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音樂節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出現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60年代中晚期，戰後的思潮很激烈，年輕人有足夠的見解卻不被重視，挫折感與避世感頓生，他們渴望一種與世無爭、和平、平等的世界，消除貧富差距、反建制，Woodstock應運而生，而它的超前成功又使青年人重拾信心，在Woodstock精神中加入一條積極上進的因素。

1969年，到至今已經有近50年的時間了，而且給人類（或者是美國人）留下2個深刻的記憶。當時在冷戰的情況下戰勝前蘇聯，並有一個叫Armstrong人在人類史上第一次登陸月球，而在月球上無法看到的名叫Woodstock地方在` 3 Days of Peace & Music`口號下舉行了盛大的音樂節。人類在為越來越進步的科技而歡呼之時，另一方面有很多人為音樂而歡呼，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年。在Woodstock音樂節之前美國已經舉行過很多搖滾音樂節，但提起足球就能讓人想起世界盃一樣，一談到搖滾音樂節那大家肯定會說到Woodstock音樂節。為什麼呢？1969年美國內外社會矛盾非常多，人權問題、針對參加越南戰爭而出現的反戰爭示威等等，所以當時美國社會非常混亂。60年代初的年輕一代反叛精神比較弱，二戰以後出生的baby boom時代人參加所謂`Flower Movement`，而且之後被人們稱之為hippie族。他們整天喊著反戰、愛情、和平，但他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積極參加到社會，而是迴避者、追求夢幻世界的消極階層。雖然是這樣的背景，但4個年輕人自己出錢並策劃舉辦了1969年8月15日Woodstock音樂節。

音樂節的名字來自即將要舉行的場所地名Woodstock，但實際上因為當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對，演出一度陷入被取消的危機，但住在臨近地方的叫Max Jasger的人提供了自己的農場，所以經過很多曲折演出終於如期舉行了。Woodstock音樂節舉行的3天時間裡（實際演出到18日早上應該算是4天），Woodstock聚集了數十萬名（實際可能在45萬以上）觀眾一同盡情欣賞演出，幾天的演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共和國、解放區。當時的政府對此活動非常不滿，而且輿論的態度也不是很好，但hippie為主的觀眾在惡劣的天氣和環境下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反而他們還過癮了屬於自己的小世界。與舉行的亂糟糟的Woodstock演出相比，我們可以隱隱約約能猜測出當時觀眾們的世界觀。當時最著名的很多藝人們參加了當時的演出。

Jimi Hendrix因唱了類似嘲笑美國的音樂，所以得到了觀眾的歡呼，而Janis Joplin的熱情歌唱也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能聽到Crosby, Stills & Nash和Neil Young的美妙合音和folk女王Joan Baez的豪爽的歌聲，而且現場音響中還傳出黑人fokl的醇厚的歌喉。演出中有美國人非常喜歡的Grateful Dead初期柔軟的迷幻般的歌曲，還有Jefferson Airplane的初期出道歌曲。Melanie也不能不說，而且從英國專程來參加的Ten Years After和The Who在演出之後更加出名了。之後以3張LP銷售的演出實況專輯（CD是2張）感覺像是Joe Cocker以完全自我形式歌唱Beatles的`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一起與觀眾共呼吸並直接反映了Woodstock音樂節的氣氛，而且把Mountain, CCR, Canned Heat, Santana,Iron Butterfly, Sly & The Family Stone等所有風格的搖滾音樂加入到一起。但是提出音樂和和平的短暫3天過去以後，隨之大家慢慢就回到了從前的生活，這可能也是Woodstock音樂節所留下的遺憾。雖然在當時的年代里很多人都認為此演出很無聊，但給那一代和下一代人們留下了神話般的記憶，這可能是因為舉辦者的單純目的得到了大家的共鳴。沒有商業性的目的，而且在激進的世界觀中展開，所以在3天的時間裡大家感受到了最純潔搖滾的自由世界。

三十年前，最後一批滿身泥垢的年輕人撤離了馬克思·雅斯格（MAX YASGUR）泥濘的牧場，它宣告了一個歷史上最不同尋常的音樂節的結束。同時，對於其具有何種歷史意義的爭論也就此開始。真誠的“信徒”稱其為一個時代的頂峰，認為它對人類思想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挑剔者”則將它視為一個天真無邪的時代的滑稽收場。

1969年舉辦的伍德斯托克音樂藝術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吸引了四十五萬觀眾。四天的時間裡，他們在蘇利文縣（SULLIVAN COUNTY）的牧場締造了一個嬉皮士的獨立王國。在這裡，人類的感知世界被徹底地打開，吸食毒品是合法的，性愛是自由的。音樂節於當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五點零七分正式開始，持續至八月十八日上午結束。它引發了紐約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交通堵塞，通向紐約州的高速公路被迫關閉。美國相當多的州縣在此之後立法以禁止類似活動的再次舉行。

和其它為數不多的歷史事件一樣，“伍德斯托克”已成為某類文化現象的代名詞。正如“水門”（WATERGATE）暗示著公眾信任危機，“滑鐵盧”（WATERLOO）代表慘烈的失敗，“伍德斯托克”指向的是瀰漫於六十年代的縱慾及享樂主義。歷史學家費爾徳曼（BERT FELDMAN）說：“人們在這裡經歷的是一場一生中絕對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複雜，無法複製，如同狄更斯所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出現在1969年那個不同尋常的周末的有謊言家，熱戀中的情人，先知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機者。他們在那裡談情說愛，鑽營牟利，共同創造了一個足以載入史冊的歷史瞬間。音樂節圖標的設計者斯科尼克（ARNOLD SKOLNICK）是這樣描述它的：“一陣急促，躁動的敲擊在這個國家的某個地方響起，於是人們從四面八方聞聲而至。”

這場嬉皮士的狂歡最終花費了二百四十萬美元。它的主辦者是四個截然不同的青年人，他們是：羅伯茨（JOHN ROBERTS）,羅斯曼（JOEL ROSEMAN）,考菲爾德（ARTIE KORNFELD）和邁科朗（MICHAEL LANG）。

