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對之役

瞻對位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一帶，地處雅礱江上游，縱橫數百里。東鄰爐霍、道孚縣，南接理塘、雅江縣，西依白玉、德格縣，北靠甘孜縣。瞻對“戶皆土民”，世代為藏族居住，明代始設土官。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瞻對土官“各帶領所屬人口投誠，繳明代印信，請授為五品安撫使之職，換給印信，仍令管轄瞻對” 。雍正六年（1728年）始，清政府先後分授上、中瞻對為長官司，下瞻對為安撫司，故稱之為“三瞻”。

“上下瞻對，在雅礱江東西，夾江而居，各二十餘寨。東有大路二條，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條，俱屬要隘，界連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對之出入內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經過” ，是內地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瞻對土番“性情蠻橫，盛行搶奪”，“慣入夾壩，滋擾地方”，雖經雍正年間加兵懲創，仍未解決。

清朝入關后，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近百年的有效治理，至乾隆即位初期，已經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社會安寧，經濟發展，其統治得以鞏固和加強。此時的乾隆帝漸漸地將注意力轉向了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區，加強對川邊等藏族聚居地區的有效統治與管理，便成為這一時期清政府著力解決的一個問題。多年以來，清朝皇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採用羈縻政策，乾隆帝也不例外。但是以土司羈縻，頒發土司印信，規定土司定期向清政府納貢，並使其保證恭順不叛等措施，在瞻對地區卻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瞻對雖降服於清朝，但這裡部族林立，民俗尚武，以土司為首，經常相互仇殺，爭奪地盤，以致嚴重影響地方社會秩序的安寧。乾隆初期，瞻對地區的政治、經濟還相對落後，又地處通藏的交通要道上，因此，瞻對土司常常施放“夾壩”，即以搶劫過客行旅財物為生者。這些被稱之為“夾壩”的人，居于山間叢林之中，肆虐搶掠，清政府曾屢加訓誡，但各土司不遵約束，甚至公然搶劫清政府駐防颱站兵丁銀兩、行李、馱馬等物資，致使通藏大道受到嚴重的威脅。至清乾隆初年，甚至連過路的駐卡清兵亦時常遭劫。清政府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調兵進行武力征討。早在雍正七年至九年，清政府首次用兵瞻對，調集漢藏官兵萬餘名，攻入其境，擒獲部分首領，“番眾率先輸誠”，剿撫兼施，暫時安定了局面。但是，“番性反覆”，大軍撤回不久，又故態復萌，更甚於前，終至乾隆皇帝再次派兵對其征剿。

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川陝總督查郎阿等奏報瞻對土司間爭奪地盤，相互仇殺，並差員出面調停“以恩感嚴之以防範”。三月，“下瞻對土目班滾，准承襲父策冷袞布職銜，換給號紙，將伊父原領號紙繳銷” 。

乾隆九年（1744年），四川巡撫紀山又奏：江卡撤回官兵，被“夾壩”搶劫，“查打箭爐至西藏，番蠻種類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對等部落……。如瞻對即將夾壩首犯獻出，另行請旨完結。倘或刁頑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並善後之法，以及派委何員前往專辦之處，容與督提二臣公同酌籌會奏” 。瞻對使入藏駐卡過路的清軍屢屢遭劫而成為重大隱患，尤其是下瞻對土司班滾所放“夾壩”，更加橫行肆虐。為此，四川提督鄭文煥奏請“宣示兵威” ，但並未引起重視。

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川陝總督慶復面對駐防颱站官兵回營，途遇瞻對“夾壩”搶劫，而下瞻對土司“班滾亦惟繳出贓物數件，並不查獻賊首”其行為愈加放肆，奏請出兵攻剿，並令與其鄰近土司於各隘口堵御防範。乾隆諭令：“看來有不得不如此之勢，然須詳妥為之，以期一勞永逸” 。乾隆帝心裡十分清楚，維護通藏大道的通暢，對清朝控制西藏是至關重要的。

為維護大道的暢通，就必須控制瞻對。四川提督鄭文煥於乾隆九年（1744年）十二月被召京后，接署其任的李質粹也奏請帶領官兵出口剿辦瞻對，並進言：“瞻對本居於險要深山密箐叢中，出沒無定，而其多年來敢於不法，原因在於從前始終未曾大加懲創所致”。乾隆帝接到奏報，即在其奏摺后批示：“與督撫商酌而行，或汝出口據要害以為接應，令總兵前進亦可耳”。至此，乾隆帝正式同意派兵進剿瞻對。

