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論

1993年夏季號《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發表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一文，並引起學術界廣泛而激烈的競說爭鳴；亨廷頓本人隨後也不斷發表文章和出版專著，進一步為自己的觀點進行申辯和解釋，其中包含了作者對自己個別觀點的修改。

塞繆爾亨廷頓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出生於1927年8月18日。美國當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十六歲考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后旋即因“成績特優”畢業，后赴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1951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亨廷頓在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並先後在美國政府許多部門擔任過公職或充當顧問。現任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國家安全計劃顧問，《外交政策》雜誌發言人與主編之一，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亨廷頓在國際政治方面著述頗豐，一般被認為是持保守觀點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家。《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論的奠基之作，該書從第三世界各國存在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第三世界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強政府理論”，其要義是，第三世界國家在進行現代化變革的過程中，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蕩和衰朽，就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舍此無他路可走。所謂強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參與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頓在這本書中卓越的理論貢獻使得該書成為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經典之作。1991年，亨廷頓出版了《第三波： 20世紀末民主化浪潮》，探討了在他看來是20世紀後期的一項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發展的狀況，即發生在1974—1990年期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指出，從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開始，大約30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相繼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壯觀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他認為，在第三波之後 20 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條件遠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共產國際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該是建立民主國際的時候了。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地提出了他的“文明衝突論”。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除上述著作外，亨廷頓的主要著作還有《難以抉擇》、《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國政治》、《現代社會中的權威政治》、《民主的危機》等。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頓在馬薩諸塞州逝世，享年81歲。

亨廷頓與文明衝突論

隨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流行和之後9·11的發生，亨廷頓幾乎和“文明的衝突”一詞畫等號。

政治學家並不是政治家，他們通常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公眾的視野內。但塞繆爾·亨廷頓卻是個例外，他創造出的辭彙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衝突”，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也總是令人無法忽視。他已經不僅僅被視為一位政治學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響之大，使得他日前的辭世也變成了一個公眾事件。

“矛盾”的亨廷頓

很不幸地，他身後的名聲主要與“文明衝突論”聯繫在一起——在被談及時，他已被簡化為“提出文明衝突論的那個亨廷頓”。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會與他提出的最為人所知的概念聯繫在一起，例如約瑟夫·奈的“軟實力”，這種簡化的努力在便於記憶上也許是必要的，但卻掩蓋了他們更為複雜深刻的思想。而“文明衝突論”自1993年提出后，給他帶來的與其說是學術聲譽，倒不如說更多的是爭議甚至責難。

亨廷頓經常是一個政治立場受爭議的人物。在美國這個政治重心偏右的國度里，他是一個具有濃重保守傾向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是相對靠左的民主黨終身黨員，但他卻常被視為一個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義，矢志研究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時卻又反對美國主動干預和加快這些民主進程，在其1968年發表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說“國家之間政治上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認：對處於現代化過渡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民主與否，要緊的倒是建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政治組織；換言之，關鍵不在限制權威，倒是建立權威。當然在他本人看來，這兩者並不矛盾，因為它們都統一於一顆固守現實政治的大腦之中。

“不祥的預言”：“9·11”事件與文明衝突論

亨廷頓本人非常低調，甚至以“靦腆”、“學究氣”著稱，但在論戰中他總是言辭犀利，鋒芒直指，雖然觀點經常刺激大眾的神經，他的立場卻從不退縮。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論”時他的觀點已頗受爭議，三年後他非但不後撤，反而以洋洋洒洒四百頁的篇幅更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即著名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此書的問世可說是一顆重磅炸彈，很快譯成39種文字，引發一種“榴槤效應”——喜歡者很讚賞，而厭惡者對其抨擊反對之多，幾乎可以用“圍剿”來形容。在冷戰後洋洋得意的太平氣氛中，他發出了一個不受歡迎的預言：今後國際間的衝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他稱之為“斷層線戰爭”）不但持久而且難以調和。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立刻就有人將之與文明衝突論聯繫起來，並將之視為一個不祥的預言。

在政治領域作出預言是一件艱難的事，因為其中經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趨向。1830年以來，國際政治中延續最久的兩種的政治理論就基於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一種強調合作，另一種則強調競爭。客觀地說，反對“文明衝突論”的人大多數並非反駁其論點本身，而是覺得亨廷頓的立場不夠“政治正確”——在一個提倡國際合作的樂觀前景中，這個危險人物竟公然潑冷水。這種爭論凸顯了兩種不同的思潮：亨廷頓堅持文化（及隨之而來的身份認同）的特殊性，繼承自西歐的歷史主義思潮；而他的反對者則願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這兩種思潮已交鋒二百年之久，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認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寫《我們是誰？》了——這本2004年出版的新著再次挑戰美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稱這實際上是“一種反西方的意識形態”，憂慮美國這個熔爐將難以把新移民“合眾為一”，這個“大拼盤”也許最終將葬送美國立國的根本精神。