年齡最大的羅伯茨那一年26歲，是這個活動的投資人。他因繼承了一個藥店和一個牙膏製造廠而擁有上百萬美元的資產。他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曾作過陸軍中尉。在此之前，他只親臨過一場由“海灘男孩”演出的搖滾音樂會。他的朋友羅斯曼是長島（LONG ISLAND）一個著名牙醫的兒子，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律系。在1967年，24歲的羅斯曼留著絡腮鬍須，在一支作風閑散的搖滾樂隊中任吉他手。1967年冬天，兩個青年人合租了一套公寓，盤算著如何打發漫長的餘生，他們決定為一家電視台編寫長篇肥皂劇，內容是關於兩個頭腦簡單而富有的年輕人的商業投資冒險，他們將面臨各種困境，最終在關鍵時刻化險為夷。

為了豐富劇情，這兩位決定在現實生活中扮演一下劇中的主人公。於是在一些雜誌的分類廣告上出現了這樣的文字：“兩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尋求感興趣的投資機會及商業項目”。他們收到了上千個五花八門的回復，其中一個新奇的項目吸引了他們的目光——自行車滑雪，這是一個當時在歐洲頗為風行的運動，兩個人對其進行了細緻的分析。慢慢地，兩位未來的肥皂劇劇作家不知不覺變成了冒險投資家，不折不扣地變成了劇中人。

25歲的考菲爾德總穿著大翻領的制服，他在著名的政府大廈唱片公司（CAPITOL RECORDS）任職，因常在辦公室里吸大麻而聲名不佳。他的工作是與大牌的搖滾明星聯絡，他本人也進行歌曲創作。邁克朗在朋友們眼中是個精靈古怪的人物，有一頭黑色的披肩捲髮，23歲的時候，他在佛羅里達擁有了第一家大型商店。1968年，他策劃了當時規模最大的邁阿密流行音樂節，吸引了四萬觀眾。後來他作了一支搖滾樂隊的經紀人，尋求與唱片公司的簽約，1968年底，他找到了考菲爾德。

兩人一見如故。不久，邁克朗搬入了考菲爾德在紐約的公寓，他們進行了多次的徹夜長談，醞釀出了一些構想。其一是舉辦一場超大規模的搖滾音樂會；其二是在距曼哈頓一百公里的一個名為伍德斯托克的小鎮建立一個錄音室。選定這個地方，是因為這個遠離塵囂，風景優美的小鎮在近一個世紀以來已成為很多藝術家心目中的聖地。在六十年代末，許多搖滾藝人都遷居於此，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BOB DYLAN、THE BAND、TIM HARDIN、VAN MORRISON、JIMI HENDRIX、JANIS JOPLIN。兩人開始為他們的計劃尋找投資人。1969年2月，在他人的引薦下，他們與羅伯茨及羅斯曼進行了一次會談。麥克朗事後回憶說：“那兩位一臉迷惑的看著我，嬉皮文化對他們而言是新奇的，儘管如此，他們對我們的計劃依然很感興趣，並要求我們提供一份書面材料，其中包括一切活動的預算及其它具體事宜。”在他們第二次會面時取得了一致：將音樂會的規模定在有十萬觀眾參與，預算定為五十萬美元。四個合作者在野外搭建的帳篷里喝著雞尾酒，吃著烤麵包片進行著緊張的籌劃，他們開始派人去四處拜訪搖滾藝術家，他們夢想著能夠邀請到象JOAN BAEZ這樣的傳奇人物出席。3月，他們註冊成立了名為“伍德斯托克冒險計劃”的公司，每人佔四分之一的股份。接下來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尋找合適的場地。為此他們的觸角遍及了哈德遜中部的整個鄉村。最終，他們在洛克蘭縣（ROCKLAND COUNTY）的沃克爾（WALLKILL）以一萬美元的價格租下了一片大面積的開闊地。在三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四個人驅車來到這裡拜訪了土地的擁有者霍華德，他們注意到了這片土地的工業化痕迹。羅伯特事後回憶當時的感受：“這裡並不是十分理想，但無論如何，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地方。”

米爾斯的三百英畝空地交通極為便利。它位於城鎮最主要的211號大道的盡頭，距與紐約州高速公路相連的17號大道僅一英里，並鋪設有必要的水利管道及電力設施。它原本被劃分為工業用地，也被允許進行文化展覽及演出。儘管音樂節的組織者對這裡不甚滿意（因其背離了他們所宣揚的“回歸田園”的宗旨），但他們依然向地方發展規劃委員會遞交了活動申請，並開始著手進行相關的工作，同時尋找著更為合適的場地。

羅斯曼在五月底對沃克爾的地方官員說這次活動將邀請一些爵士樂隊及民謠歌手參演，預計有五萬觀眾。地方長官斯科塞（JACK SCHLOSSER）則對此心懷疑慮。他事後回憶說：“我感覺那些組織者在有意地隱瞞一些事情，例如觀眾的人數。隨著與他們接觸的加深，我發現他們並不了解他們正在做的事情。五萬人相當于軍隊中一個師的人數，相應的後勤部門極其龐大。因此，參加音樂會的即使是五萬個牧師，我一樣會擔心。”

