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

從1803年5月開始，貝多芬著手創作《降E大調交響曲》。關於這首交響曲創作的動機和由來，眾說紛紜。流傳甚廣，但又不足全信的傳聞是：貝多芬在創作此曲時，是以拿破崙為對象而創作的，因此他在總譜扉頁上寫有“題獻給波拿巴”的字樣。當他聽說拿破崙稱帝時，大怒而叫道：這個人也不過是個凡夫俗子罷了，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大肆蹂躪全人類的權利，把自己置於萬人之上，成為了一個獨裁者。然後，憤而扯破總譜的封面，以致扉頁都被擦破。1804年10月此曲出版討，改名為“為紀念一個偉大的人物而寫的交響曲”。

該曲的總譜1804年春謄寫好后，立即經維也納的法國使館辦理呈獻給拿破崙的手續，但不久又作罷。至於以上的故事只是為這次贈獻增添了傳奇的色彩。另外，為這首樂曲四個樂章加設標題一時也蔚為風尚。如將第一樂章加上“一位英雄的死”；第二樂章為“葬禮”；第三樂章為“墓前的休戰”；第四樂章為“葬禮的宴會和讚歌”。甚至有人認為第一樂章表現了拿破崙的騎馬賓士以及在埃及的征戰。

但實際上，無論此曲有多少的外在動機，其內在衝動完全來自作曲家正在受傷又渴望新生的靈魂，來自作曲家對戰勝命運的英雄——新的自我的企盼。從1796年開始，貝多芬的聽覺出現了問題，1798年至1799年病症明顯加重。到1801年，病症愈發嚴重起來，從而使貝多芬內心出現危機。1802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寫的遺書就是一個明證。但是他無休止的作曲慾望把他從自殺的慾望中拯救出來。“是藝術，是她留住了我。我認為，在我沒有完成交給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離開這個世界，這簡直是不可能的。”我要扼住命運的喉嚨，決不允許它毀滅我。”就在他精神最憂鬱的時候，他卻寫出了充滿歡樂情緒的《D大調第二交響曲》，這一交響曲第一樂章出現的英雄主題兆示著歌唱戰勝命運的英雄、讚美戰勝自我的英雄的交響曲的出現。

總之，這部作品絕非是一部描繪拿破崙形象的描述性作品，即使貝多芬在作曲時心中存有某位英雄人物的形象，他對這部作品的創作依然是純粹和抽象的。

第一樂章，“有活力的快板”，一開始全樂隊奏出兩個降E大調主和弦，果斷而有力，而兩個和弦則構成了整部交響曲的引子。緊接著由大提琴呈示的主部主題，構成整個樂章最重要的素材。

第三樂章，詼諧曲，“活潑的快板”，用跳弓演奏。

第四樂章帶“點”的跳音要演奏得輕巧、均勻，並且要控制好力度。

第一樂章

第一樂章展示了英雄豐富的靈魂世界和巨大緊張的鬥爭場面，規模宏偉壯觀。鬥爭的熱情、堅韌的毅力、衝破一切障礙的膽略同困惑、沉思、痛苦的情緒交織在一起，達到了高度的心理衝突的戲劇性，這種緊張的戲劇效果直到樂章末尾才得以緩釋。

一開始由兩個雄偉而果斷的和弦構成的超短引子，一下衝破了堤壩，引來無邊無際、浩浩蕩蕩的洪水。第一主題素材簡單，進行速度相當於圓舞曲，但潛藏著極為充沛的精力。從一開始低沉而從容的音調到不協和音、切分節奏，再到樂隊全奏的高潮、廣闊的音域，這一主題匯成一股洪流，貫穿著整個樂章的始末，支配著它龐大而複雜的發展。與之相對的第二主題由兩支旋律構成，其中一個如哀怨的訴說，另一個寧靜而情緒緩和。但第一主題的急流勢不可當，無孔不入，第二主題似乎很難與它勢均力敵，形成奏鳴曲式的主題對比。

第一樂章的發展部最為突出。在古典交響曲（包括貝多芬的其他交響曲）中，大致把發展部控制在呈示部的三分之一，至多二分之一的範圍內。而貝多芬在這裡將這種關係大大地顛倒，使呈示部與發展部的比例為三比五，例外地擴展了奏鳴曲式的內部結構。整個發展部是一個巨大的戰場，挑戰、抗衡、退卻、復活的軌跡在對位和復調的世界中展開。

從復活的情緒中引出的再現部並不是簡單的重複，第一主題已沒有呈示部那樣激越，一切都充滿了勝利的凱旋之情，染上了喜悅的光澤。又一個特別的地方隨後出現了：這一樂章最終的長尾聲變成了第二個發展部，第一發展部中那種緊張不安的爭鬥消失了，一切都變得寧靜、安樂、無拘無束、瀟灑自如。最後音樂捲入勝利的狂歡之宴當中，充滿了酒神痛飲狂舞的力量。