在這些觀點中，無不可以看到一個基於現實政治原則的保守思維的身影。亨廷頓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的同班同學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也都是這一類絕對冷靜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在他們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不過是因為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雖然很多人批評亨廷頓作出了一個危險的預言，但他聲明自己僅僅是想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危險性的警惕，進而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他寧可要一個建築在悲觀之上的樂觀，也不要一個在他看來忽視潛在差異和危險的盲目樂觀。

亨廷頓專訪

2006年10月，亨廷頓接受了《伊斯蘭》雜誌專訪。

《伊斯蘭》雜誌：您提出文明衝突理論，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於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衝突來理解”。這一理論在“9·11”之後被人們一再提起。如今，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往往被看成是“西方與伊斯蘭的對抗”，您認為用您的理論來說明西方與伊斯蘭之間的對抗恰當嗎？

亨廷頓：有觀點認為，未來十年國家間關係將更傾向於反省文化責任，他們的文化聯結以及與其他國家間的對抗。我書中對文化衝突的論證是對這種觀點的回應。很明顯，權力還會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權力之外，還有其他的東西存在。18世紀，歐洲的君主政體對抗著首先在美國後來在法國出現的共和政體。19世紀，不少民族與人民開始嘗試定義自身的民族主義，以及創立體現他們民族性的國家。20世紀，意識形態佔據主要地位，法西斯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等，自由民主主義至少在理論上已經被接受。那麼未來十年全球政治關係的焦點會是什麼呢？我認為文化身份差異、文化對抗性和文化關聯性會扮演主要的角色。國家間會加強合作，尤其是當他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時，這在歐洲會表現最突出。我認為，政治很大程度上會被文化相似性與對抗性所引導。

核心觀點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核心觀點有以下幾點。

其一，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內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衝突的性質分不開的。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間，核心國家間的關係將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

其二，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間，跨越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同樣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並呈現出多種複雜趨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間力量的對比會受到重大影響；一般來說，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間最可能的是相互疏遠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敵對的關係，而文明之間更可能是競爭性共處（Competitive Coexistence）,即冷戰和冷和平；種族衝突會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將人們分開的同時，文化的相似之處將人們帶到了一起，並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和合作，這有助於削弱或消除隔閡。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獨特的而非普遍適用的；文化之間或文明之間的衝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種文明的衝突，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等等。

在亨氏的言論中，儘管沒有太多地直接談論未來中國在文明衝突中將會如何，但涉及中國的論述應該說不算少，因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衝突論中的最為重要的文明類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觀點更是許多國人而不僅僅是國際問題專家感到驚異和不能接受：文明間的關係是競爭性共處，即冷戰和冷和平；文明的衝突具有或可能具有兩種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種是來自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戰爭，最危險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國家之間發生的核心國家戰爭（Core State Wars）；未來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戰爭的可能性來自伊斯蘭的復興和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興起；西方和這些挑戰性文明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極其困難的，其中美中關係可能是最危險的關係，等等。亨氏的這些觀點，可以說為我國政界高層和學界人士廣為熟知，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我國學界及政界的評價

我國學術界對亨廷頓的觀點的反應是敏感而及時的，且經歷了並仍在經歷著複雜的論爭，以至於“文明衝突論”在中國學術界的爭論，已大有從一個“敏感”的學術命題，轉變為一個“敏感”的國際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之勢。正因如此，我們打算從亨廷頓的觀點本身和哲學、國際政治學方法論的角度談以下三點。

對亨氏“文明衝突論”之價值評析，我國大多數學者認為，亨廷頓教授的許多觀點，特別是他研究國際政治的方法論，在學術上有其獨到之處，並承認，亨氏所討論的問題，在現實國際關係中，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具有重大潛在影響的問題，但同時強調，亨氏文明衝突論的結論有失偏頗，且有為美國當權者謀划稱霸世界之嫌。

對亨廷頓的觀點，我們學界乃至政界對其評價是“結論失當”。

如果要在“適當”與“失當”之間做出選擇，給亨氏理論作出一個非此即彼的“說法”，筆者也會說，亨氏的看法失當，是片面的，有失學術的公允、嚴謹，偏頗太大，如此這般。但是，亨氏的觀點，不僅僅是一個“適當”與“失當”的“理論結論”問題，而更是一個是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到底向何處去的問題。理由如此：

