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

27歲，就任瑞士某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2年後，榮膺法國一家銀行副總裁。杜聰在華爾街工作10年，理想是“成為華爾街出色的銀行家”。這既是杜聰亦是其母的夢想。上世紀90年代後期，杜聰首次接觸內地艾滋病人。在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帶領下進入河南上蔡后，杜聰義無反顧地終結了此前的光榮與夢想。2002年至今，杜聰只有一個身份，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該身份，他鐵心伴它終老。

杜聰的義無反顧讓他“費了好大的勁”說服眾親友。中國傳統觀念中，成功被定義得世俗狹隘。杜聰母親受其影響，反應激烈：“我供你讀哈佛，不是讓你出來做義工的。你要做慈善，可以業餘兼職去做。你現在年輕，積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幾年，等你老了怎麼辦？你要為你的將來著想。”杜聰反駁母親：“將來的事我看不見，現在的事，我不能看見了不管。”至今，母親認定兒子為普救眾生而選擇了自毀前程之路。儘管杜聰榮獲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從金融界退步抽身，眾親友意識中“阿聰是中了邪了”。業內同仁看法亦然。一片反對、惋惜聲中，只有白先勇肯定杜聰：“按你自己的意志走路。”杜聰自小熟識白先勇。

做全職義工，杜聰當時並未如此決絕。他的理想狀態是“找個既有善心又有資源；既具勇氣又懂管理；既敢擔當又能持久；既有智慧又有慈悲的人。”一番尋找無果。杜聰不得不承認“這個人就是自己。”世紀之難面前，他面臨全職、半職抉擇。身邊人勸他“你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做義工啊”、“等你積累更多資金再做也不遲啊”。教會學校對杜聰的教育是“一個人挨餓時給他碗粥比他飽時給碗肉更急需。”艾滋孤兒一天天長大，時間不允許杜聰慢慢物色合適人選。他“絕知此事要躬行”。“迫在眉睫”、“刻不容緩”，杜聰形容等待救助的孩子———莊稼。農家大忌：種莊稼不能誤農時。

杜聰視這場蔓延世界的艾滋病為烈火毒焰，他定位自己為消防隊員。如果別人隔岸觀火，而他必須親臨火海救火救人。“能在這場火災中救出一個人，也是值得的。”假如他有能力盡全力滅火卻因私念半心半意，他會為惜力內疚終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杜聰在人間地獄發願。再就是，高耀潔的榜樣力量激勵杜聰不能輸給一個老人，尤其是以一雙小腳奔走吶喊的古稀老人。

2002年，與高耀潔走了十幾個村莊后，凄楚無助的傷病員、認命順受的臨終者、孤苦無依的艾滋遺孤、荒草凄凄的“金字塔”墳塋……幾個鏡頭交替在杜聰腦海閃現，以致他生理失調。暴食、失眠、噩夢纏身、夜半哭醒、有時白天無故哭泣……一連數月。2004年7月，艾滋病大會在泰國舉行。某論壇上，美國影星李察基爾談及艾滋病人對他的影響，與杜聰如出一轍。杜聰熟識的幾名記者亦然，他們初次是帶指派任務採訪疫區，之後則是帶著揮之不去的記憶及由記憶引發的不可遏制的慈悲再三前往。杜聰屢以藏傳佛教的兩件法器———智慧和慈悲警醒自己：“你不能陷在慈悲里，你要有智慧，跳出慈悲，智慧度人。否則，能醫不自醫,能救不自救。”

2002年年初的一天，家訪結束，一行5個男人在玉米地里吸煙、嘆息、沉默。善感的杜聰唏噓抽搐。當晚，失眠的杜聰做出兩個決定：辭職；“智行”基金移向中原。當時，杜聰位至法國某銀行副總裁。有人如此做比杜聰的選擇：“虎落中原。”

杜聰平均每隔六至八星期就到河南、山東、安徽、廣東。從香港出發前，並非佛教徒的杜聰習慣在自家供奉的白瓷觀音像前燃香祈禱旅途順利、病人安康、孤兒不孤且讀書有成，尤其是還能見到他熟悉的病人。他幽默地評說辭職前後之變：“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掙，全年無休。”