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育令

《台灣教育令》（日本語：たいわんきょういくれい）指的是台灣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日本語：たいわんそうとくふ）為了台灣特殊環境所頒布的有關教育的法律命令。該命令主要發布過三次，分別為1919年發布的第一次《台灣教育令》（大正8年敕令第1號）、1922年發布的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大正11年敕令第20號）與1941年發布的第三次《台灣教育令》。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躋身世界五強之列，消化殖民地的信心增強，因此，於1918年宣示了“同化主義”(亦稱“內地延長主義”)的治台政策，聲稱“將以教化台灣入使成為純粹日本人”。從這一政策出發，1919年(大正八年) 1月4日，日本政府以救令第1號頒布了“台灣教育令”，謂以“啟發台灣人民的智能使之順應當今世界人文發達的程度，涵養德性、普及日語，使之具備帝國臣民應有的資質和品性”為台灣教育方針，並擬於台灣開展四種教育:　1.普通教育(以傳播普通知識為主要目的)。　2.實業教育(以教授有關農、工、商等實業技能為主要目的)。　3.專門教育(以研究高等學術技藝為主要目的)。　4.師範教育(以培養小學教員為主要目的)。教育令發布后，督府當局隨即對教育系統進行了整編和補充，具有悠久歷史和重大影響的國語學校和醫學校分別易名為“台北師範學校”和“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此外，還相繼興建了農林、工、商專門學校作為專門教育機構，至此，台灣各種學校門類漸趨齊全，制度日益完善。但是，教育令未對差別教育作出修正，招致台灣民眾強烈不滿，也不利於同化政策的推進，因此不到三年即被廢止。第二次教育令 1922年2月6日，日本政府以救令第20號頒布台灣新教育令，該教育令統一了島上所有學校(小學除外)名稱和制度，同時決定在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至此，日台學生在中等以上學校算是已經“一視同仁”，但是在小學教育中仍保留小學校、公學校兩種制度。4月1日，台灣總督府第1號諭示又進一步明確台灣的教育方針是訓育皇民，振作國民精神，強化教育政策；中等教育是“訓練中堅有為的皇民”；大學與專科教育是“訓練皇國有用的人才”，並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制”，即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子弟都可進小學、中學、大學與專科學校學習，但必須按照日本國的規定進行教育。

從1919-1937年，小、公學校從565所增至931所，學生人數增加2. 5倍；中學從4所增至25所，學生人數增加6倍；實業學校從5所增至9所，學生人數增加8倍；實業補習學校從8所增至53所，學生人數增加9倍；專門學校從1所增至4所，學生人數增加2倍。同時，為經略南洋預作準備，又於1928年創辦了台北帝國大學，至此，日本政府已在台灣建起了從小學到大學完整的殖民教育體系。第三次教育令 1941年3月日本政府發布了第三次台灣教育令，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人於該年4月19日在台灣發起皇民化運動（こうみんかきょういく），禁絕了島上一切漢文學校，要求學生一律使用日語，改用日式姓名，遵從日本生活方式要使台灣人徹底皇民化。皇民化的教育政策中，最重要的的就是實施國民學校教育。該年台灣教育令改正後，為了表示“內台如一”，台灣的小學校和公學校依據《國民學校令》（昭和16年敕令第148號）改稱“國民學校”（日本語：こくみんがっこう），宣布從1943年開始實行6年制義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