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令

1901年4月12日出生在郾城縣蔡庄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7歲即入本村私塾讀書，3年後轉入王孟寺縣立高級小學。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廠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郾城中學、郾城師範兩校師生首先發起組織成立了學生聯合會，蔡永令以極大的熱情加入了聯合會。同年秋，北京學生代表團來到郾城，宣傳“五四”運動的意義，介紹北京學生運動的盛況。他同學生聯合會糾察團漯河鎮國貨調查會一起，登火車、串碼頭、進商號，查禁、封存、銷毀奸商私運的洋貨，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抵制洋貨鬥爭。12月22日學生聯合會推舉代表8人，赴縣公署向汪杉請願，遭汪恫嚇拒絕。事後，學生聯合會領導學生全部罷課，並通過省學聯面見省長趙倜，陳述汪杉反對學生愛國運動之罪行，迫使省長罷免了汪杉的職務。

1925年3月中共郾城車站支部成立后，蔡永令看到了希望，積極從事黨支部領導的鬥爭。特別是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他在車站黨支部書記周天元的領導和影響下，積極參加郾城各界聲援“五卅”運動。8月漯河南大街百貨商店經理李全興私購一批日貨，“後援會”正待查封時，李全興密托教育局長陳仲珩從中作梗。工人學生義憤填膺，將陳拉至大街講理鬥爭，而後又將李全興私購的日貨拉到漯河北門外的沙河灘上付之一炬。

1926年開始學習《嚮導》《列寧青年》等進步書籍。1月共青團郾城特支成立后，積極尋找和靠近團組織，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自覺接受教育，思想覺悟提高很快，被發展為共青團員。10月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迎接北伐軍人豫，中共豫區執行委員會將共青團郾城支部書記張光灼由團轉黨，將郾城團支部改為黨支部。隨後，張光灼根據豫區執委的指示精神，將蔡永令等一批年滿18歲、表現好的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1927年3月毛澤東在武昌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同月中共郾城縣委根據中共豫區執委會的通知，選派蔡永令、和紹仲、張家修等3名有一定文化知識並在農運中表現突出的黨團員到武昌農講所學習，蔡永令被分到特別培訓班。不久，北伐軍沿京漢鐵路向河南迸發，前線急需人員在軍前做政治思想工作，於是分別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挑選了一批包括蔡永令在內的河南籍的同學，組成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特別工作組。特工組經過加緊訓練，然後由胡倫帶領隨軍北上，開赴前線。特工組設黨支部，胡倫任支部書記，蔡永令任幹事。5月隨北伐軍到達郾城。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叛變革命，國民革命軍直屬部隊班師返回武漢。后經總政治部介紹，蔡永令到國民革命軍暫編，十九軍高桂滋部總政治處工作。高部成立軍官教導營(后擴大為教導團)，胡倫任政治部主任，蔡永令任政訓員。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工會議，公開叛變革命。蔣汪合流，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破壞革命組織，形勢急轉直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9月底中共郾城縣委書記謝梅村、團縣委書記張坦到開封向省委彙報工作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0月中共河南省委即派臨潁縣委書記谷滋生到郾城主持工作，重建中共郾城縣委，蔡永令任軍事委員。在縣委書記谷滋生的帶領下，蔡永令、蔡百川、蔡殿珠發動組織數百名農民武裝，手持大刀長矛，圍剿了獨霸一方、作惡多端的“紅槍會”副總指揮靳揖五的老窠（ke），打擊了他的反動氣焰。

1928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9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貫徹“八七”會議決議，指示豫中特委以郾城、臨穎為中心，積極組織暴動。蔡永令和縣委書記谷滋生及其他成員積極貫徹省委的指示精神，深入工人、農民中間，講解大革命失敗后的殘酷形勢，並及時在郾城車站、五里廟道棚東、蔡庄東南場分別召開全縣黨員大會，傳達上級黨的指示精神，研究對敵鬥爭的方針和策略，提出“組織農民開展武裝鬥爭，打倒新軍閥”的口號。之後，縣委轉入隱蔽活動，並以鄧襄韓庄為重點，積極開展農民運動，迅速形成了以韓庄為中心，包括鄧店、上坡、曾紅廟等幾十個村莊，波及西華、西平、上蔡、商水等縣的農運熱潮。10月由於白色恐怖嚴重，領導韓莊農民運動的縣委委員董友坤被捕叛變，中共郾城縣委和中共豫中特委遭到嚴重破壞。蔡永令輾轉來到省城開封尋找黨的組織。12月在開封宋門大街省委機關不幸被捕，先押至開封南關軍法處審問，一個多月後轉送第一監獄關押。1929年7月同意取保釋放。11月和地下黨員田方取得聯繫，詳細彙報了他在獄中的經過和出獄情況，請求轉告黨組織。

