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判龍

歷任延邊大學助教，蘇聯莫斯科大學博士留學生，延邊大學語文系主任、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主任。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主任。延邊國際友誼促進會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朝鮮文學研究會理事長，吉林省文聯副主席，延邊文聯副主席。1959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專著《外國文學史》(合作)、《世界文學簡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文學》、《高爾基評傳》、《文藝學方法論》、《外國文學講座》，散文集《國外見聞》、《我所生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的朝鮮人》。

評論集《鄭判龍評論集》(2卷)等。散文集《風風雨雨五十載》獲1992年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學獎，其作品多次獲獎。

10月2日，是已故中國朝鮮族著名教育家、學者、社會活動家、文學評論家、原延邊大學副校長鄭判龍教授誕辰80周年紀念日。當天，鄭判龍當年親自創立的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追憶這位為延邊大學和民族的發展貢獻了畢生精力的耕耘者。

1949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三位朝鮮族青年在黑龍江省的尚志車站擠上了列車，踏上求學之路。其中一位，就是鄭判龍，那時他還不到18歲，是一名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他聽說延邊剛剛成立了延邊大學，便迫不及待地奔向這所大學。併發出誓言：“學不成功，誓不還家。”

為了能進入大學讀書，鄭判龍竟找到了時任中共延邊地委書記的朱德海。看著這個尚未初中畢業的青年對知識強烈渴求的眼神，朱德海建議收下他，但同時提出了條件：學習跟不上，就退學。

鄭判龍不僅沒有退學，而且以優異的成績成為延邊大學首屆畢業生，並留校任教，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5年，他實現了去前蘇聯留學的夢想，踏上了去前蘇聯莫斯科的火車。在那裡，他不僅拿到了莫斯科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還與一位美麗的江南才女王瑜喜結良緣，在學成歸來之時，放棄了留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機會，帶著愛妻回到了延邊大學。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風雨五十載》里寫道：“延邊大學雖然是一所遠離首都北京幾千里的極簡陋又無設備的學校，可它畢竟是全國惟一的一所朝鮮族自己的大學啊！我怎麼能忍心距他於千里之外呢？我相信我的妻子也不會反對我的選擇。”

從那以後，他與妻子一起住在簡易平房裡，吃著難以消化的代食品，為延邊大學的教育事業奉獻著自己全部的光和熱。“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使他們成為批判對象，他們的抱負不動搖，他們的初衷依然不改，竟做出驚人的舉動――組織編寫教科書。1978年，由他主持編寫、80名學者執筆的200萬字四卷本《外國文學史》問世，全國大學的中文專業，有了自己的教材，也奠定了延邊大學在全國的學術地位。

1980年7月15日，鄭判龍被正式任命為延邊大學副校長。這一年，他同北大、中科院的負責人一起與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簽訂了學術交流協定，使延邊大學走上了國際舞台。

1986年，通過他的努力，延邊大學成功申請了博士點授予權，建立朝鮮語言文學博士點，為延邊大學的新發展確立了方向。

1989年，他親手創立了一所專門研究朝鮮韓國問題的科研機構――延邊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依託特有的語言優勢和地理優勢，全面落實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資料信息化建設、諮詢服務等任務，使研究中心在朝鮮韓國學領域的研究達到全國領先水平，並成為該領域內全國“唯一”的高水平研究機構，中心於2007年12月經教育部批准已成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研究基地。

1997年，他用學術研究所得的獎金設立了鄭判龍教育基金會，資助那些學習成績好、家庭貧困的學生。如今，它已發展成為延邊大學教育基金會鄭判龍助學金。此次紀念活動中，有的同學獲得了助學金，更有人為基金會捐款。

1999年5月，鄭判龍被診斷得了結腸癌。在與病魔抗爭的歲月里，他完成了《作家軼事》的創作，為朝鮮族文學史研究留下了寶貴的資料。遺憾的是，他的回憶錄《風雨五十載》續篇《我和我的妻子》卻沒能完成，後由妻子續完。

2001年10月7日，鄭判龍離開了人世，那一年他70歲。

鄭判龍的子女為紀念活動發來的信中說：“無論作為文學家、教育家還是社會活動家，他都貫穿求真篤實、博學嚴謹的治學精神，充滿愛崗敬業、甘為人梯的博大情懷，為朝鮮族教育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紀念活動中，人們來到位於延邊大學後山上的鄭判龍文學碑前，蒼松垂立、翠柏掩映。人們注視著那一段碑文，久久不願離去：“那時候，我沒有勇氣拒絕同胞們的召喚去追求個人的所謂前途。那時候沒有那個勇氣，現在依然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