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

據悉，跨湖橋文化發現於蕭山，碳14測定其年代為距今8000年至7000年，但專家有不同判斷，不過目前最保守的看法也認為其年代至遲與河姆渡文化相當。因此，曹錦炎在發布會上很有信心地說上山遺址是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他說，在2005年，嵊州小黃山遺址發現了相同類型的文化遺存，證明“上山”下層文化類型不是孤立的，不少專家認為這種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可以命名為“上山文化”。

上山遺址出土的夾炭陶片，表面發現了較多的稻殼印痕，胎土中有大量稻殼、稻葉，在遺址中還有稻米遺存，這引起考古界關注。有專家認為這是長江下游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稻作遺存，對研究稻作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蔣樂平研究員，是負責上山遺址發掘的領隊。他在此前的一個學術報告中介紹說，對一組2001年發掘標本的碳14測定的結果是，上山遺址的年代為距今11400年至8400年。由於在相關研討會上也有專家對這一數據態度審慎，曹錦炎在新聞發布會上並沒有說明上山文化的具體年代。他在會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儘管1萬年左右的數據有專家存疑，但8000年以上是為專家們普遍接受的。他希望通過今後的發掘和進一步科學研究，使上山文化的年代進一步確定，同時也能夠在其他如相關墓葬、制陶遺址、稻作遺跡等方面有新的發現。

雨過初晴。浦江縣渠南村村北的機耕路上，泥土還有幾分潤濕。幾十米外，兩處用竹棚防護起來的上山文化遺址現場，乾燥溫暖。

眼前這幕平凡的鄉村景象，在考古專家眼裡，卻是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瑰寶。2001至2006年的三期考古發掘和研究證實，距今萬年的上山遺址，是中國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負責看護遺址的渠南村村民周成遠說，雖然“挖掘出來的寶貝”都存放到了浦江縣博物館，來現場“探秘”的遊客仍然絡繹不絕。讓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對不遠萬里來這裡考察的日本教授夫婦。

上山文化，為何如此吸引人？透過歷史的風塵，我們能否追尋萬年前浙江先民的生活軌跡、生產方式和精神風貌？本報記者專訪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上山遺址考古隊隊長蔣樂平。

浙江新石器遺址首現打制石器——能否驗證文化的原始性

展台上，一些用石片製作的石器，要仔細看才能發現，其刃部呈現不規則的鋸齒狀。蔣樂平說，這些具有“二次加工痕迹”的石器，正是上山遺址中發現的打制石器。

與陶器和農業一樣，磨製石器的出現，標誌著新石器時代的到來。比磨製石器更為“原始質樸”的打制石器，“出生年代”是在更古老的舊石器時代。

2004年，在二期發掘中發現打制石器，曾令蔣樂平異常振奮。因為，在上山遺址中出現了打制石器與磨製石器的並存，讓人隱約聯想到新舊石器的過渡階段。

也有專家認為，打制石器一直從舊石器時代沿用到新石器時代。在長江上游和北方一些距今五六千年的遺址中，也曾發現過打制石器。

蔣樂平指出，浙江以往發掘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中，打制石器沒有成為一個文化現象。即使在距今9000年的嵊州小黃山遺址，打制石器也十分罕見。

此外，在上山遺址早期前段的文化層中，尚沒有發現磨製石器，這說明當時很可能尚處於打制石器階段。而礫石石器，如上述石磨盤、石磨棒的大量存在，也是“打制石器可以印證上山文化原始性”的一大理由。

周身布滿剝片疤痕邊緣的石器，被稱為石核石器或礫石石器。從礫石或石材上打下石片后，剩下的石核也被作為工具來使用。

“上山人”是否還在“流離失所” ——三排柱洞引出的疑問

去年6月，上山遺址被確立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為更好地保護遺址，部分區域已實行回埋。

在深埋地下的遺址中，有3排“萬年柱洞”。每排11個柱洞，直徑分別在40至50厘米，深度約為70至90厘米。3排柱洞，形成了長11米、寬6米的矩陣。

這3排在2001年第一期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洞”，之所以被專家命名為“柱洞”，是因為它們很可能是木結構建築的遺跡。

蔣樂平指出，在河姆渡遺址的干欄建築中，也有類似的柱洞，很可能與上山的“萬年柱洞”是一脈相承。

這就意味著，上山人可能已經擁有木結構的地面建築，告別了穴居生活。

也有專家提出，上山的“萬年柱洞”，也許僅僅是季節性居住的痕迹。一年四季，上山人可能天寒地凍時住洞穴，春暖花開后回到平曠地帶的木構房屋中，進行季節性的遷移。

上山先民到底有沒有告別“流離失所”的原始狀態？陶器的存在，能說明一些問題。陶器易碎，必須定居下來，才能方便使用。而且上山的陶器體積較大，並不方便攜帶。

蔣樂平說，2007年，考古隊將擴大調查範圍，將浦陽江上游地區的洞穴作為探索對象，看能否發現同時期的文化遺存，以進一步研究古上山人的生存區域、狀態和特徵。

如何接近真實的“上山人” ——先民殘骸之謎

萬年之遙，引發人的遐想無限。

“有沒有可能像周口店的山頂洞人那樣，發現‘上山人’頭蓋骨之類的遺骸？”

