉及。

如：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而英法等西方國家卻姑息遷就；

1934年，英國“政治綏靖”日本政策的提出；

1935年，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並在英、法、美的實際縱容下最終得手；

1936—1937年，英國和日本關於英國是否承認偽滿洲國的談判；

1936年，英、法以“不干涉”政策為名而最終使德、意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上台執政；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英、法、美等國拒絕援助中國和制裁日本；

1938年，英、法對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的默認，英國與日本簽訂出賣中國海關利益的非法協定，英法兩國進一步助紂為虐，與德、意簽訂出賣捷克斯洛伐克領土的《慕尼黑協定》；

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最終被肢解而英法無所作為，英日兩國簽訂的英國實際承認日本侵華具有合法性的《有田—克萊琪協定》；

1939年希特勒進攻波蘭后出現的“奇怪的戰爭”；

以及1940年英國與日本達成關閉滇緬公路三個月的協定等。

學者們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個案探討。從中我們不僅依次看到了英、法（有時也包括美國）等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妥協退讓甚至出賣其他國家領土主權利益來對付侵略者的窘相，更看到貫穿其中的綏靖主義外交路線的萌芽、形成、發展、演變及至達到頂峰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與法西斯國家不斷擴大侵略并行，終於使大戰提前爆發。

2. 對綏靖政策形成原因的探討

在有關英國對納粹德國實行的綏靖政策方面，西方學者大致形成了兩個學派：“正統派”和“修正派”。“正統派”產生於20世紀30—40年代，但直到當代，一直有新的成果問世。該派認為，綏靖外交是英國政治家基於一種對凡爾賽條約的道義上的“罪惡感”而產生的；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是一種“錯覺外交”，其致命的“錯覺”就在於他認為希特勒追求的目標僅僅限於修正凡爾賽條約；張伯倫要不惜任何代價保住和平，而他又處於一種弱勢地位（當時的防禦戰略不能保衛英國免遭空中進攻），因此實行了故意把小國犧牲給希特勒的綏靖政策。“修正派”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的英國政府陸續解密了30年代的檔案，因此大多數修正派學者避免通過道義來評判張伯倫，而是在檔案文獻的基礎上，廣泛討論了張伯倫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經濟、社會、軍事、戰略、意識形態、輿論等情況，以說明綏靖政策形成的原因。

他們的看法主要包括：

（1）基於複雜的國內、國際、軍事和經濟的因素，張伯倫和他的內閣成員認為實行抵抗獨裁者的政策是不切實際的，如當時的陸海軍參謀長們就不斷警告英國並沒有準備好同時與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三個敵人作戰，並建議政府實行綏靖政策。

（2）從國際視野來觀察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外交政策，應該強調歐洲存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對抗的意識形態，還有經濟體系和社會組織對英國形成綏靖外交的影響。

（3）決策者被社會和公眾輿論所束縛，公眾輿論持續反對急速地重整軍備，堅持和平與反戰，同時也不贊成對獨裁者採取針鋒相對的強硬立場。另外，還有一些修正派學者認為，張伯倫作為現實主義政治家，認識到英國和法國不能維持歐洲的秩序，他希望保持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並相信在另一場大規模戰爭中，英國將失去這種地位。所以張伯倫希望通過高水平的談判，能夠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消解希特勒的怨氣。但是，這條路徑要靠不斷增加國防開支來達到目的（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他們認為，綏靖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的合乎邏輯的現實主義政策，而不再是一種基於投降的可恥政策。顯然，這是一種更同情、更寬容地對待張伯倫和綏靖政策的傾向。

西方學者關於20世紀30年代英國對日本的政策研究，是從40年代開始的，當時檔案還沒有解密，史料運用受到限制。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則產生於60年代以後，並在70—80年代形成了規模。這時的研究成果運用大量檔案資料，對英國對日政策進行深入的個案探討，主要形成了兩種基本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英國對日本侵略中國，有綏靖日本的一些行動，但是沒有綏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綏靖行動是1938年英國和日本關於中國海關的非法協定和1939年的《有田—克萊琪協定》。另一種觀點認為，在整個日本侵華過程中，英國不僅有對日本的綏靖行動，而且有綏靖政策，但是這種綏靖政策並沒有達到像《慕尼黑協定》那樣的程度，因此沒有“遠東慕尼黑協定”。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分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綏靖政策的內涵和外延有著不同的看法。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只有對法西斯國家割讓領土的行為才算是綏靖政策，而英國對日本在中國作出的那些讓步，並沒有把中國的某一塊土地割讓給日本，英國沒有正式承認“滿洲國”，因此不是綏靖政策，只是綏靖行動，更何況英國還對中國提供了一些援助。

無論是研究英國對德國和義大利實行綏靖政策的“正統派”觀點和“修正派”觀點，還是研究英國對日本實行的是“綏靖行動”或“綏靖政策”的看法，抑或人們對綏靖政策形成的原因進行怎樣深入的探討與分析，都不能否認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綏靖政策是20世紀30年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特別是英法）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和挑戰，實行的一種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手段，換取與法西斯妥協，從而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外交政策。所謂犧牲其他國家，是指這種犧牲可以從經濟利益到領土利益；所謂保住既得利益，包括經濟、政治利益，如消弭國內革命危機、穩定資本主義秩序，等等。歷史已經證明，綏靖政策並不是維護和平之舉，而是縱容法西斯國家擴大侵略促使二戰提前爆發的錯誤政策。

在對綏靖政策的評價中，正統派的看法值得重視。例如，研究這一政策的“正統派”代表人物、已故英國史學家約翰·惠勒-貝內特在其1948年出版的《慕尼黑——悲劇的序幕》一書中認為，英法推行綏靖政策是為了維護和平，綏靖主義者是“以和平的名義、綏靖的名義寬恕德國的不義和侵略”，但是他也承認《慕尼黑協定》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奇恥大辱”，“德國的征服國策，英國的綏靖國策，就像兩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們將在一個交叉點即“慕尼黑”結合起來，並成為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當代正統派學者對綏靖政策的批評也很中肯。如英國牛津大學R.A.C.帕克在其1993年出版的《張伯倫與綏靖：英國政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一書中就認為，張伯倫像相信宗教一樣相信綏靖，以至於儘管有多種選擇，包括對法國承擔明確的義務，進一步加強與國聯的協調，以及與蘇聯結成聯盟等等，但都被張伯倫拒絕；張伯倫依靠其高超的政治技巧和策略能力，使每個人確信，綏靖政策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行動方針，並因此而破壞了對許多可選擇的行動路線的支持；如果不是張伯倫如此固執地相信綏靖德國的好處，將會更早地建立起阻止希特勒擴張主義的屏障；正因如此，當戰爭爆發時，英國和法國沒有成熟的同盟，並處於一種虛弱的軍事地位。英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在其2012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中也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在《慕尼黑協定》簽訂時，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沒有準備與德國打仗。實際上這也成為歐戰爆發后僅僅10個月，納粹德國就橫掃歐洲大陸，法國僅僅抵抗了六個星期就迅速敗降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