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質危機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主要支持者。隨著民主進程發展，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 摩薩台當選上伊朗首相。在阿賈克斯行動中，美國中央情報局幫助巴列維國王和保守派發動政變推翻了 摩薩台。前後八位美國總統為巴列維國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用以換取伊朗的石油供應，以及在中東的戰略存在。那些反對巴列維國王的人（因為他20世紀60年代早期曾許諾自由及改革，后卻食言）對於美國的做法非常反感乃至憤怒。而巴列維國王及其親信中飽私囊，奢侈地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讓國內的宗教保守人士十分憤怒。社會及宗教人士的不滿情緒匯合在一起，最終爆發了伊朗革命將巴列維推翻。1979年1月他流亡國外。

“伊斯蘭革命”運動結束了巴列維家族對伊朗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取而代之的是以霍梅尼為代表的神職人員執掌政權的“伊斯蘭共和國”。新政權希望藉助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意識形態改造伊朗：神權統治，均衡貧富，扶持弱勢群體，禁止西方文化，嚴格按照伊斯蘭教的原教旨推行社會伊斯蘭化，美國和以色列被列為伊朗的頭號敵人。

“伊斯蘭革命”帶來的另一方面的壓力與影響是，大批舊政權的高級軍政官員遭到囚禁或處決，王室財產被沒收，富人們紛紛出逃，象徵美國文化的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勞連同酒吧、咖啡館、電影院、紅燈區、賭場被一掃而光。伊斯蘭教清規戒律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昔日一向時尚的德黑蘭婦女蒙上了黑紗和長袍，街頭巷尾掛滿和塗滿了“打倒美國”的口號。但是當人們走過市中心最繁忙的高架橋旁，卻不能不想起美國。

體制的改變，再加上與美國的勢不兩立，伊朗一時間幾乎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

美國曾想減少伊斯蘭革命對自身的影響，並也曾嘗試與伊朗的新政權建立關係。但是1979年10月，巴列維前往美國治療淋巴瘤，此事激怒了伊朗的革命者。

1979年11月1日，新的伊朗領導人阿亞圖拉賽義德·魯霍拉·霍梅尼號召伊朗人民向美國和以色列示威。霍梅尼將美國政府稱作“撒旦”和“伊斯蘭的敵人”。

這一反美言論極富號召力，很快便有千餘人聚集在美國大使館周圍進行抗議活動。1979年2月，流亡國外的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回國，領導了一場伊斯蘭革命，4月1日“伊斯蘭共和國”宣布成立，巴列維王朝被徹底推翻。霍梅尼對美國支持前國王巴列維十分仇恨，而美國又不顧伊朗當局的抗議，准許巴列維途經墨西哥赴美治病，更激起了伊朗人對美國政府的不滿。於是，1979年11月4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學生4000餘人在霍梅尼的支持下，佔領了美國大使館，將美國國旗撕下來，代之而掛上了寫著“真主偉大”字樣的白旗，最後將52名美國外交官扣押起來，作為要求美國交出巴列維的人質。

在此前的伊斯蘭革命期間，大使館曾被佔領，且圍牆外的示威活動也已經是家常便飯。在不斷聚集的示威人群面前，伊朗警方顯得愈來愈無助。11月4日，大約500名自稱“伊瑪目的門徒”的伊朗學生（這一數字在不同的報道中都有不同，具體數字在300至2000之間），在又一次的騷動中佔領了使館的主體建築。使館的陸戰隊守衛只進行了象徵性抵抗，而使館職員不得不破壞通訊設備並將敏感的文件予以銷毀。在90名使館人員中，有52名被扣，其中有3人是在伊朗外交部被俘的。

對於將美國人扣為人質的行動，革命者宣稱這是完全正當的，是對美國多年來對於前國王的極權主義統治進行支持並允許巴列維國王前往美國治病的報復。他們還要求美國將巴列維送回伊朗接受審判。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認為，人質事件並不僅僅是對某些特定事件（例如巴列維國王赴美就醫）的反應，更是新的伊朗政權對美國的一種示威：伊朗有能力對抗美國。

革命者還向外界展示了從使館獲得的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此前已被美國人用碎紙機破壞，後來又被革命者拼接起來。雖然人質的處境還算不錯，但他們時常會被蒙上眼睛帶到當地人和電視鏡頭前。這一人質危機導致了每日的新聞追蹤報道的出現（至今仍是如此）。由泰德·科貝爾主持的美國廣播公司的深夜新聞節目《美國被俘人質》最終變成了風格嚴肅的《夜間新聞》節目。

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立即對伊朗施加了經濟和外交壓力：1979年11月12日起終止從伊朗進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美國驅逐出境（他們中很多人與人質危機或伊朗新政權沒有任何關係）；大約價值80億美元的伊朗人的在美資產自1979年11月14日起被凍結。

人質事件發生之後，美國朝野嘩然。從10日起，美國出台一系列制裁伊朗的措施，同時號召西方盟友對伊朗進行制裁，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及早解決人質問題，而伊朗也提出了反制措施。至此，美伊雙方陷入僵局，誰都無法提出和平解決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首先發難。1980年4月7日，美國宣布同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伊朗人當然不能認輸，8日，伊朗革命委員會就美國同伊朗斷絕關係發表文告，號召伊朗人民準備應付敵人的入侵。