1939年黨組織決定調他到開封配合工作。到開封后，因田方被捕，情況緊急，蔡永令及時採取臨時措施，利用駐彰德的石友三部第二軍械處處長馬俊圃的同學關係，打人石部第五旅旅部搞軍運工作。5月石友三部作戰失利，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黨組織負責人陳潤生被捕，隨之重返郾城。

1931年在其家鄉以小學教員為掩護，積極與黨組織負責人孫淑梓、趙伊坪進行聯繫，堅持開展黨的工作。不久，他們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縣黨部注意，並派兵追捕。

1933年輾轉來到吉鴻昌部政治部工作，繼續從事黨的活動。同盟軍失敗后，軍中共產黨組織決定黨員分散，獨自活動，再次回到郾城。

回到家鄉后，仍在小曹教書。其時，共產黨員沈東平聯絡了原西北軍上校軍官劉信合和郾城的一些早期中共黨員謝梅村、蔡百川、趙西白，以及由山東沂水返回家鄉的中共黨員和青年學生陳善、田錫仁、王子敬等人，工作比較活躍。蔡永令通過謝梅村與沈東平取得聯繫，彙報了他的思想和近幾年的工作情況，取得了沈東平的信任。沈對蔡永令剛直的性格和豐富的軍事工作經驗深為敬佩。他們以郾城縣城內劉信合家為一重要聯絡點，串聯革命同志，積極而又秘密地開展革命工作，準備在此建立一支革命武裝。不久，他們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國民黨郾城縣黨部幹事常壽峰的注意。常叫嚷道：“郾城快要紅氣衝天了”緊接著，老奸巨猾的常壽峰布置親信在劉信合家對面開一個雜貨鋪，專門監視其活動，並逮捕了共產黨員謝瑞珍等人，致使郾城黨的活動受到很大威脅。此人不除，革命活動就很難開展。沈東平、蔡永令等幾經醞釀，決定幹掉常壽峰。

1935年3月中共漯河中心縣委宣傳部長馬德山被捕叛變，中心縣委遭到破壞。隨後，在特務的帶領和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蔡永令，先後將其押送到開封綏靖公署軍法處、徐州陸軍監獄和開封反省院受審，在那裡度過了長達兩年的監獄生活。在此期間，他始終保守黨的秘密，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並積極幫助被押送在開封反省院的原中共郾城黨組織負責人孫淑梓、黨員趙自修等解決思想和生活上的問題。“七·七”事變爆發后，實行國共合作，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蔡永令於11月獲釋出獄。

1938年8月在皇玉村舉辦青年訓練班，聘請抗日宣傳隊隊長、河南大學學生、共產黨員李國華、張乃一等人給青訓班作報告，講抗日戰爭形勢，揭露日軍侵華的罪行，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幫助學員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念；同時選派思想進步的青年師鳳祥、麻紀先、麻紀杉等人先後到竹溝、延安學習；他還和中共黨員朱燦東在問十鎮冠英小學組成了以進步教師和學生為主的“戰時服務團”，通過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教唱《在松花江上》《自九·一八以來》《畢業歌》，舉辦讀書會等形式，深入農村開展宣傳抗日活動，號召民眾搞募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誓死不當亡國奴”，使革命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通過這些活動，先後發展了李馨泉、王元之、張鶴仙、周雲章等先進青年入黨，建立了中共郾城縣問十支部，朱燦東任書記。10月建立中共郾城縣工作委員會，朱燦東任書記。蔡永令任武裝委員。其後，縣工委在全縣範圍積極發展組織，先後又建立了問十及小曹、城內、新店、王崗等黨支部，發展黨員達150多人；還選派年輕的共產黨員和先進青年周雲章、張雲歧、李俊葆、張培榮、譚西亭、李榮欽、朱林清、曹朝根、蔡蘭亭、蔡聯星、曹福勤等人前往中共中原局、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縣竹溝學習，為抗日培養革命骨幹力量。