第二樂章

第二樂章貝多芬稱之為“葬禮進行曲”。此樂章採用三段體，前後兩段可謂英雄的輓歌，沉鬱緩慢而莊重，充滿悲劇的氣氛。特別是后一段構成了全樂章的高潮。它的規模特別宏大，旋律緊張，其中的賦格段極具表現力。隨著所有音區音響的逐漸增強，貝多芬創造出強烈的戲劇性效果。尾聲部樂隊的聲響漸漸低微下去，好像送葬的隊伍遠遠而去，人們沉浸在英雄與人民永別的悲涼氣氛中。三段中部的色調作為對比，比較明朗，猶如一首英雄的讚美詩，脫盡了悲悼壓抑的情緒。

第三樂章

第三樂章為諧謔曲，直接把聽眾從悲愴的氣氛之中帶入充滿朝氣和激昂的氛圍里，主題猶如山谷中的激流奔瀉而下，把人引入更為壯闊有力的高潮中。

第四樂章

第四樂章是規模巨大、戲劇性強烈的變奏曲，只有二十年後創作的第九交響曲的終樂章方能與之媲美。這個樂章的變奏主題是貝多芬在1795年間寫成的一首鄉村舞曲，這支旋律后在其芭蕾舞劇《普羅米修斯的生民》和《鋼琴變奏曲》中使用過。這一樂章以古老的固定低音與變奏的形式寫成。在聲勢浩大的快速樂句構成的引子后，弦樂器以撥奏的方式把固定低音的主題一個音接著一個音呈示出來。這支固定低音旋律在以後的變奏中經歷了真正的交響發展，每一次變奏都具有嶄新的形象，每一次變奏都奔向這首交響曲輝煌的頂端，每一次變奏都匯聚著更多的英雄力量、更狂熱的激情、更強烈的生命衝動。同時，在第三變奏中，貝多芬加進了一支新的明亮光輝的旋律，這支旋律同固定低音旋律一道經歷了以後的變奏，變得愈發寬廣，猶如一支莊嚴的頌歌。

“歷來對《英雄》一曲的普遍看法——它是開啟交響曲的浪漫主義時代、與傳統分道揚鑣的革命之作——只有一部分正確；在很多方面，這首曲子把18世紀交響曲的理想帶人其理論的最高境界，與其說是革命之作，不如說是傳統之登峰造極。在《英雄》中，貝多芬仍然遵循古典主義的形式規範，例如整體鋪陳、配置、四個樂章的均勻分量、在樂曲的片斷髮展中完成和聲目標並充分表達思想。雖然此曲奏鳴曲形式的第一樂章，要比莫扎特或海頓任何一首交響曲的快板樂章都來得龐大、雄渾，但它實在可以看做是古典樂派的最高體現。”（美國音樂學者泰德·利比評）

《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是交響曲史上的里程碑。通過這部作品，貝多芬突破了其創作第一、二交響曲時延用的維也納交響曲創作模式。在體裁上革故鼎新，大幅度地消減以前交響曲中常見的嬉戲性、娛樂性，並以探討人生哲理、描摹社會發展、體現時代特徵而代之，個性更為鮮明。而與以往的創作顯著區別的是音樂形象所獨具的史詩般英雄性格。從此以後，跟其他音樂體裁相比，不論是規模還是內容，交響曲都成為最適合表現重大題材和富有哲理性內容的器樂門類。

《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的出現，標誌著歐洲音樂歷史中具有重要社會政治意義的題材第一次進入交響樂這個音樂體裁的領域。這是貝多芬的重要貢獻。貝多芬不僅使代表中心形象的主題成為奏鳴曲式的第一樂章的核心，而且使它貫穿交響曲的各個樂章，形成整個交響曲內部的有機統一，這種貫穿發展把樂曲一步步推向最後的高潮。與此同時，貝多芬還把革命的法國經常為犧牲者們舉行群眾性葬禮採用的音樂體裁引進這部交響曲作為慢樂章；用充滿清新活力的、潑辣的諧謔曲代替了通常作為交響曲第三樂章的宮廷典雅風格的小步舞曲。這樣，整個交響樂套曲的面貌煥然一新。

從作曲技術上講，它是一部革命性的作品，長度和複雜度前所未有。在兩個序奏和弦之後，它以一個簡單得難以設想的、建立在降E大調三和弦上的主題開始，但是又忽然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升C，在整個樂章進程中帶來了沒完沒了的變奏和展開。除了常用的第二主題和結尾主題外，還有許多過渡性的動機，在整個樂章中十分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