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

《窗外》

窗外的閑月

緊戀著窗內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著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著捨不得了。

詩人康白情自從《新青年》於1917年喊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后，便與北京大學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羅家倫、傅斯年等人在1918年組織了“新潮社”，並於1919年1月創辦《新潮》月刊，康白情便以青年詩人的面目出現。

此詩大概寫於1919年的2月9日，可能是元宵佳節。此時，詩人經歷過“五四”運動前後的鬥爭生活，其中亦是有些情懷與志趣，於是便有了這樣一首小詩。

這是一首別有情趣的愛情小詩，寫的是“閑月”和“相思”的一場戀情誤會。

全詩分為兩節。詩的第一節，寫“閑月”緊戀著“相思”，她把“相思”給弄惱了，仍然“涎著臉兒”，她深愛著對方，她實在不知道“相思”有什麼苦惱。詩的第二節，寫“閑月”戀“相思”，卻落得個“多情卻被無情惱”，於是，“月也惱了”，“一抽身兒”氣惱地離開了。但“相思”不是“無情物”，“閑月”一走，“相思”叉“捨不得了”。

詩人寫“窗外的閑月”是為了襯托窗內的相思。詩人的視線先由窗外到窗內，即由閑月寫到相思；再由窗內的相思寫到窗外相窺的閑月。詩人從閑月入筆，又回歸為閑月落筆，表面上是詩人以第三者的審視角對月亮的審美觀照，而實際上則恰恰是詩中主人公內在情感的外化，是“相思”者眼中之景、景中之情的有機融合。既然是“蜜也似的相思”，相思必然是甜蜜而令人陶醉的。詩人雖沒點明誰在相思、相思的對象又是誰，但這無關緊要，只要說明相思的甜蜜即可。也正是因為相思的甜蜜，才引起了閑月的緊戀。月本是無情之物，詩人卻把月寫得會“戀”、會“惱”、有情感有生命，從而增加了詩歌的韻味。

全詩寫了“相思”與“閑月”各有各的煩惱。“相思”的“惱”是因傷情亂神所致。“閑月”的“惱”因不解“相思”而生。八行詩句，卻戲劇性地、有層次地表達了“閑月”與“相思”之間細膩、豐富而複雜的情感。

詩人在立意和表現手法上，一反傳統的“望月思人”或“因月生情”模式，將“閑月”和“相思”人格化為一種相互依戀的人際關係，把通常是詩人與月的關係中的詩人一方隱去，直接描寫“閑月”與“相思”的感情糾葛，呈現出一種童話般的意境。

詩人能把自然界中的月亮擬人化，寫得這樣別有情趣、這樣富有人情味，這與詩人構思的獨特性是分不開的。月亮與人相戀已夠奇特的，可在詩人的筆下卻又顯得那樣從容不迫，那樣自然率真，卻又於自然率真中透出深厚幽遠。全詩總共才八行，卻非常細膩傳神地表現出這樣一組特寫鏡頭：一輪明月冉冉升起，皎潔的月光透過窗戶、驚動惹惱了窗內的相思者；相思者順著月光，試圖去責怪那“在牆上窺”的明月，可是回頭一看，月亮也惱了，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於是，相思者便悵然若失、一絲淡淡的憂鬱襲上心頭……從閑月的緊戀、相思的惱再到閑月的惱和相思的捨不得，詩人建構了一組非常美的意象，使這首小詩詩味濃郁，別有一番情趣，也顯示出詩人構思的獨特性。

該詩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詩人還善於變換不同的抒情主人公來寫景、狀物和抒情如第一、二行寫“窗外的閑月/緊戀著窗內蜜也似的相思”這裡是以詩人的視角來進行借景抒情的，而“她還涎著臉兒在牆上相窺”則寫的是相思者情感化了的視覺之月。由於閑月的緊戀惹惱了相思者，所以才使相思者覺得月亮怎麼“還涎著臉兒在牆上相窺”。也正是由此情此景才能更加蘊含出相思者相思之專註。在第二段中，前三行都是詩人借景抒情，末句則是揭示相思者對逝去的月所產生“捨不得”的一種內心感受。詩人正是通過寫閑月對相思者的緊戀、以相思者對閑月的惱，到後來的“捨不得”，表現出相思者對戀人的思念和細緻入微的心理變化。

另外，這首詩表達的細膩與採用自由體和現代口語密切相關。例如第二節連續四個“了”，把閑月的羞惱的情緒和略帶頑皮戲謔的個性細膩地表達了出來；這種自然的語言節奏與那種一唱三嘆的舊詩節奏是迥然不同的。康白情是最早具體提出新詩應當注重順耳、爽口、易唱功能的，因而他的詩注重節奏的自然，並與內容相和諧。在立意和表現手法方面，詩人一反傳統模式，將月與相思充分人格化，使兩者相互依戀而為一種人際關係，把通常是詩人與月的關係中的詩人一方隱去，直接地去描寫月與相思的感情糾葛，呈示一種嶄新的意境。第一節，寫明月緊戀著相思。本來因見月而勾起相思之情，所謂“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但是詩人卻另闢蹊徑，暗示思念本身也是一種痛苦，思念越多，痛苦越深。然而，明月似乎並不懂得相思的這種特殊的苦惱，或者說由於太偏執於與相思的依戀之情，於是反把相思弄惱了。第二節，明月原也是戀著相思，或更是憐憫著相思同，卻弄得個“多情卻被無情惱”，於是月也終於氣惱地離開了。然而，相思氣惱明月原是因為見月愈久，相思愈深，也就愈傷情亂神，它並不是一個“無情物”，如今月走了，相思又感到孤獨了。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短短八句，就把如此複雜豐富的情感有層次而富於戲劇性地表達出來了。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關立勛《古今中外愛情詩選》：“這首詩寫景細膩，抒情真摯，設色清麗，語言質樸自然、口語化，顯示了我國早期白話新詩活潑清新的特點。”

當代作家孫自筠《20世紀內江文學通論》：“從這首《窗外》也可以看出，康白情的詩歌不僅注意到了詩的意境創造和詩歌形象化處理，也有意地借鑒了舊體詩詞的某些長處，透出古樸典雅的韻味。”

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副主任龔奎林《“新詩的我見”——白話詩人康白情新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有有我之物有無我之物。有我之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顯然，‘月亮’已經是有我之物了。因而，《窗外》在平和雋永、沖淡細膩中具有了一種中國傳統詩歌的意境美。”

康白情（1896年－1959年），字鴻章，四川安岳縣來鳳鄉人；中國白話詩的開拓者之一；畢業於北京大學，1918年秋，與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康白情及“新潮社”成員參加了這一運動；並於同年7月召開“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大會；同年創辦《少年中國》月刊，由李大釗、康白情負責編印；1920年留學美國；1926年回國在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任教，建國后，康白情先後在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擔任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病逝於返鄉途中；著有詩集《草兒》、《河上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