1939年春，豫中地委在舞陽南街召開了郾城、舞陽、西平三縣聯席會議。蔡永令和縣工委書記朱燦東參加了會議。會後，蔡永令遵照地委指示，藉助其弟蔡慎言任國民黨第四區區長的關係，打人區中隊任中隊長，以此控制地方武裝。他實行“以匪治匪”的策略，藉機肅清頑固勢力，先後殲滅了以陳景實、王希曾、陶樂亭為首的股匪，一度穩定了社會秩序。7月豫中地委根據朱燦東的錯誤事實，決定撤銷其縣工委書記的職務，並開除出黨，改組縣工委，全縣黨員重新登記。改組后，於同年9月建立了中共郾城縣委，張威任縣委書記，蔡永令仍任軍事委員。在縣委領導下，他積極宣傳和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武裝，團結各階層人士，廣泛開展抗日救國活動，表現了極大的愛國熱情。

1940年2月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郾城縣黨部反共氣焰甚囂塵上，鬥爭環境更趨惡化，縣委書記張威夫婦奉命撤離，蔡永令也轉移豫東隱蔽活動。

1941年12月受豫東黨組織派遣，重返郾城，準備恢復郾城黨的組織，不幸被國民黨十三集團軍湯恩伯部漯河警備司令部特工大隊逮捕，後轉押葉縣、魯山等地。這是蔡永令第三次被捕。他嚴遭拷打，身受摧殘，經受了極大的折磨，但終因沒查出證據，於次年5月取保釋放。

1942年幾經周折，終於與地下黨員李學文取得聯繫，組成了由200多人參加的青年戰地服務隊，運用歌曲、漫畫、話劇、張貼標語等形式，深入進行抗日宣傳。為了控制地方武裝，他還利用其弟蔡慎言的特殊關係，當上了大劉鎮鎮長，以此逐步發展地方實力，為其以後的武裝抗日打下基礎。

1944年5月初，郾城淪陷后，日軍在漯河設立了軍政部、憲兵隊、指揮官室、富士機關、田公館、西山公館、萬祥公館等龐大的軍事機關和地方特務間諜組織。一些官僚政客、土匪流氓、豪紳惡霸等民族敗類，在國家存亡、民族危難之時也紛紛出籠，粉墨登場，成立了“維持會”。8月把地方武裝集合起來，組成郾城抗日游擊隊，蔡永令自任隊長。游擊隊採取“養兵於民，寓兵於民，敵進我退，敵駐我擾，乘機襲擊，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戰略戰術，機智靈活地在郾城西南大劉一帶開展武裝抗日鬥爭。

10月由8名日軍押送的一幫鹽車由漯河送往郾(城)舞(陽)西(平)日偽聯防司令部。蔡永令得知情報后，立即命令游擊隊員埋伏在日軍必經之路的大劉寨南門，設下包圍圈。待鹽車到達時，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截擊了日偽的24輛鹽車，截獲食鹽4．8萬餘斤，負責押送的日本鬼子全部被擊斃。同月的一天下午，6名漯河“萬祥公館”的特務，乘坐黃包車竄到大劉西北的皇玉村搶人要糧。進村后，他們捉住—名叫喬書芳的財主。將他繩捆索綁，押到聯保處，逼著要煙土、要鋼洋、要花姑娘，並聲稱他們是駐漯河的日本人派來的，如果不如數按期上貢，得罪了皇軍，出不了三天就要血洗全村。他們為防止游擊隊的襲擊，還把抓來的幾個無辜群眾押在聯保處．以作防身之用。蔡永令接到消息后，親自帶領8名游擊隊戰士悄悄進入皇玉村，迅速包圍了聯保處。當時，“兩面政權”的保長一面滿臉堆笑，“熱情”招待特務．一面推辭說：“你要的數目太大，一時半晌籌不齊，等個三五天吧。”

到第二天天亮時，敵人看要不到款子，便心生毒計，要把喬書芳押往漯河作人質。蔡永令和游擊隊員見敵人正要綁人，便佯裝群眾上前制止。蔡永令身穿長袍大褂，以地方紳士的模樣對領頭的一個特務說：“有話好說，何必捆人?”那個特務舉起手槍，對準蔡永令說：“你是幹什麼的?”說著就要開槍。蔡永令機智勇敢，猛地跨前一步，撥開敵人手臂，順勢拔出手槍。將敵人打倒在地。其餘的5個特務也被游擊隊員一一活捉。