在使館被佔領時，有六名美國人成功逃脫並在一幢公寓中躲藏了起來，直到他們在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幫助下，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館獲得庇護。這六名美國人是馬克·里傑克、科拉·阿姆本·里傑克、約瑟夫·斯塔夫德、凱瑟琳·斯塔夫德、羅伯特·安德斯和亨利·李·沙茨。他們獲得了假的加拿大護照，因此得以在1980年1月20日加使館關閉時，安全地離開，而沒有暴露其美國公民的身分。中情局為他們提供了護照並實施了整個營救行動。

十三名女性和非裔美國人人質於1979年11月19日和20日獲釋。另一名人質因為疾病原因也於1980年7月11日獲釋。

卡特發誓他將保護人質的的生命，但是他能做的卻很少。起初，伊朗政府否認佔領大使館的行動是政府的官方行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聲明逐漸消失。1980年2月，伊朗向美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作為釋放人質的條件，其中包括：遣返被廢黜的國王，向伊朗做出一些外交姿態包括為此前美國在伊朗的一系列行為（特別是美國在1953年支持反對 摩薩台的政變）道歉，並保證今後不再干涉伊朗。

當雙方誰都不能剋制的時候，必有一方首先動武。1980年4月12日，美國總統卡特向歐洲電台記者表示：美國對營救伊朗人質問題，將採取某種軍事行動。

卡特知道他不可能滿足伊朗人的要求，便決定通過諸如瑞士的第三國政府的途徑，公開尋求與伊朗談判。同時，他批准了一項代號為鷹爪行動的跨軍種聯合秘密營救行動。

任務落在“藍光”突擊隊身上。這是赴越南作戰的美軍特種部隊中訓練有素的一支小分隊。4月24日22時，美國尼米茲號核動力航空母艦悄無聲息停駐在伊朗附近平靜的海面上。這是一個無月暗夜，夜幕掩蓋了周圍的一切。突然，飛行甲板上的大照明燈拉開了，16名飛行員和180名突擊隊員，分別奔入早已檢修完畢的8架直升機。在一陣陣飛機啟動的轟鳴聲中，閃爍著紅色安全燈的直升機一架一架地斜刺著升入黑洞洞的夜空。

然而，令雄心勃勃的“藍光”突擊隊員沒想到的是，飛行途中，8架直升機中，有3架由於沙漠異常氣候引發的沙塵暴等原因，無法保持正常飛行，先後離開飛機編隊。而只剩下的5架直升機，是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完成營救任務的。卡特總統接到報告后，當即決定取消營救行動，命令所有的飛機和人員迅速撤離伊朗。然而更令“藍光”突擊隊員狼狽不堪的是，撤離過程中，又發生了運輸機和直升機相撞的事故。白宮的官員們對此都感到不勝驚愕。25日，美國政府第一次向新聞界公布了在伊朗進行了一次營救作戰的消息，並且宣告作戰行動失敗。

第二次的營救行動在當年11月的大選后被取消。

在人質危機持續的過程中，前約翰遜政府的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現是一名反戰人士）飛往德黑蘭參加了一次對“美國罪行”的審判。

1980年7月27日巴列維國王逝世，9月兩伊戰爭爆發。此後，伊朗變得越來越希望能夠解決人質危機。

而在美國方面，卡特在11月的總統競選中敗給羅納德·里根，大部分分析家認為其在人質危機中表現出的無能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有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正是伊朗政府與里根的參謀團之間的非法交易，導致了人質釋放時間的推遲。因為後者非常不想見到“十月驚喜”，也就是在大選開始前出現會導致選票大量流向卡特的事件出現，例如人質被釋放。不過，奇怪的是“十月驚喜”這個詞卻是指防止人質釋放的非法交易。

1980年底，美國國內政局發生了變化。在11月舉行的美國大選中，里根當選為新總統。他在競選時就嚴厲譴責伊朗扣押人質的行為。伊朗政府感到，里根上台後很可能採取比卡特更為強硬的政策，如果在新總統上任前解決這一問題，可能會減少一些麻煩。在這種形勢下，伊朗和卡特都渴望在卡特離開白宮之前解決人質問題。後來，美國與伊朗經多次接觸，雙方同意由阿爾及利亞出面調解。美國立即派出一個秘密使團前往伊朗進行談判，雙方終於在1981年1月19日達成協議，持續一年多的人質問題最終得以解決。1月20日，一架阿爾及利亞飛機載著被獲釋的人質離開德黑蘭前往阿爾及利亞。

人質們立即飛往位於西德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前總統卡特以現總統里根特使的身份在那裡接待了他們。在進行了身體健康檢查和事件彙報后，他們飛回華盛頓並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對於某些人而言，這個僅僅是為這個國家對里根就職典禮的慶祝增添了一絲喜慶氣氛。

2000年，人質及其家屬嘗試起訴伊朗，但因反恐法案而失敗。起先，他們因伊朗未能為自己辯護而勝訴，但後來美國國務院害怕此事會影響國際關係而嘗試將此案作一了結。最終，聯邦法院法官裁定因為人質釋放時達成的協議，人質不能再從伊朗政府那裡獲得其他補償。

2005年6月，伊朗總統大選當選總統、前德黑蘭市市長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被人質指認參與當年的人質劫持行動。對此，伊朗政府予以堅決否認。

伊朗人質危機體現了伊朗反美情緒的擴大以及國家化，美國對伊朗也是越來越記恨，從而繼1979年伊朗革命后 再一次沉重打擊了美國，使得美伊關係處於歷史最低谷。雖然至今有所回暖，但是雙方仍然持續保留了長期的敵視意識、敵視心態，都有互相顛覆的計劃和行為——雖然沒引發兩國全面爆發戰爭和公開化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