此前，川陝總督慶復希圖瞻對能夠自動繳械，提出是否可先行“飭委道協等員選差前往曉諭，如果該土酋等有悔心擒獻贓賊，則可從寬完結”，但是班滾早已派兵在險要關口阻擋。乾隆得知即批示：“兵貴神速，豈有賊已發兵阻擋，而汝等尚無出師之期之理？”即命四川巡撫紀山“派撥川屬並西藏德爾格漢土官兵共一萬五千餘名”分路進剿。乾隆帝一方面命令傳諭提臣等盡心籌劃剿辦，力圖速戰速決；一方面諭誡說：“倘仍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結，復為今日之害，則慶復、紀山、李質粹不得辭其咎也。”表明其此次用兵欲徹底解決瞻對問題，以及一勞永逸之決心和意圖。始料未及的是瞻對土司拚死抵抗，經一年激戰，清軍陷入此“彈丸之地”不能自拔。此時的乾隆皇帝與參戰將士也欲想罷兵休戰，從而姑息了土司班滾的逃脫。瞻對之役的直接結果導致鄰近土司無視朝廷，接踵而來的便是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發。

乾隆十年（1745年）六月，攻剿瞻對正式開戰。對於清王朝來說，雖然清軍在多次戰爭中富有長期作戰的經驗，但是乾隆帝仍很重視，諭令清軍分三路同進，并力征剿。即南路由夔州協副將馬良柱率領，從理塘進攻；北路由松潘鎮總兵宋宗璋率領，從甘孜進攻；中路由建昌鎮總兵袁士弼統領，從沙普隆向瞻對圍剿。讓四川提督李質粹坐鎮統領調度大軍，同時調派川陝總督慶復自西安起身赴川省辦理會剿。

戰事初起，大軍壓境。八月，便傳來消息，上瞻對首領肯朱懾於大軍兵威，前赴袁士弼軍營乞降投誠。乾隆帝很是高興。而後的接連幾個月里，前線戰事捷報頻傳，攻勢進展卻不順利。只是前線將領急於邀功，屢屢謊報軍功。下瞻對首領班滾面對清軍大軍壓境，為保存實力，也出來請降，然而“慶復不許” 。班滾乞降不成，則依仗天險，拚死抵抗。乾隆帝急命川陝總督慶復速赴前敵指揮，慶復於乾隆十年（1745年）八月十三日抵川。在從成都前往李質粹軍營途中，慶複發覺前線將官所報戰況不實，即向乾隆帝揭發。乾隆帝遂降旨將袁士弼革職，宋宗璋姑且免予處分，李質粹嚴行申飭。慶復到了大營，重新調整戰局。同時，乾隆帝調派欽差大臣班第、努三也相繼到營參與作戰部署。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正月，此時天氣進入嚴冬季節，大雪封山，冰天雪地，糧草運輸艱難，雙方均在相持。班滾又耍起花招，令伊母“赴營乞降”。

清軍主帥認為該酋狡黠多端，不可遽信，清軍未予理睬。班滾可能在此前後還曾派人遠赴西藏求助，因此西藏喇嘛等出面代其求情，請求朝廷寬宥，也被乾隆帝“不準所請”嚴詞拒絕。

幾路大軍合力攻擊班滾駐地，至四月初，慶復向乾隆帝表示“攻打瞻對，約至五六月間必能全勝。”隨據奏報，瞻對賊酋班滾如郎巢穴，業於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十三日夜攻克。清兵大獲全勝，惟班滾逃脫，嗣經欽差大臣班第、努三、提臣李質粹等查問土守備汪傑等，據稱：“班滾與伊同母弟惡木勞丁，攜眷在丫魯地方姜錯太寨內藏匿，隨帶領漢土官兵同往查追”。