這年10月聽說崔發子派潘丙仁為其支隊擴充實力，馬上計上心來，決定將計就計。於是，他立即制定了作戰方案，由游擊隊果敢善斷的中隊長楊天祥帶兩個班的戰士，以投靠崔發子為名，藉機打入敵人司令部；另派蔡殿華帶兩個班隨後，待楊天祥打響后，立即沖入寨內，打他個措手不及。楊天祥按照蔡永令的作戰計劃，及時與潘丙仁取得聯繫，表示願意帶一部分人投奔崔發子，並取得了他的信任，委任其為招募隊隊長。一天晚上，潘丙仁帶領楊天祥和他的兩個班進入了牛庄寨牛百乙大院。楊天祥乘其不備，首先控制了潘丙仁，消滅了敵人的兩個班。隨後，蔡殿華帶的兩個班也趕到了大院，迅速佔領了有利地勢。楊天祥和蔡殿華各班互相配合，勇敢作戰，迅速控制了敵人司令部，當場擊斃了崔發子和他的參謀長、副官以及前往牛庄寨視察的副司令等人。這次戰鬥僅用半個小時，共擊斃敵人20餘名，繳獲機槍1挺，半自動槍4支，步槍30多支和其它戰利品。

1945年2月23日夜11時左右(農曆正月初一)，狡猾的日軍利用中國過春節的傳統習慣，糾集了郾城、舞陽、西平、臨潁日偽頑敵5000多人，採取步、騎、炮聯合行動，將游擊區重重包圍，妄圖乘其不備，一舉消滅。日軍進村后，挨門挨戶進行清查，特別對蔡庄、小曹、大陳、杜庄等村更是重點搜查，但卻一無所獲。原來，有勇有謀的蔡永令對日軍此舉早有所料，已組織群眾堅壁清野，命令游擊隊員迅速疏散回村。日軍搜查不到游擊隊，便惱羞成怒，竟將游擊隊戰士的家屬抓走10餘人，帶回漯河囚禁。

1945年6月的一天中午，洪福堂帶領著一班人馬由舞陽回漯河，經過大劉鎮時直奔大陳庄鎮公所。蔡永令得到情報后，認為這是為民除害的好機會。於是，他一面叫鎮長“要買些好酒好菜，備幾桌酒席，找幾個好陪客，一定要好好招待，讓洪福堂吃飽喝足”；一面迅速通知附近各村的游擊隊員埋伏在大橋東的翟橋一帶，布好布袋陣，專等洪福堂的到來。酒足飯飽之後，洪福堂急忙命令官兵起程趕赴漯河。當他們進入游擊戰士的伏擊圈時，剎時槍聲四起，槍彈如雨．洪福堂當場被擊斃，敵人四散逃竄。這次戰鬥，共擊斃匪兵30多人，繳獲戰馬4匹、手槍3支、步槍10多支、望遠鏡1架。這一勝利，使游擊隊的抗日熱情更加高昂，同時也震撼了—大批日偽漢奸，使他們心驚膽戰，惶惶不可終日。

經過一年多的游擊戰鬥，抗日游擊隊不斷發展壯大，由原來的數百人發展到2100多人。在蔡永令的組織領導下，游擊隊堅持戰鬥．先後在郾城西南大劉、周坡、問津、抬頭建立了抗日聯防據點，還把游擊區域擴大到日軍佔領的平漢鐵路西側以及郾(城)舞(陽)西(平)三縣交界的50多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帶，共對日偽作戰30多次，擊斃日偽官兵數百人，其中擊斃日偽團級以上的反動頭目15名(包括一名副司令平崗和日軍指揮官松本，綏靖軍十六師師長張星躍，日偽便衣隊隊長李耀東，皇協軍特務團團長廉青山、王振朝，日寇大信公司經理周定庄，維持會長李子芬等)，截獲食鹽4.8萬斤和許多槍支及軍用通訊器材。

1945年5月派蔡百川和李學文與新四軍豫中兵團領導人取得聯繫，要求將游擊隊編人兵團建制。7月豫中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栗在山在西平權寨召開會議。蔡永令參加了會議，彙報了郾城抗日游擊隊的情況．並請求領導機關派一批共產黨員到游擊隊工作，以加強黨對游擊隊的領導。栗在山對郾城抗日游擊隊一年來的抗敵鬥爭給予很高評價。會後不久，武仿倜帶著栗在山的親筆信找到蔡永令，商定擬將郾城抗日游擊隊編人新四軍八團(總隊)，蔡永令任團長，武仿倜任政委。蔡永令非常激動，積極籌備改編事宜、並將繳獲的無線電通訊器材送給新四軍。8月日寇宣布投降，新四軍豫中兵團奉命撤離，抗日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之事未能實現。