面對這樣一個“外行”的問題，蔣樂平表示，專家也在希望通過擴大發掘範圍，尋找更多有關“上山人”的“信息碎片”。

去年10月，中國第四屆環境考古學大會暨上山遺址學術研討會在浦江召開前夕，考古隊發現，在上山遺址的早期地層中，有一片區域泥土濕潤，色澤深，偏“肥”。於是，隊里在這片區域布了一個“探方”。

驚喜產生了。篩選中，不僅獲得幾顆“上山人”乳白色的牙齒，還發現了6至7厘米長的尖狀器骨椎。

蔣樂平說，通過下一步實驗室分析，我們可以確定“上山人”的年齡、壽命，甚至能推斷出他（她）生過什麼病，吃什麼食物。

骨器的發現，也有利於我們研究上山人使用何種生產工具，以及當時有哪些動物與上山人相伴。

此外，蔣樂平還透露，有一些骨盆殘片也尚未進行正式鑒定。看來，我們離真實的“上山人”越來越近了。

萬年前先民是否“吃香喝辣” ——關於大口盆的3種猜想

攤開浦江縣“出產”的新年賀卡，可以看到一隻古樸的“大口盆”，這是上山遺址中最為典型的出土文物。敞口無蓋、口子的外延遠遠大於底部，是上山大口盆的“體態特徵”。

蔣樂平說，陶器是新石器時代的標誌之一。由於它的可塑性比石器大，尤其能夠代表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徵。那麼，這種被學術界稱為“敞口盆”的特殊形制，能給我們帶來怎樣的遐想？

大口盆是“石煮法”的工具。用火將石頭燒燙后，投入放置水或食物的大口盆，就可以用來燒水或流食。假如這一猜想成立，我們的先民早在萬年前就已結束了“茹毛飲血”的生活。

大口盆是安放磨盤的盛器。將上山出土的石磨盤放入大口盆中，再拿塊莖植物（如番薯等）在上面磨漿，流質澱粉直接收集在盆中，避免了浪費。上山先民早就有了“節約型社會”的設想？

大口盆是沒有蓋子的“儲存罐”。當時，地球上的氣候剛開始從乾冷向濕暖轉化，還沒有“防潮”的概念。

作為重要“食物資源”的稻米 ——探索栽培稻起源之謎

“大口盆”傳遞的另一個重大信息，是在它的殘片——夾炭陶的表面，含有較多的稻殼印痕，胎土中也羼和了大量的稻殼、稻葉。

現代人司空見慣的稻米出現在萬年前的上山遺址中，就有了特殊意義。蔣樂平介紹，農作物的出現，是人類發展史上第一次偉大革命。人類何時、何處將野生稻馴化成為栽培稻，是中外考古學家探索了半個多世紀的話題。

上世紀70年代，河姆渡遺址中栽培稻的發現，將原先屬於植物學界“興奮點”的栽培稻文明起源問題，引入了考古界。學者們也由此將水稻的起源地認定為中國。

近年來，稻米的“長江中下游起源說”，佔據了學界的主流。那麼，作為長江下游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文明，上山遺址是不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

蔣樂平說，此前發現的湖南玉蟾岩遺址，兩度出土了超萬年的有人工育化跡象的稻穀，但數量遠不及上山遺址；江西仙人洞遺址也有距今超萬年的水稻遺存，但僅僅是栽培稻的植硅石標本。

作為面積超萬平方米的曠野遺址，上山文化所蘊藏的豐富稻作遺存，對於探尋新石器早期的農業文明，具有著獨特價值。

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說，研究稻作農業如何起源需要有多方面證據，但上山遺址發現的稻殼，證明當時的人已把稻米作為一種重要的“食物資源”，很可能已經開始了栽培水稻的過程。

蔣樂平指出，陶器胚胎中發現的稻作遺存，應該區分癟殼和稻殼。如果是癟殼，可能是先人將部分發育不良的野生稻，作為堅固、耐火的材料加入制陶的泥土中；如果是稻殼，則說明先人有意識地取用稻米作為食物，就更能支持栽培稻的起源說。上山發現的稻作遺存，恰恰是後者居多。

端詳大磨盤上的“斑點”——“盤、棒組合”還是“盤、球組合”

上山先民開始人工栽培水稻的一個輔助證據，就是“滿目滄桑”的石磨盤。

石磨盤的表面，具有明顯的規則弧度：盤中心低凹，四周稍凸。仔細端詳可以發現，盤面並不光滑，有著許多坑坑窪窪的“斑點”。專家認為，這些“斑點”並非天生，而是人類有意識地鑿出來的。