從四月底開始，組織者們已經開始籌劃在大眾傳媒上推出一系列與活動相關的形象設計以引起公眾的關注。五月，在“紐約時代”等雜誌上開始出現本次活動的廣告。在康菲爾德心目中，搭建舞台，與搖滾樂隊簽訂演出合同，甚至售票都不是頭等大事，音樂會的重點在於體現一種觀念，並使其成為一個能對一代人的風貌進行完整記錄的事件。在活動的宣傳品中，組織者敏銳地借用了代表反傳統文化的群體慣用的標誌及用語。在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氣氛中，為了順應同代人要求獨立自由的傾向，最初麥克朗建議將整個活動命名為“寶瓶座之展示”（AQUARIAN EXPOSITION），他還設計了一個風格華麗，以水瓶為中心圖案的張貼畫。最終，活動的宣傳口號定為“和平與音樂的三天”（THREE DAYS OF PEACE AND MUSIC），取代了高度概念化的“寶瓶座之展示”。主辦者欲以“和平”體現青年人心目中的反戰情緒，也想用此種暗示來避免活動中可能出現的任何暴力事件。標誌圖案中的鴿子原本的設計是落在一支長笛上。設計者斯科尼克當時住在謝爾德島，每天都在畫鴿子，當活動的另一位廣告撰稿人打電話給他並告訴他活動的口號時，他隨即用刀片把一隻鴿子的完整形象從寫生簿上切割下來，“那時我喜歡聽爵士樂，所以最初的設計是鴿子落在長笛上，但僅僅過了一天，我就決定讓它落在一把吉他上。”

“伍德斯托克冒險者”在試圖與那些當時最著名的搖滾樂隊簽訂演出合同時遇到了麻煩，明星們因為擔心演出后拿不到酬金而不願與一個聞所未聞的機構簽合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組織者開出了當時令人難以拒絕的天價。首先，他們以12000美元簽下了當時最著名的迷幻搖滾樂隊JEFFERSON AIRPLANE，這支樂隊此前的出場費一般是5000到6000美元；隨後他們以11500美元請來了CREEDENCE CLEARWATER RIVIVAL，以12500美元請來了THE WHO，後面的事情就變得簡單了。“我告訴他們錢不是問題，如果他們開價五千，我會給他們一萬。”最終，他們在請搖滾樂隊及歌手這一項上花了十八萬美元。

羅斯曼與羅伯茨希望能請到電影公司對這次活動進行全程拍攝。但此前拍攝搖滾紀錄片幾乎無利可圖。一般電影製作人不願涉足與此。他們幸運地遇到了韋德勒（MICHAEL WADLEIGH）。27歲的韋德勒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攝影師及獨立電影導演。兩年前，他自行中止了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系的學業，開始將其所有時間用於在城市的街道上拍攝民眾與政府在政治文化方面頻繁發生的衝突。他曾在他的影片中使用搖滾樂作背景音樂以表現相應的主題，並使用多媒體來增強影片的表現力。當音樂節的組織者找到他時，他立刻被深深地吸引，並馬上決定不計報酬地投入其中。

1969年5月初的一天，麥克朗及其同伴哥斯坦（STAN GOLDSTEIN）走進了當地一家音響設備商店並找到了它的主人馬科夫（ALLAN MARKOFF），“他們請我為一場有五萬觀眾的音樂會設計音響，還提到觀眾人數也許會達到十萬甚至十五萬。”馬科夫起初懷疑這兩個人的精神是否正常，“十萬觀眾的音樂會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這相當於現在的三千萬觀眾。”當時24歲的馬科夫是當地唯一一位名字列入“音頻工程師社團名冊”的人，麥克朗正是從這本雜誌上發現了他的名字並找到了他。馬科夫就這樣成了這場音樂會的音響設計。他還記得在他設計的音響中，即使是揚聲器的最低音量也足以使任何一位距音箱十步以內的觀眾聽覺受到損傷。

沃克爾當地的居民們開始慢慢接觸到這樣一些辭彙：“嬉皮士”；“毒品”；“搖滾音樂會”，隨著音樂會的廣告開始在各大雜誌及電台出現，居民們了解到將有一場持續三天，而且很可能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搖滾音樂會在此地舉行。“伍德斯托克冒險者”的成員大多裝束奇異，在當地人的心目中，留長發，衣著破爛是政治左翼及吸毒者的典型形象，這使很多人擔心即將天下大亂，他們將這種緊張情緒都傾瀉在了米爾斯一家身上。開始有人在當地教堂攔住米爾斯，指責他給當地人帶來了麻煩。為了防止事態的惡化，活動的組織者僱用了原司法部門高級助理韋斯（WES POMEROY）負責安全保障，同時在職人員名單上還列入了令人尊敬的甘南牧師（DONALD GANOUNG），他的職責是處理組織機構與當地居民的關係。但這一切的努力都未能挽回局勢，土地的主人米爾斯不斷地接到匿名電話，甚至有人威脅要拆毀他的住房。他報了警，但因證據不足，警察無法拘留任何嫌疑人。當地居民出於對未知事物的恐懼陷入了奇怪的狀態。米爾斯直到今天也不願談論在1969年鎮上的人們對他作了什麼，他說：“我知道一切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我還是不願惹麻煩。”

“伍德斯托克”的組織者將這次音樂會對外界宣傳為“鄉村的快樂周末，臨時的自治村莊”。廣告迅速出現在洛杉磯，聖弗朗西絲科，紐約，波士頓，德克薩斯，華盛頓等大城市的大眾雜誌，地下刊物及電台的廣播中。為了給這個所謂的“自治村莊”尋找必要的工作人員，六月下旬，哥斯坦找來了“小豬農場”(HOG FARM) 的成員。“我們把小豬農場的社員納入到工作人員群體中是為了讓他們給這次音樂會的參與者作一個表率。我們知道在戶外滿天星光下露營對許多青年人來說是極具吸引力的，我們同樣知道會有許多來這裡的人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因此我們要儘可能的為他們創造一個易於適應的環境。”哥斯坦解釋說。

沃克爾地方規劃委員會於1969年7月15日正式回絕了音樂會組織者們的活動申請，理由是活動計劃“不完善”。戶外臨時廁所等音樂會的必要設施在沃克爾不允許設立。此舉引來當地居民的同聲喝彩。委員會甚至還專門通過了一項提議，要求此後在此地舉行的任何一次超過五千人的聚會都要事先經過批准。當地官員否認此項提議與“伍德斯托克”有任何關係，儘管這其中的關聯顯而易見。