新四軍五師北上后，遵照共產黨組織的指示，以灰色名義繼續率領抗日游擊隊堅持地方武裝鬥爭。不久，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保存革命力量，利用其弟蔡慎言任郾城縣長的關係，就任了郾城縣保安團團長，把抗日游擊隊改編為縣保安團，公開掌握地方武裝。同時，和共產黨員王樹德在保安團內秘密建立了黨的組織，為黨組織傳遞情報，保護游擊隊員的活動。

蔡永令的活動引起了郾城國民黨和三青團的懷疑，並暗中控告他是共產黨。為此，鄭州綏靖公署派特務劉文軒到郾城大劉鎮公所調查蔡永令的政治身份和活動情況，地方法院和政府也派人暗中監視蔡永令的活動，使他身處困境。這時，郾城三青團正在重新登記團員，蔡永令就利用這個機會，將他人的廢舊三青團員證上的照片撕掉，貼上自己的照片，然後巧妙地用酒杯口代替鋼印，使敵人難辨真偽，終於混過了檢查，保護了自己。

1946年接國民黨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命令，令其率保安團會同許昌偽專區各縣保安團進駐太康、淮陽一帶，圍剿魏鳳樓部。蔡永令和王樹德將計就計，一面帶大量武器彈藥率部趕赴淮陽，一面秘密派王樹德同魏部聯繫。到淮陽后，蔡永令讓保安團佯攻，不到1個小時即拋下攜帶的武器彈藥“潰敗”下來。回縣后，更加引起國民黨郾城三青團的懷疑，並在保安團安插許多特務，監視蔡永令的行動，說他是假敗真降，為魏鳳樓送去了槍支彈藥。在此情況下，蔡永令和王樹德商議，決定以退為進，辭去了保安團長職務。

1947年初利用關係。再次就任大劉鎮鎮長．以此繼續進行共產黨的活動。不久，豫皖蘇軍區派王煒夫婦到郾城擴大共產黨組織，很快即和蔡永令取得聯繫，並聘他為崇義中學教師。蔡永令以此為掩護，在學校建立廠黨小組。7月陳謝部隊在豫西渡過黃河，解放靈寶，崇中黨小組即派王樹德到靈寶與四縱取得聯繫。王樹德返郾后，根據縱隊政治部的指示，將郾城黨小組改為中共郾城特別支部，王煒任特委書記，王樹德任組織委員，蔡永令仍任軍事委員。他們利用關係，一方面指派保安團中隊長杜益三等人做內應，待機裡應外合；另一方面派張東白、劉克明、賀劍秋、蔡百川等到小曹學校成立共產黨小組，擴大黨的力量，並組織黨員搜集敵人軍事、經濟情報，做到敵動我知，以迎接漯河、郾城解放。

1947年12月陳賡兵團配合華北野戰軍開始了平漢路的大破擊戰。18日四縱集結在郾城新店、曹店一帶，準備攻打漯河。郾城特支聞訊后，一面派人與之聯繫，詳細彙報郾城、漯河敵軍部署情況；另一方面，蔡永令負責組織防衛鐵路的保安團中隊長杜益三、楊天祥等率部密切配合作戰。20日漯河首次解放。

1948年1月偽十三旅和交警隊退守郾城，負隅頑抗，形成了長達8個多月的“拉鋸”式的局面。在此期間，利用所掌握的地方武裝，積極配合作戰，在解放漯河、郾城的戰鬥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后，被分配到河南大學圖書館任副主任，后因所謂歷史問題受審查，被開除黨籍。

1955年被調往南陽地區，先後任鎮平縣百貨公司、西峽縣百貨公司副經理等職。他不論在哪個崗位上，都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積極為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受迫害，被毒打致死。

長期以來，蔡永令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遭到很大摧殘。1981年元月，經郾城縣人民法院、許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調查，給蔡永令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后經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複查，確認蔡永令是1926年參加共產黨的老黨員，他從此獻身革命，曾3次被捕，從未叛變投敵，出獄后仍繼續革命，特別在他以偽職為掩護期間，儘力為黨、為民除害，殺日本鬼子、鋤漢奸、滅土匪達60多人，為人民作出了很大貢獻，予以徹底平反昭雪，恢復黨籍。

蔡永令一生坎坷，步履艱難，但他那種堅強的革命意志和勇於鬥爭的大無畏精神，將永遠值得後人學習和敬佩。

1981年元月經郾城縣人民法院、許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調查，給蔡永令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中共漯河黨史人物傳》

漯河市史志檔案辦公室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