將它們與稻殼聯想在一起，一個有趣的猜想誕生了：先民將稻穀放在大磨盤上，用石棒或者石球充當磨具，脫粒工具產生了。而高低不平的盤面，更有利於增強脫殼取米的效果。最近，蔣樂平等人模擬的一次“現代實驗”，也證實了這一點。

石磨盤和石磨棒（石球）的組合，由此成為上山遺址的又一文化特徵。當然，這一猜想是否確實，又是我們需要探索的一大謎題。

讓人心懷好奇的還有，“盤、棒組合”與“盤、球組合”哪個更接近現實？

蔣樂平在日本考察時，曾經見到過石磨盤和石球的組合。而在我國北方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中，都曾發現石磨盤和磨棒組合。值得一提的是，與上山文化寬厚的磨棒（其實更像磨塊）不同的是，它們的磨棒呈長條狀，很像今天的擀麵杖。

“上山人”的活動範圍有多大——探訪神秘古河道

在上山遺址的西邊，有一條新開挖的水溝。

這條看似尋常的水溝，在專家眼裡，卻是找到了“上山人”活動半徑的關鍵點——古河道。

蔣樂平說，上山發現的石器，以凝灰岩為主料。對古河道進行的剖面研究證實，2米之下有沙石，是古河道的河床。而在河床中，發現了用凝灰岩製成的石磨盤。

那麼，石料究竟是先民在河道上撿到的，還是在河流上游的山谷地道開挖而來？這個問題，對於確定“上山人”的活動範圍，至關重要。

然而，一系列謎題又接踵而來：古河道的誕生年代，是否就在上山時期？還是後來形成的河道，沖刷了部分上山遺跡？

如果第二個設問成立，那麼，目前發現的“上山人”住在高地，是否還可能有住在低洼處的先民？低洼處，是否會有水稻“田”？

在古河床之下，是否還另有遺址？“上山人”是如何依水而居住的？完整的遺址，也即當時的村落會如何分佈？

神秘古河道，帶來廣闊的想象和探索的空間。

部落功能區分之謎——上山人是否已有祭祀活動

陶器研究，又一次激發了學者的想象力。

蔣樂平說，完整的大口盆、易復原的雙耳罐，都在上山遺址的南區淺坑中發現，而在北區，有著為數不少的儲藏坑，或方或圓，坑中卻不見完整的陶器。

“北區的很多坑，既有陶片又有石器，陶片雖然豐富但是零碎。有點類似廢棄的‘地窖’。”

根據以往的考古發掘經驗，比較完整的陶器，一般都在墓葬中發現。此外，南區發現這樣幾個長方形的坑：長1.7米左右，寬約40厘米，深30厘米，規制與墓葬坑十分接近。

因此，上山南區很可能存在墓葬區。但是，尚未在南區發現先民骨架的現實，又引發了一個懸疑。

“也有可能是帶有宗教性質的祭祀遺跡。”蔣樂平舉例說，山頂洞人時，就已經有了埋葬儀式。而在古歐洲，人們會在死者身邊放上鮮花和隨葬品，同樣是一種祭祀儀式。

如果墓葬的假想被證實，加上早期木構房址的存在，那麼，這些“證據”，對於進一步研究上山不同時期聚落結構、功能分區的變化，將拓展出一片新的空間。

新石器時代的源流之謎——跨湖橋文化是否從上山而來

河姆渡文化震驚世界之後，近年來，跨湖橋文化、上山文化的相繼發現和命名，讓浙江一次次成為考古學界的關注熱點。

距今8000年的跨湖橋文化，遺址結構完整，文化面貌獨特，器物群組合、制陶技術等，又自成一個整體。然而，它的來龍去脈，卻一直是個謎。

現在，考古研究表明，上山遺址，以及早期屬於上山文化的小黃山遺址——兩處迄今為止發現的浙江最早的兩處遺址中，都發現了上山文化和跨湖橋文化的疊壓關係，這對於梳理浙江整個新石器時代的發展源流，是個重要的探索方向。

在浦江博物館的陳列室中，我們就看到了表明兩者關係的圖表：上山遺址出土的跨湖橋文化遺物與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跨湖橋文化遺物比較，通過表格中的陶器對比，清晰展現。

在跨湖橋文化之前，人們一直認為帶鏤空圈足器是在新石器的偏晚期開始流行起來的。因此，蕭山跨湖橋遺址中發現的類似高腳杯的圈足陶器，曾讓大家對跨湖橋遺址的年代產生質疑。

而如今，比跨湖橋文化早2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也出現了圈足器，上部與大口盆相似，底部裝上圈足，有的還有鏤空裝飾。這不禁讓人們追問：跨湖橋文化是否從上山文化延續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