“伍德斯托克”的此番遭遇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這裡的一舉一動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並引發了公眾的極大興趣。考慮到已經形成的對峙氣氛，如果舞台真的搭建在這裡，演出最終不是被壓制就是將演變成一場暴亂。麥克朗說：“我們不希望看到帶著防毒面具的防暴警察的到場，如果事情發展下去，這將不可避免。”有的當地居民甚至揚言要開槍打死第一個走進村莊的嬉皮士。瓦德雷當時正在懷俄明州拍攝一部登山題材的影片，得知這一消息時他非常失望，“我一直擔心這場音樂會的流產，這種擔心一直困擾著我，直到音樂會正式開始。”

艾略特（ELLIOT TIBER）在白湖（WHITE LAKE）慘淡經營著一個度假村。八十個房間在一年四季幾乎總是空的。長時間的入不敷出幾乎耗盡了他的所有積蓄。有一段時間，他希望通過在附近舉辦一次音樂會來為度假村招攬更多的顧客，因此申辦了一張音樂會的演出許可證。“我為此花了八美元，也許是十二美元，這張許可證對音樂會的規模等方面沒有明確的限定。”當時艾略特手下只有一個室內樂四重奏小組，所以這個計劃一直沒有實現。他在報上了解到了“伍德斯托克”的處境，便給組織者打了一個電話。麥克朗第二天就趕到了這裡，當他看到了指定的音樂會舉辦地點——度假村后的十五畝沼澤地時，他表示這裡的面積太小了。艾略特此時忽然想起了他的老朋友雅斯各（MAX YASGUR），幾年來，度假村的牛奶和乳酪一直是由他供給的，他在貝塞爾（BETHEL）擁有廣闊的牧場。當時艾略特就給雅斯各打了電話，詢問是否可以以每天50美元的價格租用他的牧場來辦音樂會。雅斯各回答說：“音樂會？又是你那個異想天開的計劃？”

在一片開滿紫色苜蓿的田野里，麥克朗找到了雅斯各。他看到這裡四面的斜坡構成了廣闊的碗狀地勢，在“碗底”有可供搭建舞台的平地，附近還有一個湖，他對此十分滿意並在心裡打定了主意。兩個人緩步走上斜坡，開始討論具體的價格。雅斯各計算著演出將給他的牧場帶來的損失以及事後恢復原狀所需的費用。“老雅斯各是個精明的傢伙，他用一支鉛筆在紙上把這一切算得一清二楚，還不時地用他的舌頭舔一舔筆尖。”麥克朗回憶說：“同他握手時，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只有三個手指，但他的手像鐵鑄得一般有力。

雅斯各在蘇利文縣是以言詞強硬聞名的。四十年代，他在紐約大學學習了不動產法的相關課程，畢業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經營一個奶牛場。幾年後，他賣掉了在楓木（MAPLEWOOD）的奶牛場，舉家搬到貝塞爾尋求事業上更大的發展。到了六十年代，雅斯各的奶牛場已極具規模。這個坐在“伍德斯托克”的小夥子們面前，叼著煙斗的老人是整個蘇利文縣最大的牛奶製造商。他的奶牛場具備強大的運輸力量，大型的冷凍設施以及成套的消毒設施。音樂會借用的六百畝土地僅是他地產的一小部分。

幾天之後，八輛轎車載著部分音樂會的工作人員來到這裡。為了防止在沃克爾發生的事情在這裡重演，此行盡量不事張揚，以免驚動這裡的居民。在與雅斯各的交談過程中，工作人員一如既往地有所隱瞞，雅斯各的態度十分謹慎，出價也很高。其間，艾略特與麥克朗到附近一家名為“燈塔”的餐廳吃飯，消息在這裡被泄露了。“在我們結帳的時候，我們聽到餐廳里的收音機正在廣播，它播出了‘伍德斯托克’已經轉移到了白湖地區的消息，當時餐廳里空無一人，我們都驚呆了”，艾略特回憶說：“在1969年7月20日，全世界都在談論著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但在貝塞爾，人們卻在談論著‘伍德斯托克’這個嬉皮士的聚會。我早已習慣了面對各種突如其來的困境，但這一次，我確實要被擊垮了。”

肯（KEN KESEY）在風起雲湧的六十年代是個知名人物。他以他兩本暢銷書的收入在俄勒凡（OREFON）買下了一個農場送給他的嬉皮士朋友。他本人所居住的普萊森特山（PLEASANT HILL）日後成了驚世駭俗的嬉皮士組織“快樂的惡作劇者”（MERRY PRANKSTER）的大本營。這個組織在聖弗朗西絲科首先進行了毒品試驗（ACID TEST）。

在1969年7月20日，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正漫步於月球上的靜海，同一天，“快樂的惡作劇者”接到了他們的老朋友，“小豬農場”的組織者威威（WAVY GRAVY）的電話，讓他們組織儘可能多的“同道”去貝塞爾。於是，四十名嬉皮登上了八輛“神奇校車”（MAGIC SCHOOL BUS）。車的周身塗滿了迷幻圖案，在車頂的目的地標牌上寫著“更遠的地方”（FURTHER）。（附圖）“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為人類邁出了偉大的一步，我們將為伍德斯托克作出同樣的貢獻。”他們自豪地說。

麥克朗私下為參加這次演出的所有藝人限定了最高演出酬金——15000美元。但當時全美風頭最勁的搖滾明星吉米·亨德里克斯卻不滿足於此。同年夏天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場演出中，他曾拿到過15萬美元。他的經紀人這次開出了同樣的價碼。經過反覆協商，麥克朗最終表示：他們願意為吉米支付32000美元，並在演出廣告中對其進行特別宣傳，吉米接受了這個條件。音樂會的組織者為此不得不對其他藝人慌稱吉米將在音樂會上出演兩場，每場的酬金是16000美元，以此消除其他人的不滿。麥克朗對出場順序進行了安排：瓊貝茨等民謠歌手將在第一天出場，搖滾樂隊們將在其後的兩天登台，而實際上將只出演一次的吉米被放在了壓軸的位置。