清軍乘勝追擊，四月二十日，官兵到丫魯，圍攻泥日寨。四月二十三日，慶復“隨傳令攻打有奮勇者，即行重賞。各兵奮不顧身，直衝碉門，劈開挖孔，施放地雷，連燒大戰碉四座，碉樓四十餘座。在碉賊番男婦約計七八百人，盡行燒斃，雞犬無一遺存。火起之時，各官兵四面圍布，於火光中望見碉頂正中懸縊賊番三名，班滾及伊家口並惡木丁（即惡木勞丁）、姜錯太等俱一併燒斃”。乾隆帝閱看此折后批示道：“此賊甚狡猾，尚應留心蹤跡”。乾隆針對慶復的上奏諭稱：“看此奏，瞻對一事，業已成功矣。雖未拿獲班滾明正典刑，若果系燒斃，亦與正法無異。但據報燒死情形，尚有可疑之處。班滾系眾酋頭目，危急之際，未必即坐以待斃。其潛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是燒斃，想其形跡，亦必與眾人不同，斷無俱成灰燼，不可辨識之理” 。接著，乾隆帝又說：“班滾家口，既可以潛逃，而班滾狡猾異常，反不為逃生之計乎？以上種種可疑情節，慶復不應遽信為確然”。這些話表明乾隆皇帝對於慶復的“班滾燒斃”所持有的懷疑態度。

清軍接連制勝，班滾考慮到畢竟瞻對勢小清軍勢大，便與早已投誠的俄木丁商定應敵之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二十三日，清軍圍攻尼日寨，班滾率眾轉移併火燒尼日寨，造成其與部眾皆被燒死的假象。慶復為了其前途早日班師回朝，便在未得到班滾等人燒死的確鑿證據下上奏稱“賊番盡行燒斃，雞犬無存。班滾及伊家口並惡木勞丁、姜錯太等一齊燒斃命” 。雖然乾隆皇帝對慶復所奏存在疑問，但是由於乾隆帝沒有實據，瞻對平定的假象便成了慶復請旨乾隆帝休兵的台階。如此，瞻對之役便在乾隆帝論功行賞中草草收場。

無論班滾是燒死，還是逃匿，清軍此次征剿確實已取得全面勝利。慶復隨即著手撤兵與善後事宜。據其奏報“現今大局已定，官兵無須久駐虛糜糧貲。臣所帶領官兵及從前調派添派各路漢土官兵共一萬三千餘名，於五月十三日啟程陸續減撤。中北路暫留兵三千名，南路暫留兵一千名。 ”

乾隆允准慶復所奏陳的辦理瞻對善後事宜各款。其中內容主要有：

1、分地以絕盤踞，即按地界清理戶口；

2、設官以資管束，以效力土官就近分管各戶；

3、統轄以專責成，將瞻對地方划疆分界，另設土職統一管束；

4、納貢以昭恭順，以青稞、馬匹或皮張等定期納貢；

5、巡查以致靖邊，令該管文武職人員定期共同查核大小土司，評定優異並賞加封號，以資鼓勵；

6、定禁以防負固，檄文曉諭各寨不許再建築碉樓。

7、立法以清“夾壩”，今已殲滅“夾壩”，如再出現搶劫事件，將該管所轄土司土目等予以重罰，以絕“夾壩”之弊等等。

此外，乾隆還有一個擔心是，班滾與西藏達賴喇嘛關係一向密切，若其逃入西藏境內，情況就更為複雜了。“惟是留兵撤後，班滾勢窮前往藏匿，萬一之防減不可少，巴里塘為通藏要路，瞻對欲通聲息，舍此亦不能飛躍。 ”因此，要求慶復在此地方布置下屬，繼續訪拿班滾家口，清辦餘黨，招撫逃散人員。瞻對之役就此作罷，也算告一段落。

乾隆時期的瞻對之役，是清政府在四川境內僅次於大小金川之役的重大軍事行動。戰事後期的班滾下落不明和清軍的草草撤兵，其產生的後果和影響都是極為嚴重的。不但未能懾服住鄰近土司，而且還使諸土司，特別是金川土司更加藐視朝廷。金川土司的肆無忌憚和囂張，導致了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爆發。第一次金川之役重蹈瞻對事件覆轍，清朝以接納土司莎羅奔的乞降而收兵，致使在20多年後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興第二次金川之役，並進行改土歸流，才徹底解決了川西北的土司問題。因此，可以這樣說，乾隆時期的四川西北地區，先有瞻對事件，才有第一次金川之役，再有第二次金川之役。戰事一次比一次更為擴大和激烈，清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更為巨大。