其一，任何一種觀點、學說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價值選擇上，因此，亨氏的觀點、學說正是基於對利益與價值作出雙重權衡和選擇后，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而提出。我們在理直氣壯地批判他人的觀點，說他的看法錯誤或“失當”，他的論據不全面、不充分，論點不能成立時，更應當揭示其所代表的利益觀和價值觀，他的理論可能給世界上各國及未來國際社會帶來何種“利益”、“價值”和“秩序”。因此，未來國際中的真實的“利益安排”、“價值標準”和“秩序結構”，也就由亨廷頓的“明確提醒”，特別是由於他從文化大視野這一角度對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本身作出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提醒”之後，更應當注意其觀點的實質，表達自己的科學的構想，促進國際政治和國際政治學向著健康文明的方向發展。

其二，前述亨氏的主要觀點和他的文獻所詳盡地表明的他在“文明衝突”方面的全部觀點，都能從歷史、現實和理論中找到支持或反對的理由，而筆者更關注的是，亨氏作為著名學者，對我們作了無論正面還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從而作出相應的反應。在筆者看來，亨氏的“提醒”有六個方面，兩大作用。六個方面是：在冷戰中形成的國際政治諸要素還會在後冷戰時期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國際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前沿關注著什麼；美國的戰略思想動態和實際戰略選擇將會走向何方；文明這一“軟要素”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價值到底如何；正在奮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拼搏的中國，別人怎樣認識我們，我們在怎樣、應怎樣認識別人（國）和世界；中國的國際政治理想和抱負（應）是什麼，能實現嗎？兩大作用是：活躍了我們的學術，使國際政治學更具活力，儘管其中產生了一些不諧跡象；激活了我國的實際國際政治抉擇，儘管這些年我國政界仍主要遵循鄧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定下的方略-頗具特色的中國國際戰略，但亨氏的“文明衝突論”顯然引起了我國高層政界的注意，並潛在地作出了和將會作出政治上的回應。

“文明和諧”的世界

在亨氏的“文明衝突”的主張中，本已包含了少許“文明和諧”的因子，他既聲稱文明衝突是未來國際衝突的根源，又聲稱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最可靠。

“文明和諧論”確實值得關注。因為，人及人類的本質規定性在於“社會性”（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於是社會的動物），而文化或文明是社會性中的精神物質總體。因此，能否有文明的和諧，並最終生長出一個共同的“人類文明”，事關人類整體。

首先，除了文明間所業已存在的衝突之外，文明間過去的歷史是否表明了“和諧存在”？很顯然，文明，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有相互的衝突，更有和諧共存，即使衝突，也往往可能產生更優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衝擊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長。因為，萬事萬物皆有衝突發生，皆有共存共處之狀況，皆有鬥爭中的消滅、新生和發展。哲學原理和客觀事實幾乎都能證明這個簡單真理。

其次，中國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滿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長，的確是一個波瀾壯闊、生生不息的過程。因為文化（文明）的交融，中國文化才自強不息；因為文化交融，中國目前正經歷著文明變更與文化重振的艱難雙重奏，這個艱難的雙重奏會使中國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為什麼世界中的文化（文明）不會由這樣的"衝突"向著那樣的“和諧”而升華呢？

中華文化與文明和諧

亨廷頓顯眼地將儒家（中國）文化列為未來文明衝突中最可能“惹麻煩”的文明，聲言中國文明將對世界構成挑戰。這顯然是亨廷頓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文明的別有用意，其觀點的癥結在於西方文明和植根於其上的民族和國家仍以一種“征服”和“敵視”哲學在評判其他文明及其發展。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正在實現復興的中華文明是挑戰性的，它挑戰著自己數千年的歷史，也挑戰其它文明。當我們的文明在歷經幾千年遞變之後實現偉大復興，這當然是對其他文明的挑戰，但不會是破壞性而是建設性的，會極大的促進文明和諧和世界文明，因為我們既在提倡也在踐行著和平共處原則。

事實上，當前的中華文化在所及的地域範圍上，在影響力所及的民族或人群上，都還相當有限。不過，當前，中國除了向世界傳播自己的先進文化，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之外，更需要把自己文化中的精髓用活：示以弱而不弱，示以柔而存剛，示以小以養其大。

所以，要能和亨氏的理論相匹敵，我們迫切需要的不是支持或反對亨氏觀點，而是在亨氏逼人的“文明衝突論”面前，尋找到屬於我們文化的獨特的"至柔至剛"的文化關係及國際政治理論與方略，使我們的歷史的和現實的文化資源能夠促進"和諧的文明關係"及相應的未來世界秩序。

2019年5月，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文明衝突論”是個巨大錯誤。2019年5月13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耿爽稱，我們高度認同和讚賞帕夫洛普洛斯總統這一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