在音樂會的組織者計劃邀請的搖滾明星中，有一位至今尚未露面，他就是鮑勃·迪倫。實際上音樂會被命名為伍德斯托克，其目的就在於借用這位神秘人物隱居地之名來吸引大眾的注意。因為與迪倫長期合作的樂隊“樂隊”（THE BAND）已答應參加演出，麥克朗認為迪倫自然也不會拒絕出場。在離音樂會開始還有三周的時候，他在迪倫的一位朋友的引薦下，懷著朝聖者般的心情到距貝塞爾僅七十公里的伍德斯托克拜訪了鮑勃迪倫。“我們在他家中談了兩個小時，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並表示我們非常希望他能參加演出。他最終還是沒有來，我不知道為什麼。”

農場主雅斯各有兩點顧慮：一是擔心沃克爾發生的一切在這裡重演；二是能否確實拿到屬於他的75000美元。羅斯曼事後回憶說：“老雅斯各拿到租金后，再也沒有向我們要過一分錢。他是這樣一個人：每次到他那裡，他都會送給我們每個人一些卡通奶糖，久而久之，這種奶糖堆滿了我們的辦公室。”

白湖度假村的艾略特找到了新的工作——“伍德斯托克冒險者”駐貝塞爾的地方聯絡人。他將以其為期兩個月的工作得到5000美元的酬金。“鎮上從未引來過這麼多的蒼蠅，”艾略特說：“我猜是麥克朗帶來的。他自從直升飛機上下來就一直光著腳，這是他的生活方式，我能接受，但其他人就不一定喜歡了。”

雅斯各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貝塞爾的居民在報上了解到了一些曾讓沃克爾的居民擔憂的事情——毒品，交通堵塞，污水，排泄物等。公眾的憤怒情緒爆發了。一些地方出現了這樣的布告：拒絕購買雅斯各的牛奶，抵制音樂會的召開。這時，一個在當地頗有影響的人物與麥克朗取得了聯繫。他聲稱有能力使音樂會順利舉行，並使麥克朗得到他希望得到的當地居民的認可，條件是給他10000美元用以賄賂一些重要人物。組織者們曾經準備接受他的條件，並已經把10000美元現金裝在了紙袋裡，但最終他們沒有這樣做。“我們非常看重事情發展過程中的因果關係，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了，它勢必會把音樂會引向歧途。”鎮上61歲的艾伯（ABE WAGNER）在音樂會開始兩周前，聽說組織者們已經售出了18萬張票。他認為總共只有3900人口的貝塞爾小鎮難以應付即將到來的巨大人潮。後來他又在報紙上讀到了這樣的廣告：“去伍德斯托克，在那裡你可以為所欲為，無人打擾。”懷著巨大的憂慮，他與鎮上其他近800名居民在一份請願書上籤了名，要求當地政府取消音樂會。而鎮上的主管丹尼爾（DANIEL J.AMATUCCI）接到請願書後看也沒看就順手丟在了一邊。在居民們的不斷要求下，他終於在音樂會開始一周前讀了請願書。然後，他對請願者們說“一切已為時太晚”。范羅恩（KEN VAN LOAN）是當地商業聯合會的主席，他並不把音樂會看作一個麻煩。相反，他認為這將是一個絕好的廣告，還可能會對當地低迷的經濟有所幫助。“我對他們說，這將是本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事件。”

麥克朗駕駛著一輛閃閃發光的摩托車賓士在田野中。他貼身穿著一件皮馬甲，斜挎著一個鑲邊的腰包。這是在1969年8月的上旬，麥克朗率領著他的工程隊正在為即將到來的搖滾音樂會而忙碌。一位電影記者走過來採訪他，他叼著香煙，神情漠然。“你要去哪兒？你還會再舉辦這類活動嗎?”“如果一切順利。”他這樣回答。那閃亮的摩托車，以及他所表現出的那一代年輕人特有的漫不經心的姿態將永遠保存在電影的膠片中。

滑稽古怪的威威率領著85名小豬農場成員和15個印第安人出現在肯尼迪國際機場。這一次他穿上了州立警察的制服，身上裝備了一瓶碳酸水和一個橡膠鏟。當這群赤足，長發者走下飛機時，威威大聲宣布：“我們是嬉皮警察。”

反對者為了阻止演唱會的召開使出了最後一招。他們將在音樂會開始的前一天，在來此地時必經的17號公路組成人牆。得知此事的艾略特急忙跑到電台公布了這一消息。“那一夜我睡得很糟。凌晨兩點鐘我被一陣聲音吵醒，那是吉他，小號的聲音。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了耀眼的車燈，向這裡駛來的汽車佔滿了公路上往返兩個方向的五條車道。這是星期四的凌晨兩點，他們已經來了。”

肯菲爾德趕在音樂會開始前兩天與華納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華納公司將投資十萬美元用於紀錄片“伍德斯托克”的拍攝，音樂會的組織者們則負責安排演出，燈光，採訪等相關細節。獨立導演瓦德雷及其助手早已準備就緒，只等資金到位即開始工作。肯菲爾德對華納公司的負責人說，這將是一筆只賺不賠的買賣。“再過兩天，這裡將會有幾十萬人。十萬美元的投入將會帶來幾百萬的收益。如果音樂會演變成一場暴亂，你們將有幸拍到千載難逢的大場面。”瓦德雷為了此次活動在紐約的電影圈中組織了一支近百人的拍攝組。他向他們許諾：如果影片拍攝順利，他們將拿到雙倍於平日的報酬，但是如果拍攝中途擱淺，他們將拿不到一分錢。最終，所有拍攝組成員開著幾輛破爛的汽車興緻勃勃地趕到了這裡。在瓦德雷心目中，這部影片將是一部現代的“坎特伯雷故事”，從各地長途跋涉而來的年輕人在影片中將與在舞台上表演的搖滾明星們佔到同樣的比重。影片將儘可能真實地記錄這些年輕人個人的生活經歷，他們對於越戰乃至於整個時代的感受，以及當地居民對此次盛大聚會所持的態度。