瞻對事件隨著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結束而結束，這一地區也基本保持了平穩安定的局面。但是，當時瞻對地區並沒有實行改土歸流，隱患也並沒有消除。一百餘年後，因中瞻對土司工布朗結又率屬於所屬各處滋擾，並與明正等土司構怨仇殺，阻滯台站道路，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征剿。同治四年（1865年）平定后，因達賴喇嘛曾派藏兵助戰，遂將瞻對賞與達賴喇嘛管轄。此後，該地區仍屢有不靖，經過多年醞釀，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經四川總督趙爾豐奏請，重又“收瞻入川”，進行改土歸流，將瞻對各土司歸併，設縣管理，才徹底解決了隱患。

總之，在瞻對這個“彈丸”之地，所發生的矛盾糾紛一直延至清末才真正解決，溯其根源主要就在於乾隆皇帝對瞻對事件開始時態度遲疑，用兵中又片面提升作戰目標，導致此一事件始終沒能得到很好的處理，最終釀成了大小金川之役。

瞻對事件，最初是由土司施放的“夾壩”所引發，該不該出兵和什麼時候出兵，對此問題，乾隆一直很猶豫。所以，乾隆一直未有明確的指示。或許乾隆的心中，根本就從未將瞻對之事放在眼裡。只是在地方官員一再奏請下，才同意出兵的。乾隆帝的初衷或許只是想出兵給瞻對土司以威懾，使其繳還搶劫物資、獻出“夾壩”，僅此而已。因而他最初的態度是遲疑的、被動的。

在一定程度上，乾隆帝的態度影響了開戰後清軍的動向，由此產生了輕敵思想，導致前期戰爭進展不順。由於軍隊來源不一，戰事來時又未加整傷，因而軍紀不嚴，賞罰不明，並且慶復從開戰後的頭幾個月一直未在前線。號令不一，部隊鬆散。各路將領各自為戰，互不協作，嚴重影響了戰局。此外，前線指揮官四川提督李質粹等為了撈取獎賞、獲取頭功，還有意誇大戰績。實際上，面對瞻對易守難攻的地勢和高原氣候的惡劣，清軍前線將官士兵己搞得疲憊不堪，因此，戰事並不順利。不幸的是，這種局面再次出現在後來的金川戰役之中。

對於瞻對用兵，乾隆的思想是從一開始“擒獻夾壩”轉變到“務必拿獲班滾”，作戰目標提升了，故而當清軍全力圍攻下瞻對首領班滾巢穴時，就有了“班滾燒斃”的結果。對於後來瞻對事件中的“班滾燒斃”是否屬實問題，有不同的說法。一種說法認為：瞻對土司聚碉而居，大軍壓進時，碉內“男婦老幼，俱被火燒，一人未能逃脫”。這一點在慶復的奏報中講的很清楚，也非常肯定。但確因沒有找到班滾屍體，對班滾是否燒死，乾隆皇帝心存疑慮。

另一種說法認為：清軍圍剿班滾駐紮的如郎寨時，軍中將領有人暗中與瞻對土司秘密達成協議，土司答應放棄據點如郎寨，條件是讓班滾逃脫，班滾“三年不可出頭”，以後仍將該地交給班滾。后待清軍進入空寨奏報乾隆大獲全勝，攻克如郎寨，又火攻燒掉一個泥日寨，捏稱班滾被燒死，即倉促撤兵。“則慶復設有成局，李質粹為所欺瞞。”以蒙蔽乾隆，早日撤兵。後來證實，班滾確實沒死。

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金川之役開始，乾隆才真正得到班滾未死的確切奏報，並且據報班滾己經回至下瞻對的盤踞地如郎寨，各土司又重新與其結好，乾隆惱怒異常，命川陝總督張廣泗平定金川的同時，回師重剿瞻對。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月，第一次金川戰役結束，班滾於莎羅奔投誠荷蒙赦有后，即派人連次前來求情乞恩，並將其子送往泰寧寺出家悔罪，態度頗為真誠懇切。乾隆這時才說道：“班滾未死，早有明驗。今即親身率眾歸誠，從前慶復等之欺閣捏飾，更無可置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