1969年8月14日下午，已經有將近兩萬五千人先期趕到了這裡。在這一片開闊的土地上四處洋溢著田園牧歌式的情調。野外生活經驗豐富的“小豬農場”成員們已經開始用柏油帆布等材料搭起簡易廚房及臨時住所。他們還用木板及樹枝為孩子們搭起了簡易鞦韆。孩子們在鞦韆上和厚厚的乾草垛上興奮地玩耍，跳躍。威威臨時吸收了一些新成員進行安全保衛工作。他煞有介事地發給他們統一的袖章並設定了通行口令，口令是——“我忘了”。在斜坡下方的開闊地，他們設立了一些出售嬉皮風格紀念品的攤位。商品包括手工織就的腰帶，束髮帶以及“癮君子”們常用的隨身裝備。林中的樹木被點綴得如同聖誕節一般，蜿蜒的小路上鋪滿了鋸屑。在山上，木匠們叮叮噹噹地搭建著舞台——這是屬於“快樂的惡作劇者”和“小豬農場”這兩個嬉皮大家庭的舞台。

“快樂的惡作劇者”的頭目巴博（BABBS）正在指揮著大家把從“感恩而死”樂隊那裡借來的室外音箱放置在舞台上。他轉過身，面對著攝像機鏡頭侃侃而談：“在山上，在林中，到處都是孩子們的天然學校，還有我們為年輕人準備的免費廚房，以及向每一位即興表演者開放的自由舞台。”

大麻的香氣在深夜的林中瀰漫，它沿著敞開的窗戶飄進了當地居民的屋舍中。往日夏夜裡昆蟲的歌唱被一陣陣踢踢踏踏的腳步聲代替。在當地居民的耳中，那聲音“聽上去像一支深夜行軍的隊伍”。一位住在雅斯各農場附近的當地年輕推銷商原計劃在星期五上午去奧爾巴尼參加商務會議。早晨醒來時，他看到的是窗外一夜之間出現的涌動的人群與車輛，人們在空地上搭建著帳篷，一群孩子站在他汽車的發動機罩上，他們正在向他微笑。

麥克朗在星期五的早晨醒來，他忽然想到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現場售票處的設立還沒有落實。音樂會的組織者們很可能在現場因無法正常售票而收不到票款。在此之前，已經有一小部分票被先期售出。羅恩（VAN LOAN）是在兩天前被組織者僱用的，他的任務就是把已經製作好的二十多個現場售票亭拖放到位，但他沒能完成任務，“我們最終只設立了兩個售票亭。這裡到處都是人，汽車，無人認領的帳篷，路都被堵死了，我們寸步難行。”羅恩滿腹苦水。

星期五上午，三輛大汽車駛進牧場並停在了現場總指揮部門口。從車上走下來的一百多名警察是音樂會組織者從紐約警察局請來從事安全保衛工作的。他們因其豐富的工作經驗以及對待青年人的開明態度而被選中，而且每人每天將得到50美元的報酬。在此之前，警察局對其下屬表示“不支持”他們參與其中。在他們到達后又接到了一個更嚴厲的警告：每一位參與者將受到來自總部的訓斥。於是他們坐還沒坐穩就又上了車，趕回了紐約。並不是所有的警察都離開了這裡。在“伍德斯托克”支付工資人員的花名冊上此後又多出了八，九個類似於“米老鼠”這樣的古怪名字，他們的報酬是每天90美元。

34歲的紐約交通警肯諾克（FRED W.CANNOCK）當天在白湖地區執勤，負責指揮55號路與17B號路一帶的交通。不久他就發現他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義。這一帶的公路由於嚴重的交通堵塞而變成了巨大的露天停車場。“停車場里停著的車是不需要指揮的。”肯諾克站在那裡，面對著綿延了近十英里的寸步難行的車隊無計可施。

在電台工作的塞弗克（JOHN SZEFC）當時正在附近的“蒙特卡羅”挽車賽馬場錄製節目。偶爾的回頭一瞥使他注意到了17B號路上的交通狀況，“所有從17B到17號路的道路全都被堵死了，這時我才意識到音樂會的規模之大，因為眼前的場面已經很壯觀了。”這期節目將不得不提到音樂會對賽馬場當天經營狀況的影響——儘管不少下注者最終奮力殺出重圍並及時趕到了賽馬場的售票窗口，當天的賭注總額仍比一個八月周末的正常交易額減少了六萬美元。

“快樂的惡作劇者”的頭目巴博負責音樂會的安全保障。他經驗豐富，對癮君子的種種行徑了如指掌。他吩咐手下：“你們要去幫助那些陷入麻煩的人。對於那些不過是在自尋歡樂的人――不管他們做了什麼，只要沒妨礙到別人，你們就當沒看見。”此間不斷有人來向巴博索要毒品，巴博告訴他們這方面不必擔心，一切應有盡有。

中午的時候，巴博和威威看到十幾個手提摺疊箱，身穿黃色夾克的人向山上走來。這群人走到警戒線附近后聲稱他們是驗票員，並要求這裡所有的人先撤出警戒線，待驗票之後再行進入。“老兄，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這裡面有二十萬人。”巴博說。那些人此時也沒了主意，大家商量了一下，決定索性拆掉全部防護設施——他們隨即扯開了一個近一百英尺的缺口，外面的人立刻魚貫而入。轉眼間，圍繞在演出場地四周的鋼絲網柵欄被湧入的人潮踩在腳下。麥克朗得到消息后——雖不情願——但也只好當場宣布：伍德斯托克將成為一場免費的音樂會。

音樂會第一天的主角按計劃是以瓊貝茨為首的一批民謠歌手。此外還安排了一隻搖滾樂隊“狡猾的石頭家庭”（sly and the family stone）穿插於其間，以此為這個周末增添一點搖滾的味道。在日程表上，演出將於下午四點準時開始，但由於嚴重的交通堵塞，到了這個時候，大部份歌手都分散在數英里之外的旅店裡而無法到達。組織者們瘋狂地四處聯繫直升機以便將歌手帶到現場。麥克朗此時可以在兩名歌手中選擇一個上場：一個是已經喝得醉醺醺的正在後台閑逛的哈丁（tim hardin）；另一個是哈文斯（richie havens），他看上去已經準備就緒。麥克朗選擇了哈文斯。於是，為期三天的伍德斯托克音樂會在1969年8月15日紐約東部夏令時下午五點零七分正式開始。

每當台上的哈文斯想要結束演出並走下舞台時，他都會被音樂會的組織者用手勢制止——因為他們無以為繼——哈文斯只好繞一個圈子再坐回到話筒前。這位以一把原聲吉他自彈自唱的民謠大師在台上度過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兩個半小時。在他演唱即興創作的歌曲“自由”（freedom）時，一架載著“音樂援軍”的大型軍用直升機在演出場地上降落。“我們只能聯繫到軍用直升機，是它們挽救了伍德斯托克。”由於在這裡聚集的年輕人絕大多數持反戰立場，所以這一幕極富戲劇性。“我們不反對軍人，只反對戰爭。”哈文斯這樣自我解嘲。

哈文斯下場了，其他演員仍未準備就緒。組織者深知如果長時間沒有音樂，“臨時王國”的幾十萬公民將陷入焦躁狀態。身為主持人的曼科(chip monck)一把抓住了喬麥克唐納（country joe mcdonld），給他掛上一把原聲吉他，然後一腳把他踹上了台。喬麥克唐納在台上即興演唱了兩首歌曲。此時，曼科又從台下的看客中認出了塞巴斯蒂安（john sebastian）。這位原“愛之匙”（lovin’ spoonful）樂隊的主唱事先並未接到上台演出的邀請，他從大老遠趕來看熱鬧，卻陰錯陽差地上了台。在台上，身穿手工扎染汗衫，戴著一副眼鏡的塞巴斯蒂安顯然尚未從毒品帶給他的美妙幻覺中醒轉，他喋喋不休，也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這種嬉皮風範反倒使得他大受歡迎。他號召大家去“愛周圍的每一個人，離開時別忘了帶走身邊的垃圾。”

並非職業歌手的薩芙卡（melanie safka）幾個月前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本次音樂會的一位組織者。談話間她得知了有這樣一場音樂會並表示希望屆時能上台演唱自己寫的歌曲，她的提議被接受了。當天由於交通堵塞，她和其他歌手一樣，被迫到就近的一家汽車旅館等候，並最終搭乘直升機來到現場。她被領到了一個帳篷里作演出前的準備。此時她才得知她將要面對相當於整個波士頓的人口規模的觀眾。她先是感到震驚，其後便陷入了不可抑制的緊張中。她開始不間斷地咳嗽，咳嗽聲驚動了她的鄰居。不一會兒，旁邊帳篷里的人為她送來了茶水，她認出這個人是瓊貝茨。

魏斯瑪（art vassmer）是當地一家食品零售店的老闆。當天他售出了大量的啤酒，蘇打，花生醬及果凍。他曾擔心會遭到暴徒的搶劫，但事實並非如此。“小豬農場的人在此維持秩序，他們雖然都髒兮兮的，但卻很友好。”魏斯瑪沒有因為商品賣得好而趁機漲價——只是把六聽一箱的啤酒的價格由原來的1美元95美分漲到了兩美元，這是為了避免找錢的麻煩。當天他還為二十多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兌換了支票，這些支票事後證明都是有效的。

蘇利文地區的居民聽說貝塞爾地區的年輕人沒有足夠的食物。當地一個名為“蒙的卡羅猶太社團”（monticello jewish community center）組織的成員用二百多個麵包，四十磅冷切肉和兩加侖腌肉汁趕製了一些三明治送到了這裡。但據音樂會組織者估計，這裡至少還需要七十五萬個三明治的援助。消息傳出后，食品從四面八方紛紛空運到了這裡。

鎮上的歷史學家費爾德曼（bert feldman）這次扮演起了“道德審查員”的角色。他頻頻穿梭於沸騰的人群與攝像機之間，他的任務是避免那些裸泳的年輕人的正面裸體被攝入鏡頭。他大聲地提醒著那些伊甸園中的“亞當”與“夏娃”們用衣服遮掩一下自己的身體。“他們至少應該穿上一兩件衣服——是一件還是兩件取決於他們的性別——他們忘乎所以，象醉酒者一樣歡樂。”

記錄片攝製組帶來的膠片不足以將全部演出拍攝下來，所以他們必須有所選擇。導演瓦德雷事前向音樂會的組織者要了一份關於藝人出場及演出曲目順序的“節目單”。他計劃儘可能多拍攝一些反戰，反體制的歌曲，而略過那些單純的情歌。但幾乎每一位走上舞台的表演者都被打罵，酒精或是台下的人潮搞得近於癲狂，他們隨其興之所至的表演把拍攝人員弄得極為狼狽。當喬麥克唐納在台上向觀眾高喊“gimme an F”時，瓦德雷正將舞台上的攝像機對準台下的觀眾，後來他意識到這就是那首名為“fish cheers”的反戰歌曲，他趕緊掉轉機頭，尋找著舞台上的表演者。“當時我在台上手忙腳亂地調整著攝像機的狀態，所以在電影中這首歌的前兩分鐘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直至我在尋像器中找到了他。”瓦德雷回憶說，“真該有人給麥克唐納頒個什麼獎，那首歌太棒了。”

“狡猾的石頭家庭”（sly and the family stone）是星期五晚上出場的唯一一支搖滾樂隊。這支在風格上融合了搖滾樂與靈歌的樂隊在演出時有一個癖好：他們慣於煽動和挑逗台下的觀眾，並鼓勵他們衝擊舞台。這使得組織者極為擔心台下的幾十萬觀眾會做出何種事情，所以他們事先在舞台與觀眾之間挖了一條深溝，以此作為他們捍衛現場秩序的“戰壕”。這支樂隊登台時，坎菲爾德和他的妻子守在這裡。當主唱在台上唱到“I want to take you higher”時，台下幾乎每個人的熱情都被點燃了，他們歡呼著，燃起了成千上萬支蠟燭。“我們隔在觀眾與舞台之間，心驚膽戰地目睹著這一切”。坎菲爾德至今心有餘悸。

在西塔琴演奏者山卡（ravi shankar）演出的時候，天空下起了小雨；在瓊·貝茲唱完“我們終將獲勝”（we shall overcome）之後，溫暖的雨水傾泄而下，三個小時之後，牧場地表的積水已厚達五英寸。薩芙卡走上舞台。面對著暴雨中的幾十萬觀眾，她感到自己靈魂出竅。“在我一生中，這是唯一的一次。我看到自己在舞台上歌唱，而我——天啊——竟然不在那裡。”在暴雨中，在黑暗中，在明明滅滅的燭光中，薩芙卡演唱了自己創作的“美麗的人民”（beautiful people）。

這次活動的每一張門票都附帶了一張印有“food for love”字樣的領取食物的憑證。組織者事前設想的方案是：持票者可憑證領取漢堡或熱狗；本應在場外的無票者可到場外專門為他們搭建的一些簡易廚房去順序就餐。但由於大量的無票觀眾從一開始就湧入了場內；由於嚴重的交通堵塞使得部分無法按時到達；由於發放食品的年青志願者們被“愛的精神”所感染，開始不加分辨地向觀眾發送本應憑票領取的食品，“愛”的計劃破產了。

一輛運送食品的貨車被堵在了距演出地點五英里處，並隨之遭到了襲擊。一個小夥子跳上車，開始將車內的漢堡和熱狗向車外拋灑；場內此時也出現了混亂：又冷又餓的觀眾開始在各個食品發放點哄搶食品。雨越下越大，場面也愈發不堪。四十一歲的食品發放志願者格雷漢姆（sanderson graham）為了解圍而高喊著：“瓊貝茲開始演出了。”但沒有幾個人理睬他，大家似乎對這裡更感興趣。格雷漢姆夫人早就想離開這裡了，但她的車因被人群包圍著而寸步難行。她感到落入了一個騙局，墜入了一個陷阱。“這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化’，不是我心目中的‘成長’，更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體驗’，我看不到‘愛與和平’的影子，眼前只有盲目而混亂的人群。”

暴雨迫使演出停止。在凌晨三點，人們開始成群結隊地挖掘導水渠。雨水匯成急流，沖走了地表的草皮，暴露出草皮下的紅泥與岩石，大部分場地變成了布滿著水坑的沼澤。人們的衣衫早已被雨水浸透，一些人開始詛咒，抱怨，開始後悔來此。

40歲的桑德森是一位來自美國中部城鎮的女護士，她在星期六的黎明登上了直升飛機。飛機在夾雜著冰雹的暴風雨中奮力前行。在即將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陽光穿越了厚厚的雲層普照在大地上。桑德森從飛機上向下望去，看到了沐浴在清晨的陽光里的幾十萬人，她說那種景象“無法形容，如史詩般壯觀。”作為一名醫療志願者，按編排她本應在星期六晚上到這裡，但因為現場有太多的緊急情況需要處理，組織者希望她能提前到達，並專門派了直升機去接她。一下飛機，桑德森就被迅速帶到剛剛重建好的“醫療帳篷”中。不久，她便根據現場的實際情況把圓形帳篷的內部劃分為三個部分以對治不同癥狀。“第一診室”的病人是那些因吸食了過量的毒品而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幻視，幻聽癥狀的年輕人；“第二診室”是外科，專門處理那些被碎玻璃，啤酒瓶蓋划傷了腳的人，這樣的人有上百個；“第三診室”是這裡特有的，“他們因長時間地凝視太陽而被灼傷了雙眼”，桑德森介紹說，“他們吸毒后平躺在地上，一言不發地盯著太陽，有時這樣的人會一下子送來五，六個。”桑德森護士希望通過這次工作獲得一些治療“吸毒症候群”的經驗。“你所要做的是用輕聲細語將他們從幻覺中喚醒，使他們恢復對現實世界的意識。”組織者們事前曾答應給醫療志願者們提供一些相關培訓，並支付給他們每人每天50美元的報酬，但是沒有多少人願意來——有人覺得工作難度太大，有人不願和這類事件攪在一起。

Joan Baez（瓊·貝茲）

The Band（樂隊）

Nick Benes（尼克·本斯）

Blood,Sweat & Tears（血、汗、淚）

Canned Heat（熱罐）

Joe Cocker（喬·庫克）

Country Joe & the Fish（漁夫和魚）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Crosby,Stills & Nash（真、善、美）

Arlo Guthrie（阿羅·克斯利）

Tim Hardin（蒂姆·哈丁）

Jack Harrison（傑克·哈里森）

Richie Havens（里奇·海因斯）

Jimi Hendrix（吉米·亨特里克斯）

The Incredible String Band（奇妙的繩子）

Iron Butterfly（鐵蝴蝶）

Jefferson Airplane（傑弗遜飛機）

Janis Joplin（賈尼斯·喬普林）

Grateful Dead（感恩而死）

Melanie（梅林）

Mountain（山脈）

Santana（桑塔納）

John Sebastian（約翰·塞巴斯蒂安）

Sha Na Na（沙那那）

Ravi Shankar（拉維·山卡）

Sweetwater（蜜汁）

David Clayton Thomas（大衛·克萊頓·托馬斯）

Ten Years After（10年之後）

The Who（誰人）

Johnny Winter（喬尼·溫特）

WOOD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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